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能够合希腊之力东征，是因为他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对希腊的成功征服。这次征服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几乎与此同时，印度的列国时代也开启了统一进程。完成这一进程的，是北印度雅利安十六国中，兴起位于恒河下游的“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一带）。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个北印度国家内部完成了一次王朝更迭，新上位的王朝被称之为“难陀王朝”。随后难陀王朝统治下的摩揭陀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并逐步吞并其它恒河平原的印度雅利安国家。当亚历山大的大军进入印度河平原，准备继承波斯帝国遗产之时，难陀王朝也完成了北印度的统一，并试图向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及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扩张。
在亚历山大开始东征之时，波斯帝国仍然在印度河流域保有一定统治力。大流士三世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大军中，就有来自印度的军队。当然，这种统治更多是采用一种不触及当地原有社会结构的羁縻方式，以帝国派驻的总督做为统治纽带。应该说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东征，难陀王朝将很有希望帮助印度雅利安人，拿回被波斯羁縻统治的旁遮普地区的。毕竟此时的波斯帝国已经开始没落，数百年来所累积的矛盾，将使之无暇顾及帝国边缘的印度河流域。换句话说，一个处在“分久必合”阶段的北印度，相对“合久必分”的波斯时将会更占据优势。事态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统一（相对）的大帝国，将会被称之为“难陀帝国”。然而虽然完成了这一开创性事业的政治势力，的确来源于摩揭陀国，但王朝的名称却变成了“孔雀王朝”。在印度历史上取得堪与亚历山大帝国、秦帝国比肩成就的开创性帝国，也被烙上了孔雀的标签。
孔雀帝国的开创者“旃陀罗笈多”原为摩揭陀国贵族，他在印度河流域击败亚历山大留在印度的军队后，携收复“失地”之功，回军僭越上位成功（其实难陀王朝当初也是如此）。这个故事与宋通过“陈桥兵变”代周建宋的典故颇有些类似。二者之间的不同点在于：北上抗击契丹入侵的赵匡胤并没有真的抵达前线（只是借抗敌之由拿到领兵权），便能够黄袍加身；旃陀罗笈多则是自己看到了机会，在旁遮普的“反马其顿战争”中壮大了自身，再回到母国夺取政权的。类似故事，在东西方历史中比比皆是，我们更关注的此类故事背后的地缘轨迹。
尽管“旃陀罗笈多”的起点不如赵匡胤高（后者本身为领兵将领，前者则是被放逐的贵族），但他所面临的机遇却要好得多。在征服干燥的印度河流域之后，恒河流域湿热气候环境，严重影响了马其顿军团的横扫全印度的决心；另一个影响士气的因素，是马其顿军团出征十年以来，所扩张的领土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军团成员，都希望能够享受一下胜利果实了。
从地缘角度看，将南亚扩张线暂时止步于印度河流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决定。之前的波斯帝国，以及之后的很多入侵者都曾经这样做过。雅利安人本身也是在印度河流域盘亘了几个世纪，才继向续恒河平原扩张的。不出意外的话，代表印度-雅利安文明整合了恒河平原的“摩揭陀国”，将与亚历山大帝国在旁遮普地区，展开长期的对抗状态。然而意外总是无处不在，离开印度的亚历山大很快便因病去世，这使得他所开创的帝国事业，没有能度过最初的危险期，便进入了权力斗争的高峰期。亚历山大留驻于印度河平原帝总督将领们，首先要考虑是的如何在新的政权格局中站队，而不是如何管理这片土地。这种纷乱的局面，也为印度雅利安人重新拿回印度河流域的主控权提供了契机。
正是借助亚历山大离世所造成的混乱，被放逐的摩揭陀贵族迅速抓住机会，在印度河平原的“反马”战争中做大自己，取代难陀王朝建立 “孔雀王朝”。当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通过“继业者战争”（公元前322-前301年），将大帝留下的政治遗产大致按亚、非、欧的地缘属性瓜分为三块之时，孔雀王朝也已完成了北印度的政治重塑，并有足够的实力对抗前来印度河平原接收亚历山大遗产的希腊人。
公元前305年，孔雀王朝与继承亚历山大帝国亚洲部分的“塞琉古王朝”的战争开启。不过这场战争并没有发展成一场全面战争，而是很快以双方缔结和平条约（并联姻），塞琉古王朝退出印度河平原的结果收场。这也是印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印度本土政权成功抵御外部入侵的案例。除了北印度正处在统一之后的高峰期以外，这一成就这很大程度还因为对于塞琉古王朝来说，印度并非势在必得的核心区。基于在“希腊化”世界中争霸的需要，塞琉古王朝的关注点一直在东地中海，王朝的首都也因此设在地中海东北角的安条克。如果此时的印度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么接收曾经被波斯长期经营，并见识过马其顿军团威力的印度河平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就现在情况来看，塞琉古王朝如果一定要“拿回”并固守印度河平原的话，显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退出印度河平原的塞琉古王朝也并非一无所获。印度丰富的物产，使之在进入文明期后，一直是东西方贸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双方决定不再以战争形式解决矛盾时，随之而来的必将是贸易的繁荣。对于骨子里浸透商业基因的希腊人来说，对土地的直接占有从来不是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途径。这其中所带来的好处，甚至直接反映在了军事层面。从印度引入的战象（最初500头是在缔结条约时由孔雀王朝赠送的），在接下来塞琉古王朝的西方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苦于得不到印度战象的情况下，不得不谋求训练非洲森林象来抵消塞琉古王朝的这一技术优势（结果并不理想）。
如果说塞琉古王朝的野心是在东地中海，那么孔雀王朝想做的，无疑是统一整个南亚次大陆了。这一愿望在孔雀王朝更迭到第三位君主时得以实现，堪称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向南征服了德干高原腹地、向西扩张至兴都库什山脉，基本完成了南亚次大陆的统一工作（除了最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一带以外）。然而表面的政治统一，并不能掩盖孔雀帝国所面临的内部矛盾问题。要知道政治统一的基础是民族与文化的认同，而对于地缘结构复杂的南亚次大陆来说，这却又是最大的问题。
整合印度所遇到的障碍，具体来说就是婆罗门阶层对信仰的垄断权；以及种姓制度在吸收外来民族时，所遇到的结构性障碍。首先来谈谈婆罗门阶层和信仰问题。大多数资料介绍印度教时，往往只是简单用印度教源自古代的“婆罗门教”一笔带过，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二者之间是否有区别，又是否只是一个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叫法。事实上，二者之间还是有显著区别的。简单点说，印度教是婆罗门教的升级版。也正是在升级之后，印度教才成为不仅限于印度雅利安人，通行南亚不同民族集团的宗教。
从技术上看，婆罗门教与印度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进入了偶像化、人格神时代，而婆罗门教时代则有更多原始宗教的成分。在婆罗门教时代，掌握祭祀权的婆罗门阶层，是人与神明沟通的唯一途径。信仰的基础就是由婆罗门设定的各种复杂宗教仪式，以及身为祭司的婆罗门阶层（想象一下原始宗教里的“巫师”）。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婆罗门阶层更倾向于用宗教之力，彻底固化社会阶层。参考西欧中世纪时期，罗马天教教廷与诸天主教政治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身为世俗统治者的刹帝利阶层，显然不会都对婆罗门阶层的这种权力垄断感到满意。
15世纪末，西欧社会及世俗统治者与罗马教庭之间的矛盾，触发了一场轰轰列列的宗教改革运动。此后，以基督新教或“新教”为名的教派，成为了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立的，广义基督教（因为在中国，新教很多时候以“基督教”为名）三大教派。新教与天主教的本质区别，在于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理解的圣经之意，直接与上帝对话。由此将原天主教罗马教廷所主导的祭司阶层，置于了可有可无的境地。对于无法从罗马教廷那里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新教思想的产生也有助于自己摆脱罗马教廷的掣肘，建立有利于世俗统治者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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