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约瑟之谜
在其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疑问：在公元1至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欧洲，但当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之时，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却停滞了呢？延伸到经济领域，李约瑟之谜就变成：为什么16世纪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西方，而在16世纪后却衰落了呢？
李约瑟之谜在学术界引发了巨大的研究兴趣，相关讨论大体可以分为：政治体制说，中国的大一统集权政府压制了民间商业和创新活力，而欧洲分散的封建君王很难阻挠商业资本的崛起；经济模式说，富饶的长江黄河流域养育了大量人口，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不需要替代劳动力的机器设备，而人少地多的欧洲则迫切需要工业化带来的资本积累；文化哲学说，中国古代哲学缺乏形式逻辑，儒家文化不鼓励冒险和挑战权威……此外还有气候地理说等不一而足。
以上各种解说皆有合理之处，但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古代中国的体制环境在16世纪前后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为什么同样的政经文化体制、气候地理环境在16世纪前造就了繁荣，而在16世纪后却以至于衰败呢？
二、古代中国的“钱荒”
殷商之后，在距今三千年前的西周，古代中国的货币体制就从原始的私人货币过渡到了政府货币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以铜为材质，铸造自己的货币，如楚国的布币，齐国的刀币。秦灭六国后，奉黄金为上币，统一铸造外圆内方的铜币——半两钱，这成为此后几千年中国铸币的样式。
秦之后直至南宋灭亡的近1500年间，除了三国和五代十国这一百多年的混乱之外，多数时候都是集权、稳定、便于经济发展的朝代。尤其是长达九百多年的汉、唐、宋，更是达到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巅峰。
然而，经济发展离不开“钱”（货币和信用，见前文《货币主义公式为什么是错的》）。在没有现代银行体系的古代中国，信用不发达，而货币又掣肘于币材的匮乏：那时的中国不产黄金，铸币所需要的铜矿又常常不敷使用。所以，“钱荒”就成为困扰历朝历代皇帝的大问题。
解决“钱荒”的办法之一就是允许私人铸币。在汉高祖到汉景帝的50多年间，皇帝们信奉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老子学说，既不干预经济，连铸币也懒得去弄，所以全是私人铸币。汉武帝平息吴王叛乱后，铜矿收归官府，私人铸币被禁止，还搞了一场“算缗”、“告缗”剥夺富商中产的运动。唐朝的“钱荒”问题更为严重。唐玄宗时期，宰相张九龄曾经建议放开私人铸币，但玄宗没有同意。不过，在整个唐代，一直默许私人铸币，政府只是在私人铸币的质量实在太差、乃至看不过去时才予以干预。
解决“钱荒”的办法之二就是节约用钱。首先是不再用货币纳税。按理说，货币纳税既可以推广货币使用，从而降低民间商业的交易成本，也可以极大的便利政府。因为实物纳税可能会导致政府自民间所纳之物非政府当时所需，而且，货币纳税还可以将纳税范围延伸到商品之外的人头税、收入税，从而扩大税源。但是，货币纳税造成了更严重的“钱荒”。公元780年唐德宗时期，颁布了用货币纳税的“两税法”，这就立即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在短短40年间，一斗米的价格从200文跌到40文。“两税法”遂被迫取消。其次是禁止民间囤积货币。唐朝后期颁布了“禁蓄钱”政策，规定民间持有的货币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花掉，不得囤积，否则就没收定罪。
解决“钱荒”的办法之三就是降低铸币成色（含铜量）。这个办法实际上是政府货币时代屡试不爽、用以抽取“铸币税”的法子。一般情况下，降低铸币成色还有所收敛，但到了财政紧张时期（如战乱），政府就无所顾忌了，如南北朝时期“形式薄小、轮廓不成就”的官方铸币。官方掺假，民间就替之以更加掺假的私人铸币，这些铸币“薄甚榆荚”乃至能够漂浮在水上。劣币必然驱逐良币，所以，最终官府的货币就连同铸币税都在市井中消失了。
三、东方的纸币
中国的“四大发明”脍炙人口，但不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五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纸币。纸币的发明当然离不开造纸和印刷术。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方法，使得纸张进入全面实用的阶段。印刷术始于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在唐朝发展为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宋代的毕昇又将之升级为更加便利的活字印刷术。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较汉唐更为繁荣的朝代，当然，“钱荒”更加严重。北宋的四川是铁钱流通的地区，由于铁的价值远低于铜，同样的购物，所需携带的铁钱就更加沉重。于是，民间发明了可以兑现铁钱的纸币。在审理了几件民间纸币无法兑现铁钱的官司后，官府发现了纸币的好处。公元1023年，北宋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专门印制纸币“交子”。交子原先仅在四川使用，后逐步扩大到全国。南宋时期又改称为“会子”，由户部（即财政部）专管。
既然货币发行是由户部掌管，那么，发行多少就看财政的需要了。于是，纸币的发明虽然立马解决了“钱荒”问题，但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滥发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北宋发行交子的早期，规定每三年发一次（称作“一界”），以新交子收回老交子。后来遇到财政困难（如王安石瞎变法致使经济凋敝时期），加上与金的战争，官府发了新交子也不收回老交子。南宋时期也是如此，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大肆发行会子。当然，官府偶尔也会表示对通胀问题的关心，告诉民间将会用金银收购纸币，这种类似于现在央行正回购的做法被称作“称提”。但是，从来都是“称提无策”，直到丞相陆秀夫背着最后一任小皇帝在崖山跳海。
短命的元朝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宋朝的纸币制度。元朝规定：第一，禁止金银流通；第二，户部专管，以金银为本，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第三，一切赋税都可以用纸币缴纳。明朝建立后不久，即于公元1374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同时禁止金银流通。1375年，宝钞1贯相当于1000文的铜钱，但随后很快贬值，至1432年（第二年郑和七下西洋归来）1贯宝钞只能换5文铜钱。由于纸币的滥发，民间开始拒绝使用。正好从此时起，海外的白银开始涌入，民间喜欢，官府也顺水推舟，明朝转向了事实上的白银本位。
纸币制度在宋朝维持了200多年，在短命的元朝也有几十年时间，而在长达270多年的明朝，开国仅60多年就无法稳定币值，这当然与财政开支有关。除了诸如征服安南（越南）的战争开支外，耗资巨大的郑和七下西洋（公元1405-1433年）恰恰发生于大明宝钞急速贬值时期。
按理说，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带来贸易和经济繁荣，然后自然是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明成祖朱棣只想着让郑和去宣扬皇帝的威德（有一说法是让郑和去寻找被他赶下台的建文帝），并非去搞贸易，因为明朝本来就一直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除了花巨资造船之外，还要给亚非拉的小伙伴们准备各种礼物，以至于明朝财政“支费浩繁，库藏为虚”。后世看来，在禁海政策之下，看起来云帆蔽日的皇家舰队实则是孤帆远影，后面并无跟随的民间商船。
郑和下西洋不仅导致了明朝纸币制度瓦解，而且，还间接地资助了西欧的大航海和后来在全球的称霸。欧洲学者也承认，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就不会有西欧列强的崛起。试想，如果中国人一直用自己的纸币，后来西欧人辛辛苦苦从美洲弄来的白银怎么会有人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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