文本细读的意义和可能
摘 要：自20世纪中期英美“新批评”理论兴起以来，文本细读作为一种理论批评方法早已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理论层面的进展也日新月异，大大拓展了对叙事文类和抒情文类的理解空间。伴随大学教改中博雅教育和“原典精读”要求的强化，文本细读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在大学的“原典精读”教学实例中，文本细读在促进人文传承和学术创新方面的意义和可能性有较为生动的体现。
关键词：原典精读；教学实践；鲁迅；《铸剑》；《狂人日记》
本文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68页。此为未编辑版。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为准并注明出处！
关于这个题目，我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或独到的理论需要宣讲，斗胆来谈，只有一点“教学实践经验”可为依托。所以对看了题目、怀着来听讲“阅读理论”的期待的朋友，首先要说声抱歉，我这里要谈的，只有自己在大学任教“文学原典精读” 课程的点滴收获。
文本细读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早在20世纪中期的英美“新批评”中即已被广泛运用，由此建立起一种主导了西方人文学术转向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德里达将其核心要义口号化为 “文本之外无他物”。其意义前人也有过很多总结和探讨，从理论层面谈起来，大致有如下数项：破除文学研究中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借以建立对文本的意义生成机制的更深入、更内在化的认识；挑起文本骚动和理论反叛，打破定见，促进创新。基本上我们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和谈论文本细读，将它作为一套具体可用、行之有效的文本解读方法。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文本细读更可以作为一种普遍的阅读文本的要求，随时向读者提出来。由此，文本细读广泛适用于对接受文本有较深入的要求的社会生活各领域。
而我今天来谈文本细读在不限于文学批评的更普遍的文学阅读和理解上的意义，主要是由在大学里从事“文学原典精读”的教学和研究活动的点滴经验而来。大致上可以说，在大学里进行的这样的基于 “原典精读”的“文本细读”活动，是大学教育中的常规活动，也体现大学教育的一般意义和方式方法。其意义主要在于人文传承，包括培养阅读兴趣、促进接受原典熏陶、帮助建立传统连接、鼓励传统创化等。
一、《铸剑》的例子
阅读是一项实践性的活动，其意义应该体现在收获上。收获固然有抽象的层面，但更主要的应该还是具体可感的，所以我应该结合具体的例子来谈，看看文本细读究竟能带来什么。在此试以《故事新编》中的《铸剑》为例。《铸剑》是一篇体现了鲁迅的惊人想象力的作品，它的主题是复仇，现代文学中几乎没有能超越《铸剑》在描述复仇时达到的美学强度和想象的作品。既然是“故事新编”，与其他各篇一样，《铸剑》的情节要素自然也是有来源的，但它所依据的古典文献相对简单，对复仇过程没做什么描述，只说眉间尺的头颅被用作接近王的由头，被煮了三天三夜，用以诱惑王，以实现对他的复仇。《铸剑》讲述的却是一篇来龙去脉非常完整，人物言行和心理得到充分展开的故事。全文共四节，第一节写少年眉间尺在寡母的照料下养成，交待他的家仇的缘由和他的复仇意志的觉醒；第二节写眉间尺复仇途中的挫折和与黑色人遭遇，最终决定信赖他，同意将自己的头颅交给黑色人，作为诱饵去接近王以实现复仇；第三节写黑色人履行诺言，用眉间尺的头颅成功换取了王的头颅，最后加上自己的头颅，上演一出三头颅大战，彻底实现了对王的复仇。这三节文字写得很“抓人”，称得上高潮迭起，使读者的注意力也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但高潮中的高潮应该是第三节，其中不仅有饱满的内在紧张度，而且充满匪夷所思的奇幻色彩和无以名状的喜感，给予读者的“阅读快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这一节文章称得上是通篇精彩，需要细细品读才能曲尽其妙，这里只能略说一二。黑色人携带眉间尺的头颅进入王的朝廷，将他放在用礼器大鼎煮沸的开水里作法，眉间尺的头颅逐渐活跃起来，获得活着时没有的力量，开始随黑色人的号令起舞、歌唱，引诱王的兴趣。王本来是高冷的人，金口难开，惜字如金，也很容易暴怒，很难控制情绪。黑色人把他诱到鼎边，趁机将他的头颅剁进鼎中。沸水中两颗头颅开始搏斗，老谋深算的王占据了比年幼力弱的眉间尺更大的优势。黑色人毅然将自己的头颅也砍进鼎里去助阵眉间尺，二人的头颅在非常奇幻的场景中竭尽全力把王的头颅咬得鼻歪眼斜，“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最后沉落鼎底，彻底死透，并被煮烂。从“复仇”的命意来说，故事写到这里应该算完了，不管是眉间尺的父亲铸的剑还是黑色人的头颅用意志铸造的看不见的剑都完成了使命，实现了复仇。在这段叙述与描写中，不仅有情节的紧张性、人物言行的悲喜交作之感，更有作为情节连缀和情感过渡的几首 “奇怪的歌”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超灵出尘之感等等，允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奇幻之祖”，是一段示范性和生产性远未被充分认识的真正的经典。但又不只此，作品还有第四节，写的是这件事情的后话：三颗头颅都在鼎里煮烂了，只剩下鼎内的白骨残渣，和鼎外的王的整个惊惶的朝廷，包括后宫和权臣。这些王的剩余物们要区分出王的头颅，给他做“大出丧”。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作品写得非常详细。最终他们没有办法有效区分，只好把三颗头颅合在一起“大出丧”。
鲁迅在厦大开设了两门课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还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两本教材，写了历史小说《铸剑》、《奔月》等。
鲁迅曾说，他不大满意《故事新编》写着写着就 “油滑”了，这“油滑”大致意思是指笔底打滑，偏离原来的创作意图。这其中也包括任由趣味主宰叙述的倾向。过去我们读到这最后一节的时候，通常把它当作《铸剑》中也有“油滑”的例子。钱理群先生在解读这一节时，把重点放在从思想上解读参与大出丧的权力集团成员等看客，认为不完全是油滑，但其意图偏离作品的复仇主旨，变成了鞭挞看客。我们在这里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讨论，最后达成共识，认为这一节完全可以有别的读法，既不一定是“油滑”，也难说是鞭挞看客。何以见得呢？我们最终从第四节的文本细节中找到了切入口。作品写到参加大出丧的群众时依次用到“人民”“男男女女” “百姓”和“义民”这几个不同的概念，值得分析。文中说：“七天之后是落葬的日期，合城很热闹。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天一亮，道上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中间还夹着许多祭桌。”又说：“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最后说：“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１］按照这些词汇在文中出现的顺序，大致可以理解成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四方的“男女”汇聚起来，在“大出丧”的典礼中体现为王国的“百姓”，其中“几个义民很忠愤”于“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这样的“义民” 服膺于王所主导的秩序，被称为“义民”是很恰当的。但“人民”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这里，是要传达怎样的信息呢？我们推敲了很久，觉得应该结合作品的创作语境来看。《铸剑》文末注记写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实际上完成于１９２７年４月，正是大革命高潮时期，“人民”这个概念在中国新文学语境中的使用也属于新出阶段，它所体现的是明确的阶级意识。这样一来我们就应该问，鲁迅把一个这样的新词用在作品中，而且用得非常自然，毫不突兀，既看不出特别的“油滑”，也没有任何突出，算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考虑下来，最后我们决定称之为“心的指引”。意思是，这很可能是鲁迅在“时代环境”熏陶下无意识地使用的词汇，这样的词汇体现了作者头脑中本有的观念和意识，它的出现，对于作品语境来说，是一种意义的提示。它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使用，而唯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时，才尤其会泄露出作者想要透过作品体现的意图。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其实是很好理解的。通常情况下我们期待小说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不大喜欢在作品中直抒胸臆的类型。如果在做“形象展现” 的作品中出现了直抒胸臆的词汇、句子或段落，又表现得很突兀的话，我们会视为败笔。而表现得很自然不突兀的话，就会成为《铸剑》这样的例子。由此解读，我们的结论是：《铸剑》所写的复仇，乃是通过实现个人的目标达到人民的目标，最终体现的是人民的美学，而不只是个人的美学。
我们从这个入口反思整个作品的构架，首先发现第三节和第四节的美学风格紧密相承。第三节写得非常奇幻，第四节写得非常狂欢。我们通过对文本的仔细分析，发现“人民”对“大出丧”的热情来自对这件奇异之事的兴趣，而非对王的死亡的兴趣，更不是出自对王的衷心的哀悼。真正忠诚于王的“义民”数量很有限，更多的人是来看热闹，赏鉴奇观，参与到奇观带来的异乎寻常的欢乐中。“人民”从这场面、这欢乐中得到解放，在解放感中蔑视了王的高高在上、生杀予夺的权力。王的王权从此不再存在，并将受到永久的嘲笑。可以想象，在这个王被埋葬之后会有新王出现，王国的权力结构可能短时期内不会被动摇。但没关系，只要王国存在一天，这个王就将永远和刺客埋在一起。这两颗头颅和“逆贼的魂灵”将永远嵌入王国的权力结构，成为对王权的永久嘲笑。一旦王国崩溃，坟墓就将变成烈士墓，成为对英雄的永久纪念。所以，这样的结尾对《铸剑》来说不能缺少，有了它，《铸剑》的美学强度才会更进一步往上走，这个复仇才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完成，即在砍掉仇敌的人头、将他撕咬得面目全非、进而煮成白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精神上彻底征服和埋葬了他。从这样的处理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在其他作品和场合中常有表现的“追求极致体验的美学”。所以这样的结尾不是偏离在整个文本结构之外的，也完全不是作者临时写得高兴了、额外添加的 “油滑”，相反，这节文字在奇幻的基础上叠加了狂欢、在实现肉体复仇的基础上增添了“魂灵”上的征服，有了它，才使作品获得了更高程度的完成度，不仅不多余，反而不可或缺才是。最终我认为，尽管我们不能由此直接说鲁迅在这里体现出了对阶级论的接受，但不妨说，他在这里表明了，复仇这种个人的伟大事业不是孤立于整个群体事业的，而可以是群体事业的一部分，人民因为这样的个人事业，至少可以得到情感上的释放。这个结论很浅显，可能不一定非常准确，值得进一步思考。
此外关于这部作品，我们还觉得很奇怪：《铸剑》为什么要叫“铸剑”？鲁迅曾有个解释，说最后结集时有文本洁癖，把篇目搞得比较整齐。八篇作品排出来，每篇的标题的构词法都是一致的，“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像动宾结构。但我们也可以说，为什么不叫“复仇”？要说“铸剑”，首先是眉间尺父亲铸剑，这在故事开始时早就完成了。文本并没有处理眉间尺父亲的铸剑过程，故事开始于铸剑完成多年之后，他的遗腹子长大了。最后我们发现，“铸剑” 在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落实，即实际上是说从眉间尺的父亲到眉间尺和黑色人接力合作，以各自的生命共同铸造了一把无形之剑。作品写道，在复仇的最后关头，黑色人从背后掣出无形之剑，“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在这个层面上，文本也没有做过多处理。青剑有没有实体？雌雄双剑，雌剑为王占有，雄剑有没有实体？文本都处理得很模糊。这有玄机，实际上是悬置了复仇之剑的实体性，意味着作品还有比喻层面的铸剑，是代代相传的不屈的英雄们用自己全部精气神和整个生命铸造的剑。
这就是我们在原典精读课程中所处理的《铸剑》的例子。区区所得，不敢保证完全靠得住，但这样的阅读和思考无疑是有趣而有益的，至少对于唤起阅读和钻研的兴趣很有帮助，所以我们还在乐此不疲地进行下去。
左图为《伤逝》剧照
二、回到《狂人日记》
有人问，文本细读与理论学习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否相互妨碍，如有，应该如何处理好？对此我要提出一个理论：所谓细读，就是研究性、批判性的阅读，其目的是要打开文本的新的解读、理解空间，建立对文本的新的认知；其方法是研究性、批判性的学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知识准备、先行文献的阅读了解、周边文本的关联性阅读等。如果不了解研究史背景，没有建立问题框架和问题意识，恐怕很难形成阅读聚焦，从而注意到被忽视的细节。细读不是从零开始，没有任何依傍地直接得出理想结果，相反是艰苦的过程，要跟文本纠缠不休，要了解关于这个文本的一切，才可望有一天突然发现并尝试解决问题、建立新的论述。可能在发现问题，进入尝试展开自己的理解并建立论述的具体操作时，需要暂时忘记陈说，集中注意于自己的探索，但这个发现问题的过程，必须是艰苦学习和钻研的过程。围绕文本的一切，了解得越多，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在前人成果累积的崇山峻岭中爬梳剔抉，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可能性就越高。在经典文本细读方面，是没有投机取巧的余地的，任何有意义的发明或发现，都只能来自于努力所造就的“奇迹”。
结合具体的例子，这次我们要回到《狂人日记》，多讲一些关于这部矗立在中国现代文学源头的“原典”的事情。
２０１８年是《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我们很多一级刊物组织纪念专栏，发表了很多讨论文章。起初我没赶上这个趟，后来被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先生约稿，补课性质地写了一篇《〈狂人日记〉百年祭》［２］出来。我是从细读这篇作品的文言小序和正文结尾开始的。它的正文结尾很单纯，是一个省略号，不是惊叹号。作为《呐喊》中的第一篇小说，长久以来的主流论述是把《狂人日记》的“救救孩子” 作为“第一声呐喊”来解读。这有问题。如果“救救孩子”是一声呐喊，它后面的标点符号该是惊叹号，而不该是省略号。如果不是呐喊，会是什么呢？我比较同意是像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先生所形容的那样，只是一声嘟哝、嘀咕，一种尝试性思考。我们看原文，《狂人日记》第十二节说的是：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３］然后第十三节，只两句话：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３］
为什么“不能想了”？因为想下去事情很清楚，就是一片黑暗。原本自以为外在于几千年形成的 “吃人”的文化结构、自信有足够的资格去唤醒和拯救别人的“狂人”，想到这里彻底明白自己并不干净，整个环境中也并没有干净的人。在作品中，狂人从被月光灌顶、启示、开窍、洞察了令人震动的文明真相后，要说出真相，扭转局势，在劝转他的大哥时非常自信，说你们都是吃人的人，为什么要吃人，为什么不安好心，把心思转过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马上可以见真的人。这时他觉得自己很干净，认为 “我和你们不一样”。再想下去觉得不对，他想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首先我有道德负疚感，我没那么干净，我的骨肉兄弟是吃人的人，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再进一步就是第十二节：“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发现自己也卷在吃人结构里，根本无法摆脱。还要继续想下去吗？包括孩子、婴儿、没出世的人在内，会不会有人能外在于这结构？这时候我们看到了狂人的决断：“不能想了。” 再想下去真的完全没出路，彻底黑暗绝望。婴儿要由母亲养大，如果母亲吃过人，她的婴儿的血脉尚未出世就带着吃人的原罪，哪里会有干净的人？当此时刻，千头万绪截断众流，到此为止不能想了。在这决断中我们发现了后来成为鲁迅的经典论述的反抗绝望。这决断是反抗绝望的起点。明知想下去是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没路的地方，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想一想“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再想一想“救救孩子”，可能有价值。可以说，我们熟悉的鲁迅文学的主旨都是从这里延展开来的。这可以算是一例，通过对标点符号的解读，重新打开文本的理解空间。
对新文学来说，标点符号不是小问题。标点符号系统的应用与新文学兴起发达的关系非常大。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位杰出前辈郭绍虞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创会成员之一，今天我们记得他是因他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了这个二级学科的创始人。其实郭先生的成就远比这大。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只是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的教材去写的，他是要通过批评史写作尝试建立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系统性认识，从对“小学”的推敲开始到对中国文学的两种基本构成，也就是“文的文学”，即以书写文字为主的文学，和“语的文学”，即以口头为主的文学之间的交错消长起伏的分析达到结论，建立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述构架。这牵涉到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文艺理论以及整个文学史的古今通变。今天我们视为一种“二级学科”论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郭先生那里是用来将整个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相关知识打成一片，对其做融会贯通的整体描述和把握的。它里面说，在中国的“文的文学” 和“语的文学”交错起伏中，一种偏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另一种进来起作用，中国语言本身的特性导致中国的“语的文学”不断向“文的文学”趋近，“文的文学”不断向雅言、格律化、格式化趋近，中国文学发展的最高典范是八股文，八股文赋予散体文以格式，只有有一定格式后我们才能读懂，知道怎么去读。我们今天学古典文学、文献，可能还要拿没断句的古书原始版本训练点读。这很难。如果没有一定音韵学和关于中国古代文体构成的基础知识，一大片文字不间断地排列在一起，是读不断的，甚至连格律诗都可能读错。［４－５］总之郭先生的论述是很精彩的，我这里只是抓扯一点皮毛，推荐大家去读原著，他除了批评史之外，还有“照隅室”系列论著。八股文为什么要弄成八股、制造格律？他认为是为了便于大家释读、交流。新文学起来后，标点符号的应用释放的表达空间是难以想象的。过去用格律形式加以表达的东西，现在用标点就包含进去了。标点作为文字的补充，为文字赋予情感色彩等内容。整个文章表达就丰富得多。鲁迅不仅是我们新文学前驱，同时是标点符号的前驱，是最早一批推广使用标点符号的人，这里面包含的问题和可能，值得好好探讨。
解读完正文结尾的省略号之后，回头再来看《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过去我们对《狂人日记》的基本解读是奠定在狂人“病愈候补”这一情况之上的，把“候补”的信息当作“事实”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很少或从不怀疑“候补”就真的是候补去了，等候做官去了，进而认为这意味着狂人反抗失败后没出路，只好乖乖就范，重新回归旧秩序去了。包括我自己，当初写《重读〈呐喊·自序〉》时也是这么认为的。这种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鲁迅要在《呐喊》第一篇给我们讲失败的故事？他的用意何在？我们展开想象，觉得可能是先驱者的先见之明。他提醒大家不要把反对旧文化看得太轻易，而可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输得一败涂地。这样狂人的失败就变成警告。狂人的“候补” 意味着失败后的沦落，对这种沦落的表现成为对先驱者的经验总结和对未来者的提示。这是我们的主流论述。后来北京大学严家炎先生注意到这问题可能不需要这么悲观去认识，提出“候补”有很大想象空间。鲁迅也做官，尽管是在民国时代。鲁迅同时代这批知识人也不反对做官。鲁迅后来也写过形形色色的候补者，尽管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命运悲惨，但他们也并没有完全抛弃作为先驱者的自我。最典型的例子是《孤独者》和《在酒楼上》，尤其是《孤独者》。魏连殳被迫回归他在理智上不能接受的旧秩序，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跟旧秩序捣蛋，坚决不合作，最后死了还在不妥帖的衣冠里显示灵魂不屈。这是“候补”的一种可能。这样的人不是彻底沦落，而是以自己的献身书写先驱者的不屈。除了严先生提出的例子，我们还有更多例子扩展对“候补”的想象空间。像作品里提到的徐锡麟先烈这样的人非常多，他们去“候补”，把自己当成刺客和炸弹，埋伏到旧的权力体系中，伺机炸掉这个秩序。但这类拓展性想象终究只是想象，没有文本依据。我找到了把这些想象落实到文本中的办法：“候补”这个说法是由大哥提供的，其可信度需要先加个引号悬置起来。大哥在整个作品中是作为狂人的对立面，或是被狂人推到对立面而存在的。他的思想情感跟狂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小序后附有写作日期：七年四月二日。这个“七年”是指民国纪元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而《全集》注释告诉我们，“候补”是清朝官制。他在民国七年用了一个过时的词对当下事态加以描述，说明在他的意识世界和他所处的现实世界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从这个时间差里呈现出来的事态，必然是扭曲的。由此，“候补”成为被污染的信息，不是我们可以原原本本不加思考接受的信息，它所包含的说话人的思想情感需要斟酌考量。再经过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它所表述的，不是狂人的思想情感。在作品中，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称呼，把他当成得了具体的病的病人、恶人、疯子，但没有一个人把他看成狂人。他在小序没出场，但留下了他的证词：病愈后回头看生病期间的日记，在吸收外界信息后作出自己的反应，得出对自我的认识，判断这是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狂人“愈后所题”，“狂人”乃是狂人在“愈后”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的自我认知，这个名号只题写在病中日记上，为好事之徒“余”所见之后，乃采为作品标题，除此之外无处可见、无人知晓（大哥除外）。这意味着，有别于在正文部分的大喊大叫，病愈后的狂人低调隐没，怀着明确的自我定位，是以内心丘壑不足为外人道的姿态离开曾在其中发疯的旧家，“赴某地候补”去了。这个意义上的“候补”与其说是“候补”，还不如说是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的故事我们很熟悉。离家出走的狂人是新青年，而不再是没落的老新党。《狂人日记》叙述狂人的发病过程、病人的拟态，讲狂人的故事写得像狂人，这个层面很精彩，狂人因心理原因导致身体上的反应，外化为行为，从行为带来的后果中清醒过来，去“候补”。这是狂人的“故事”层面。过去我们对这个层面已做出方方面面的细致充分的解读，剩下的阐释空间可能已经不多了。但狂人还有一个 “思想”层面，正是这个层面使《狂人日记》历百年淘洗仍屹立不败。狂人从认识文明本质到认识到自己也卷入其中，我们对这部分涉及的自我认知和在其下做出的对策认识不足。从“不能想了”到“愈后自题”再到“病愈候补”，狂人的这一系列决断和动作都不是小事，而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缘起和源起。如果不嫌夸饰，我们可以说，整个新文化、新青年以及现代文明史，都是离家出走的故事，各种各样离家出走的故事构成了现代文学和文化。我们不同阶段文学一直在讲述从父亲家、相爱者自愿组成的家、丈夫家、自己最亲近人的枕边或隐私空间出走。从父亲家出走，最经典的文本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大家庭的孩子走出大家庭。从相爱者共同组成的家庭出走，最经典文本是《伤逝》，是子君解放的故事。“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宣言说给父亲的家，也说给涓生听。对涓生说的是，我们结合的共同生活需要有爱作为基础，因为爱才有我们共同的一切，没有爱的你与我无关。离开无爱的家，我走时把这个家里所有赖以维生的物资全给你规整好，你好自为之。［６］子君是以一个骄傲的觉醒的女性的姿态再一次从男人的家庭里出走。子君后来死去，她的死与涓生可能有道义上的关联，却没有实质性的相关。出走后的子君自己承担自己的命运，在这意义上精神独立，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子君为什么死去？那是另一个问题。在当时条件下，要么死掉，要么回来，这是鲁迅的明确判断。中国的伟大新女性，精神独立的女性在那时代诞生了，子君是杰出代表。但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她们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才是鲁迅认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设身处地为女性着想，同情于她们的没有出路，乃至最后为这样的独立献出自己生命，所以这也是他不屈战斗的深层动力，要为子君这样的女性有更好生存环境，有她们独立精神寄托，一直为她们鼓与呼，包括像祥林嫂、单四嫂子这样的女性，为她们保留一线希望。单四嫂子没有梦见她的宝儿，就是狂人的决断，不能想，保留一线希望。包括祥林嫂问到底有没有地狱，保留一线微茫希望。子君精神上有没有在家庭共同生活中沉沦是个问题，我们同样要思考子君有没有另一种生活可能。涓生强调有这种可能，但他的想法只是空想。连他自己都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一个女性要找到工作，以继续他们的务虚，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不必问了。从丈夫的家出走，最经典文本是《寒夜》。巴金对新文化精神把握得最透彻。从亲人身边出走，最经典的文本要到伤痕文学里去找，因政治立场不同，夫妻相互揭发，父子反目成仇，这样的故事很多。
电影版《寒夜》海报
三、短篇与长篇
最后，有人问，文本细读是否只适合于对短篇作品的精细处理？如果是长篇的话，一字一句的精细阅读恐怕会是灾难？这个问题要看是在哪个语境下谈。如果是要考虑大学课程设置的话，复旦大学的以“原典精读”为核心的创新课程体系里是有长篇作品精读课程的，比如《〈史记〉精读》《〈红楼梦〉精读》等，就是说，即使是长篇小说，也可以被设置为精读课程加以处理的。如果是在一般性的研究性阅读的语境下谈，答案就更清楚，任何文本都是可以被 “精读”的，篇幅长短除了与个人的学习和研究计划有关之外，并不是什么需要特别加以考虑的问题。我们看到不同学者在精读不同文本，长篇小说如四大古典名著、激流三部曲、《围城》《财主底儿女们》以及现在非常热门的“红色经典”等，都在被持续不断地“精读”。这里可以举两位教授的例子。一位是刘志荣教授，他过去研究巴金，做了精彩漂亮的文史互证细读研究《文学的〈家〉与历史的“家”》［７］。另一位郜元宝教授，研究《围城》，特别聚焦于其中的方言书写，发现《围城》写的这群人迁徙的路线恰好经过中国南方几个主要方言区，经过每个方言区时，作品都会对这个方言区的方言有所表现。这项研究确实漂亮，我从没想过《围城》那么漂亮典雅的现代汉语中，竟然包含了中国南方主要方言区的方言。他由此论述现代汉语怎么炼成，结论很宏大。现代汉语的基础方言是北方官话，在此基础上形成 “普通话”，成长在南方方言区的作家，“母语”与“普通话”存在较大差距，他们在写作时都有一个被迫用“普通话”翻译他们的“母语”方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从词汇、语法等多方面丰富现代汉语的内容，从而对现代汉语的成长发展作出贡献。郜教授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方方言区的作家对现代汉语的成长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北方作家。［８］这样一番研究，就是很典型的细读研究。当然一方面任何文本都可以被细读，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文本经不起细读。这方面鲁迅是个例外，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经得起、也需要被细读。他是快四十岁时才起手做白话小说的，是一位深思熟虑的作者。有时我们很有勇气，轻易下断语，说他这篇小说写得好，那篇小说写得不好，真相可能是并非写得不好，而是我们的认识不到位，还不足以评判好或不好。由此，不断摸索细读的方法，开展研究性、批判性的阅读就显得很重要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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