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介绍：孟泽，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有我无我之境》《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洋务先知——郭嵩焘》《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等。
最初知道郭嵩焘，是差不多30年前，我正在读研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里，收录了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我读下来，既怦然心动，又瞠目结舌。
我去了郭嵩焘老家湘阴。与左宗棠得到格外重视不同，郭嵩焘在湘阴几乎找不到“遗迹”。我跟当地的朋友讲，50年之后，郭嵩焘的名望会高于左宗棠。为什么这么说？我当然也喜欢左宗棠，多能耐的一个人，英雄。
但是，我想告诉诸位，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被我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郭嵩焘生平大概
我先稍稍介绍一下郭嵩焘的生平。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
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罗泽南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
不久，入值“南书房”，后遭算计，被朝廷处分，继续到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求回籍，以身体为由反复告假，连皇帝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回到湘阴仅一个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得知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的发展是他早已有所预判的，他因此愤然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
郭嵩焘的性情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的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中兴诸名臣之下，他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得像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做得像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的原因正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来，这样的讲法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所谓“失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变革时代的人物，在一个“坏时代”，“成王败寇”的标准，尤其远离人道。
其次，人与人的相处或共事，性格当然重要，但观念与思想同时主导着一个人的性格与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无法真的相处妥帖。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与左宗棠、刘锡鸿等人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个性使然，实际上无不隐含了观念上的深刻对立，包括对于曾国藩，虽然情同手足，但他没有表现出类似刘蓉那样的无以复加的尊崇，其实也在于郭嵩焘认为曾国藩“于洋务素非通晓”。因此，郭嵩焘的骄傲，正是一种基于思想观念上的骄傲，有着此种“先知”般思想观念的人，除非出落成为纯粹的哲学家、宗教家，否则，很难容忍周围的“蒙昧”。
再次，郭嵩焘的时代，在今天的反观中，最重要的国务就是“洋务”，观念的突破是最重要的突破，没有观念的突破，一切所谓“事功”，所谓“作为”，只能局限在传统的价值理想之下，无法改变一次失败接着又一次失败的悲情局面。如此，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于郭嵩焘“性情”的接受程度，正取决于对他的“观念”的接受程度，这也是如何评价他的关键。
先知先觉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鸿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给他立传赐谥时，尽量拐弯抹角，强调他对曾国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礼记质疑》一书如何“折中群经，淹贯三礼”。这自然煞费苦心，他们想把郭嵩焘纳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或者说，这些在郭嵩焘时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试图按照自以为宽容的标准来肯定他的作为，以便弘扬他的业绩。
按照我们在今天的“后知后觉”，郭嵩焘在近代士大夫中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他的“先知先觉”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是对西洋特别是对洋人的认知。郭嵩焘就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洋人之与吾民，亦类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这就是先知吗？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商人、商业的。 郭嵩焘认为，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自然也多有冒犯。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主张成立一个类似“市舶司”的机构，管理海上商贸。
第三个方面，是对“政教工商”所谓“本末”的认识。李鸿章一直欣赏他在办理洋务方面的才能，郭嵩焘在英国时，李鸿章极力维护保全他，郭嵩焘心知肚明，但他对李鸿章并不全盘认可，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焘觉得李鸿章办洋务“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开船、制炮，指望买几艘铁甲船，摆到中国海口，以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焘看来，这是儿戏，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
在郭嵩焘看来，“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郭嵩焘同时意识到，取法西方，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技术上讲，可以“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这样的“本末之辩”，证明郭嵩焘不仅较真，同时也务实。
第四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观察。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 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振兴。他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
作为先知，还体现在他的自我认知。世上有很多聪明人，聪明人可以做出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我一直觉得，最令人心仪的人，是那种对于自己的处境有清明的认知而不悔初衷，同时又有着自嘲勇气和能力的人。
从英国返回后，将自己的经验和见识编成了一本书，叫《罪言存略》，送给“一二至好”，,他甚至沿用张居正的话说，自己“愿身化为稿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他的遗嘱很有点“绝情”：“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如此痛苦而倔强的自我安排，证明郭嵩焘甚至已不再在乎他那个阶层的人无法不在乎的虚荣了。（计亚男、杜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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