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怒海浮生客
（二）少辉，你在哪边？（上篇）
他们曾是知青教师，是什么让他们走上去香港的道路？从底层打拼，逃港者又有怎样的辛酸？当年的赴港知青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两鬓斑白的老人，每当谈论起当年的惊险，他们依旧记忆犹新，滔滔不绝。
为了母亲，留在农村
陈克治今年73岁，旁边是他的妻子李洁馨，今年是他们来到香港的第47年。
1966年，陈克治从广州市第五中学毕业。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开展，“老三届”学生纷纷被送往广东各地农场插队。21岁的陈克治被分配到惠州市博罗县铁场公社中的黄西大队。
陈克治曾有过去香港的打算，但为了留在广东陪伴母亲，他还是希望能在农村好好待下去。
上山下乡的青年从15到20几岁不等，劳动力低下，加上抢占了农民资源，广州知青在农村处处受到排挤。在评工分时，农民会故意压低知青的工分，知青们也很难摆脱繁重劳作，承担技术类工作，陈克治也是如此，从开车到打铁，一有机会陈克治就努力表现自己，希望能像工人一样工作。
1970年初，黄西大队准备抽调人员到县里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师资培训班。因为学历更高，农民也不得不承认知青更适合这类工作，陈克治与其他三名知青被选中，到黄西学校开设初中班级，陈克治被安排教授物理化学课。
陈克治平淡的劳作生活出现了转机，在这里，陈克治认识了李洁馨。他们来自同一个城市，同一间中学，同一个公社，多年来他们不曾相识，却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契机，感情在两个年轻的生命中悄悄萌发。
在黄西学校教书的陈克治和李洁馨按大队干部拿工资，每月每人有32块钱，两人的储蓄甚至达到了六百多块钱。在1970年，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数目。也在此时，陈克治的母亲患上了鼻咽炎，曾经犹豫的陈克治暂时放弃了偷渡的念头。
工作和爱情都美满顺利的陈克治决定和李洁馨扎根农村，安心过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两人安稳的生活被换校长一事打破。新校长改变了原有的教师作息制度，一系列革命化的施政措施让陈克治感到不满。
1972年陈克治的母亲去世，他唯一的牵挂只剩下了李洁馨。于是，万念俱灰的陈克治辞去了在生产队的教师职位，决定回广州找李洁馨一起到香港。
台风中游过大鹏湾
2014年5月1日，59位逃港人冒着被检控的危险在吉澳岛设立了偷渡遇难者纪念碑，每年前来拜祭。
陈克治深知到香港并非易事，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有差错，陈克治不仅无法向李洁馨交代，更无法向她的父母交代。
陈克治和李洁馨的逃港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他们需要确定路线，逃港的路线大致可分为三条，东线是大鹏湾，水路距离较远，夏天还有鲨鱼出没。中线。是翻越梧桐山硬闯边境，因为走陆路相对安全，所以最多人选择这里。而西线则是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的元朗。
陈克治的大嫂是深圳龙岗公社的当地人，可以在边界接应两人，为他们准备偷渡物资。因此陈克治两人选择了走东线，游过大鹏湾。
第一次，陈克治除了李洁馨外还带上了他的同班同学，三人结伴同行。在龙岗会和后，他们准备在附近的林场躲避一晚，不料路上就遇上红卫兵。看他们不像当地人便开始大喊。第二天一早，大队的治安保卫主任就押着两人去公交车站买了回惠州的车票。
第二次，一个指南针，一份地图，1973年7月10日，陈克治与李洁馨两人启程，从龙岗坪山出发，在12日晚上正式上山。但上山后的四五天陈克治两人都没见到人烟，于是他们开始不分日夜地按着指南针的方向前进。
陈克治原本打算黄昏5点下山，两个小时可到海边，可不料下山走到海边时已经11点半。而且海的状况和前一晚完全不一样，乌天黑地，刮风闪电。
身处荒山野岭的陈克治和李洁馨已经四五天已经没有见到人影，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人投降。加上两人的干粮已经耗尽，游到香港已经成为了他们最后唯一的选择。
7月16日夜里，香港天文台挂出了两年来首个九号风球的标志，乌天黑地刮风闪电，在这样的台风天气，陈克治和李洁馨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游过了大鹏湾。
夫妻二人上岸的地方
与一年后开始的“即捕即解”政策不同，此时的港英政府对偷渡客仍然持欢迎态度，水警每天都有任务到边界接收他们，并护送进入市区。在岸边停留一段时间后，陈克治和李洁馨被过路的老婆婆收留。在老婆婆家住了三天后，她带两人去找水警。
从元朗警局出来，陈克治和李洁馨立刻写信向大陆的亲人报平安。拿到香港身份证后，他们又马上登记结婚。两人没有举行世俗的婚礼，但他们的爱情，已经扛住了大鹏湾的惊涛巨浪，通过了九号风球的严峻考验。
赴港后的生活
从五十年代开始，大量资金、创业人才和廉价劳工从中国涌入，香港制衣业因此迅速发展。六十年代初期，制衣业超越纺织业成为香港出口收益最大的工业，也是制造业中雇员最多的工业。刚到香港时，陈克治夫妇就在纱厂工作。陈克治的工种属于粗纺，负责将棉条纺成粗纱。工资按指数表计算，多劳多得。因为年轻灵活，陈克治和李洁馨很快就比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工资还要高。
赴港者居住的木屋
陈克治夫妇的举动并不是个例，由1976年到1981年，五年间共有近50万人由大陆非法到港，相当于1976年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在当时，很多公司都喜欢招像陈克治这样的“新移民”，因为他们大多不怕苦不怕累，工作相当努力。
由于纱厂工作环境恶劣，陈克治转行到了骑士电梯安装公司上班。陈克治带的队伍凝聚力高，大家都按时上班，因此工作效率高，工程进度最快。在朋友的鼓励下，陈克治决定自己承包工程来做。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香港转向发展工业，内陆来的新移民正好带给香港需要的资金、知识和劳动力。陈克治夫妇只是无数赴港人的缩影，他们在这里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也为香港的繁荣做出了一份贡献。
当年的逃港知青，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两鬓斑白的老人。每当谈论起当年偷渡时的惊险，他们依旧记忆犹新，滔滔不绝。
陈克治，1966年高中毕业于广州五中，后分配至惠州博罗插队。1973年7月16日深夜与女友偷渡大鹏湾抵达香港。
二人遂以7月16日作为结婚纪念日，同心协力在港开枝散叶。近年来，陈先生热心参与在港知青的各种公益活动。
人到晚年总有很多回忆，我们一群偷渡老知青，总忘不了年轻时铤而走险的难忘经历以及痛失朋友的伤痛。
初抵港时，每逢清明或重阳，边境禁区开放，都会有人到边境，向北拜祭当年携手走险遇难忘友。
多年来，我们都很想为难友建义冢，立墓碑。经过多年努力，终于2013年底，得到吉澳某村村民义助，于2014年5月1日找到吉澳一处远离民居的山头，立了一块石碑。
我们命名为「知青碑」，纪念当年偷渡遇难的知青朋友，了结了多年心愿。
碑文：「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此义举未经政府许可，属违法，也因应政治气候，所以没有刻上立碑日期，也没有公开碑石所在的具体位置。
亡魂应会明白立碑者的苦心。几年后，立碑地方最终也暴露，那地方名「鬼吊角」。
立碑全由我们亲力亲为
我和原广州第五中学校友邓裕祥都是立碑参与者。立碑当日，天气预告阴天多云有雨，出乎意料之外，整天风和日丽，老天助我们立碑。
对我们这班长者来说，立碑绝对是强体力劳动。那天，从搬运碑石、水泥及铁枝等物料，到开垦碑地立碑，及最后泥水修葺，全过程由我们亲力亲为，无假手他人代工，合众长者之力一气呵成。
石碑没有刻上日期，2014年重阳节再去加固石碑。
因为担心石碑会受天然或人为破坏，立碑同年的重阳节，我和邓裕祥及黄东汉等一众六人，由村民协助申请禁区通行证，再次登上立碑地。
庆幸碑石仍安然屹立。我们用水泥加固了石碑和祭台的基座，再在碑的背后用石头和水泥砌成拱形的支承墩，护着石碑。
遇上暴雨，支承墩也可将汹涌而下的山洪分流，倾泻去两旁，不致直接冲击石碑。我们一群立碑者用心良苦，祈盼有一天，此碑会成为合法的纪念碑。
知青碑前风平浪静的大鹏湾
石碑前一望无际的大鹏湾，她曾经温纯地拥抱精疲力尽的偷渡者安然入睡，又会忽然变脸，顷刻之间以巨浪旋涡吞噬年轻的生命。
我们遵守与村民的协议，立碑一个月后，才低调向其他知青朋友公开立碑义举，以及公开当日的照片和视频。
公开后，引起知青圈内很大回响，勾起了偷渡知青的集体回忆。我们「老三届」的同学时有不同场合聚会，谈天说地，立碑一事都或会成为聚会时的其中话题。
2015年底，我在「广州五中海外校友」群组发起到红磡海逸皇宫酒楼茶叙，反应热烈出乎意料，二十多位不同年代的校友，大都是久未谋面、有些更是从未谋面。
马拉松式的聚会由早茶至午饭后，再延续到下午茶收市。话题天南地北，都离不开学生时代及离开母校后的往事。
一些有相同经历的老三届校友，话题都围绕着当年的共同记忆：下乡、偷渡、回城。
我和邓裕祥都是偷渡知青，当年都有身边的朋友偷渡遇难，因此热心参与立碑及第二年（2015年）5月1号再拜碑。
邓裕祥交友面很广，很热心校友之间联络，他的朋友圈内，很多都是当年经历多次投奔怒海的人，都曾有过与难友生离死别的悲痛记忆。
倾谈起来，想不到在坐还有几位同学，都有参加五一拜碑活动，因为那天参加拜碑的人太多而大家没有留意到彼此原来同是五中校友。
一位初见面的学弟吕俊义很感慨，他回忆起一位当年「起锚」（即偷渡）后至今杳无音讯的朋友。
他那位朋友名叫李少辉，文革时和俊义是同级同学，俊义初二(3)班，李少辉初二(2)班。
俊义回忆，他是最后见到李少辉的少数几人，1970年初，他们一伙志同道合的知青朋友分头串联，觅得一处很「坚」（可靠的意思）的「埋堆地」（偷渡起程上山的最后集结地，地点要尽量接近香港边界，要容易隐藏，方便接收干粮及其他偷渡物资，然后立即上山亡命。），地点是东莞县寮步的知青窝，该地点先后接应了好几批五中校友，大都能成功。
为免目标太大容易暴露，所以每次只能接应三至四人，次数也不能太频密，以免被民兵察觉。
他们商议后决定分两组，陈兴伟、冯家基、吴维忠第一批先行，三人都是新制一年级同班同学，吴维忠和李少辉又是同大队不同生产队知青；
第二批是李少辉、吕俊义及陈兴宏（陈兴宏是陈兴伟的哥哥）。
李少辉和吕俊义身体强健，陈兴宏外表精瘦，三人下乡后常联络，是很好的搭挡。李少辉和陈兴宏更是从小认识，交情深厚有如亲兄弟，誓言共生死同进退。
俊义很迷信一位人称为伍伯的武术师傅，伍伯长期在广州河南（此河南并非河南省，广州市被珠江河东西横贯，分成河南河北。）古刹海幢寺教武术，懂占卜。
他预言俊义在五月龙舟锣鼓响时，独行会成功。俊义信到十足，也因为不想久等「埋堆」安排，终于与李少辉、陈兴宏两人分道扬镳。
结果是，1970年中第一批先行的三人成功抵港；俊义受到鼓舞，1971年初夏独自起行，那次不幸被捕入狱。
俊义出狱后找到寮步的知青朋友打听，才知道李少辉和陈兴宏两人九月初曾途经寮步，但最后「埋堆」地并非寮步。那时俊义仍被关在狱中。
已成功到香港的陈兴伟等三人知道李少辉和陈兴宏已「起锚」，但两人不是按原计划到寮步「埋堆」，十分焦虑地盼望见到两人，从年中等到年尾，都一直落空。
大陆这边，该段时期由「格仔」（专门囚禁偷渡被捕人士的临时拘留所）放出来的朋友也没有见过两人，同生产队的知青也没有两人消息。
年底，知青都回广州探亲，少辉母亲四出走到和少辉相熟的知青家里打听。
先找到少辉的同班同学、同生产队知青彭勇阳，及另一位又是老街坊又是同生队的知青陈已曦，再由勇阳陪同，找俊义和兴伟家人了解详情。
大家都心知，少辉两人已凶多吉少，但又不忍心向少辉母亲直说。
俊义知道后，带上一篮鸡蛋到少辉家里，安慰少辉妈说：「少辉叫我带这篮鸡蛋给您，他忙，迟下再回来。」
说起这一段伤感记忆，俊义说：「几十年了，当日少辉母亲忧伤的神情仍历历在目，无法忘怀！」
一篮鸡蛋，在所有食品都要凭证配给的物资贫乏年代，固然是一份很厚的心意，难得的是俊义那份有如女儿家的细心。
俊义提到的陈兴宏、陈兴伟两兄弟，一直在旁细心聆听的邓裕祥原来也认识。
想不到各自不同的朋友群体与群体间，原来互相会隐藏着令人意外的连系。
邓裕祥也谈到几位和陈兴宏兄弟相识的儿时玩伴：「我虽然不认识李少辉，但和陈兴宏、陈兴伟两兄弟很熟，我的街坊有好几人和兴伟是同班或同级的五中同学，另有个外号叫「摸子」的街坊，和陈兴宏又同是广州42中同学。
他们两兄弟家在同庆路，但和我们一帮小港新村电讯宿舍的同龄街坊走得很密。
「摸子」叫梁能模，腮边有颗墨痣。他的门路很多，认识很多不同学校、落户不同地方、曾经偷渡或准备偷渡的「各路英雄」，也曾经为不少同路人策划及搭路「埋堆」。
但他在1973年后失去音讯，不知他和李少辉有没有关联？」
一、少辉与我惺惺相惜
很巧合，吕俊义所忆述的李少辉，也是我一位深交朋友，俊义所提到的李少辉身边的朋友我大都认识。我和李少辉曾击掌为约：「我们会在香港见面！」
回想李少辉和陈兴宏两人偷渡的日子，正值林彪事件发生时期，边防军对偷渡者的拦截特别凶狠，两人莫非撞到枪口上了？
我们无从听得到李少辉两人的口述，只能凭我们这群当年在少辉身边的亲密朋友的回忆，互相倾诉与少辉的昔日交往，整理出少辉那段不幸经历。
1968年，在上山下乡的高压气氛下，我和几个要好同学计划以「投亲靠友」方式，找一些有利偷渡的地方插队。
本来，母亲一直寄望我能上大学，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令她希望落空，对她打击很大。她不甘心我一下子失去城市户口而沦为知青，所以也鼓励我找机会偷渡。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会理解，一位母亲怎会同意、甚至鼓励她刚成年、而还未涉足社会的儿子铤而走险。
学校安排的去向是海南岛军垦农场或到惠州博罗县插队，后者是我的最后选择。
陈克治和母亲
68年11月某天，母亲抵不住压力，拿着我被安排到博罗县插队的通知书，哭着到派出所注销了我的广州市户籍。
其实当时我心里很乱，只想等到最后一刻才割户口，要取消户口应该由我自己去，由母亲亲自去替儿子注销户口，很残忍！看到母亲拿着户口簿，哭着从派出所回来，我心如刀割。
母亲从派出所回来不到两小时，高三(1)班何万福同学匆匆赶到我家，说已经找到关系，可按投亲靠友政策到万顷沙插队。
万顷沙位处珠江口，与东南面的香港互相遥望，两地距离只有二十多海里。
我没有告知母亲，我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免她后悔伤心。果然，凭着优越位置，一年后，何同学便和他的女朋友及另外几个知青及当地农民成功划艇越过伶仃洋抵达香港。
1968年11月13号傍晚，我们一批100多位广州五中同学回到学校集合，无奈地在胸前挂上大红花，不情愿被敲锣打鼓欢送，分别上了几部「解放牌」开蓬大卡车，载到了大沙头码头，再登上花尾渡(内河船)，被遣送到广东博罗县铁场公社插队。
之前一晚，母亲彻夜未眠，为我执拾行装，离别时母亲异常冷静，只送我出家门，不像别的家长那样送子女上车上船，叮嘱我保管好那张香港亲戚的联络名单，叫我「别牵挂」找机会去见三姨。
「别牵挂」这句话本应该是由我对她说。我一再回头，不舍地回望着站在家门口向我挥手的白发苍苍母亲。
附注：上文和下文中提到「公社」、「大队」、「生产队」是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农村所实施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决策权在公社，推广和执行各项政策在大队，生产队是最基本的单位。生产数据和土地拥有权都在生产队，知青下乡都是直接落户到生产队。仅此解说，方便非那个年代的人士理解。
第二天早上，整船人在铁场公社石湾大队上岸，石湾与邻县东莞的石龙镇只隔一条东江河。
石龙是九广铁路中途大站，事前了解过，石湾、中岗、鸾岗等大队较富裕，亦最近石龙，交通方便。我们都希望能分配到这些大队，方便日后回广州探亲。
抵达前，公社已安排了各个有关大队的农民来等候接收。很失望，我们心想的几个大队都没有配额，而全被安排到佛岭、赤沥、九潭等又偏远又穷的大队。
我和几位高三级同学与公社干部交涉，坚持要到中岗或鸾岗大队落户，说是我们以前曾到那里农忙劳动，也是下乡前学校的承诺。但不获接收人员接纳。
最初有好几十人坚持不走，午饭后走了一些，到傍晚只剩下二十人与公社接待人员相持不下。
最后算是妥协，我们被安排到石湾船厂暂时栖身，等候再安排。当晚，公社干部和接收知青的农民全部撤走，停止了膳食供应。
这二十人之中，以高中、特别是我们高三级同学为主体，好几对是大哥带着弟弟，哥哥带着妹妹。
我也受两位家长托付，带着两位学弟，一位是初一(3)班的李邦耀，他是我一位同班同学的弟弟；另一位是初二(1)班的关平威，关平威性格内向，是我家对户一对退休老夫妇的晚年独生子。
这些十六七岁同学的家长相比高年级同学的家长，更多一份担心。下乡前关平威母亲千叮万嘱，叫我好好带着平威。
可惜我抗拒分配时，平威害怕而不肯跟我滞留石湾。我苦劝无效，他服从公社分配，随大流去了佛岭大队落户。一别以后我没有再见过这位小学弟、小街坊，每次回广州探亲都没有遇上。
他下乡后一直忧郁，后来政策有改变，独生子可以回城，他回城后结婚，却又走上自杀之路。
入夜，各人背上自己的行李，到了石湾船厂，船厂工人招呼我们到一个放置杂物的木阁楼住宿。
我们沿着又窄又陡的木梯爬上阁楼，昏暗的阁楼尚算寛敞，各自打开铺盖分开几排睡在地上。
大家情绪都很差，久久未能入睡。各人身上所带的钱和粮票（那年代出外食饭，除了钞票，还要政府配给的粮票，两者缺一不可。）都不多，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最忧心的是，没有通信地址和广州的亲人联络，令分隔两地的亲人互相担心。
我们高三级的同学早已相识，一些不同班级还未认识的同学互相自我介绍，大家很快熟络。
初三(1)班的张志勋同学解开自己的行李包，拿出一把二胡，熟练地调好音调，拉起一首二胡名曲《江河水》，乐曲高低起伏，如泣如诉，把压抑在我们心中对广州亲人的思念，悲伤地倾诉出来。
那是下乡的第一晚，难忘！
第二天我很早醒来，我有早泳习惯，不分寒暑。石湾船厂就在东江河边，因利成便，天刚发白，我一头跃进东江河，沿岸逆水游了六七百米。
上岸时见到李少辉和彭勇阳正在河边草地徒手练拳，两人同是初二(2)班同学，是学校武术队员，又一起拜师学武，跟海幢寺的伍师傅学太虚拳。
太虚拳大有来头，是清朝宫庭内家拳，伍师傅父辈伍翁荣从咸丰皇叔处习得此拳，初时秘不外传，至伍师傅才开始选择性授徒，少辉和勇阳都是他的爱徒。
少辉的家庭成份是国民党军官，勇阳的家庭成份是资本家，文革时因为相同的「黑七」类（文革时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称为黑七类，是共产党政权的阶级敌人。）家庭背景而受打压，感情更比其他同学深厚，两人形同手足。
他们正在互相攻击防守，对练武术中的「桥手」。两人身手敏捷，速度由慢而快，互相进逼，打得虎虎生威，英气迫人。少辉体格高挑壮实，腰细肩寛，更觉矫健。
我是学校体操队员，也即兴露两手，在沙地上跳跃翻腾，玩了一串自由体操动作，也算利落。众人为我喝采鼓掌。
我赞少辉：「打起架来，你可以一敌三!」
少辉回赞：「你有体操根底，如习武，更无敌!」
彼此惺惺相惜。
随后，各同学都来到河边，先是高三(2)班的梁之锋，我和他很深交，初中三年都已经是同班同学。他也是武术痴、咏春迷，好钻研，对武术理论有很深认识，对少辉影响也很深，很受少辉崇拜。
他在我们这班人之中是较早的成功者，到港后继续玩咏春，有点名气，是香港咏春国术会有衔头的人。
梁之锋一来到便接替彭勇阳，与李少辉对打。跟着，高三(5)班王耀辉及李豪绅及他弟弟李豪朋、高二(5)班的郑如健和陈已曦，初三(6)的黎灼明都陆续来到，这群人大都有强烈的偷渡念头，特别投契，话题都毫不避讳离不开偷渡。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东江河的北岸，对面是东莞县的石龙镇。该段河道有一分支流向西南，形成一个宽阔的三叉口,清澈的河水在那三叉交汇处，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我们憧憬那是海水和河水的分界，分界线的西南可直抵港澳。
河边的泥泞上搁浅了一条「蛋家艇」，那是水上人家起居劳作的所谓「连家船」，船身仅长五六米，宽一米多，低矮的船蓬下、被擦得光亮的船木板上竖起一幅毛泽东像，像前摆放一盆稀饭一盆地瓜，不知算是早饭还是正餐。
船家和两个小孩在狭小的船头跳起忠字舞，向毛像躹躬后，再钻进船蓬内进食，自得其乐。看得我们直摇头。
老一辈广东人很歧视水上人，称他们为「蛋家佬」、「蛋家妹」，传统上，水上人比岸上人低一等，通常岸上人都不会降格和他们通婚。
文革前有一套很受欢迎的电影《南海潮》，有一片段描述一个水上人踩着木屐上岸，被岸上有势力人士斥骂，要他实时脱下木屐，因为水上人踏上岸不可穿鞋只可以赤足！那是对水上人很真实的写照。
梁之锋笑说：「他们现在比我们好多了，真羡慕他们，没有户口限制，一家人可生活在一起。」
李少辉插话：「如果我是他们，不出一个月，我会带上一家人把船划到香港！」满脸自信。
有人建议到石龙逛街，众人都说好。大家所在位置往西几十米便是渡头，有「横水渡」（摇橹或双桨划动的小船）接送过河，每人收两分钱渡船费。
早上是繁忙时段，等候过河的人多，要等船。我好胜，也为了节省两分钱渡船费，于是沿着浅水处步入河中，单手把干衣裤托起，游泳到对岸，比其他同学还先到石龙。
上了渡头便是石龙的主街道，沿着那条路可通往火车站，马路狭窄，两旁是两三层高的旧楼房，骑楼房都跨盖着行人路，建到马路边，风貌很像广州五中附近的同福东路接近市二宫路段，令我们感到亲切。
中午选了一间小饭店午膳，石龙的饭店多，吃饭比石湾便宜。话题仍离不开偷渡。
李豪绅说笑：「阿陈，凭你的泳技，如果能够抵达海边，整个世界就属于你了！」
梁之锋：「以阿陈和少辉的身手，成功的机会肯定比我们高。」
少辉：「偷渡是赌命，靠运气。」
我同意少辉的说法，命运弄人，命运的安排不会考虑人的本领高低，成功的机率是三分本事，七分运气。
傍晚回石湾，我仍旧游泳回去，不过是让少辉他们帮我把干衣物带过河。
滞留的第三天，知道广州五中的学生当日会到中岗、鸾岗农忙劳动。我们相约去石龙火车站，会一会这批文革后复课的母校学生，或许还会见到我们认识的老师。
上午九时多到达火车站，刚好广州的列车到站，几百学生鱼贯下车，乱哄哄地站在铁路旁等候安排。人群中我一眼认出邻家女孩燕萍，文革前的小学生被荒废几年学业，一下子跳升为初中生了。
我家和燕萍家的邻里关系很好。那时，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已成家迁出，家里只有我和弟弟与母亲同住。
1966年母亲退职，依循「顶替接班」政策，可安排一位子女顶替母亲的空缺，当时是很珍贵的留城就业机会，我让给了弟弟。他进了照相机厂，逃过了后来的上山下乡恶运。
及后照相机厂迁到市郊夏茅，我们两兄弟常不在家，邻家燕萍三姐妹常帮我母亲做家务，诸如到公众供水站挑水、到煤店买煤、到粮店买米等粗重家务全都包下来。
我喊了几声「燕萍」她才认出我。「治哥，不见几天，你消瘦多了，你妈很想你，我见她整天在叹气哭泣。」
我脑海浮起离别时母亲异常冷静，送我出家门的情景，燕萍的话我至今记得。
少辉听到我和燕萍对话，有点感触，原来他也有一位年龄和燕萍相若的妹妹，及一位患病、曾做脑部手术而休学的哥哥在家。
说到少辉兄长，勇阳插话，其兄名李少山，1963年在五中高中毕业，手术后闲居在家，潜心研究辨证法和唯物主义，颇有心得，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
他写了好几篇有关社会科学的论述文，都得到当时中山大学教授的好评。
少辉受到他哥哥影响，对辨证法亦有体会，当时已懂得唯物辨证法的三大规律为：一，对立统一规律；二，量变质变规律；三，否定之否定规律。并认为毛泽东只讲一、二，从不讲三，忌讳被否定。
我很惊讶，李少山学长和眼前两位学弟有如此高深的社会科学理论水平，这方面我犹如白痴！
少辉母亲早已知道，少辉有偷渡心思，但反对少辉付诸行动，毕竟，少辉只有16岁，同样的父母心，如果少辉的年纪大一点，他母亲或许会和我母亲一样，鼓励少辉去争取自由。
黎灼明有一位表姐名陈赛甜，和梁之锋也很熟，是鸾岗大队1964年广州下乡知青，后来，我们借用她的通信地址和广州亲人互相通了信。
打后的十多天，我收到陈赛甜转来母亲的两封回信，字里行间显露出母亲对现实无奈、对儿子牵肠挂肚。
陈赛甜那一辈知青大都是被动员或自愿下乡，有些人还获得政府承诺，数年后可回城，所以比较驯服，较少人偷渡。后来受到我们这群新来知青影响，开始醒悟，眼看政府的承诺不会兑现，对前景很失望。
我们这群新知青的到来，击活了他（她）们被消磨的活力，很多人都走上偷渡之路。
两年后，陈赛甜第一次跟随黎灼泽明偷渡，失败后再分头起行，结果在她表弟之后成功抵港，现居美国，此是后话。
口袋里的钱和粮票越花越少，为了节省，每天仍然游泳过去石龙吃饭。随后，好几位同学都跟我一起游泳往返。
有次水流太急，陈已曦和另外几人被冲到下游上岸，要步行一段路回码头和其他人汇合，又累又饿，结果那顿饭要比平时破费，要添加白饭填肚。
一直挨到月底，抗争终于有了结果，11月28号，我们随五中另一批知青一起，被安排到了黄西大队，命运安排我生命的另一半也在这批知青当中，是缘份。
铁场公社的地理位置本来就位于博罗县最西端，黄西又处于铁场最西端，与增城县的三江公社相邻，与中岗大队或鸾岗大队相比，还要富裕，交通也很方便。
黄西大队由四条自然村组成，田头、埔脚、关扎、西头四村，分处东南西北四角，每村都可遥望对角的另外三村。
埔脚是第一大村，第一至第四生产队都在埔脚，分配的知青最多，李豪绅、王耀辉等大多数高三同学都在埔脚，大队召开群众大会通常在埔脚的大地堂；
关扎和田头都是小村，各自只有一个生产队，分别是第五和第八生产队，我和一班十五六岁的学弟学妹共十三人到了田头；
西头是第二大村，包括六、七两生产队；后来六、七两队合并为第六生产队，田头便改为第七生产队。
李少辉和梁之锋等偷渡欲最强的人恰巧又分配到一起，到了西头六队。
初到黄西十多天，我们被安排的农活还不算太累，晚饭后我们曾在石湾滞留的一伙「老资格」知青都会到埔脚聚会，与新一批知青倾谈甚欢，闲聊的知青中夹杂很多农民，我们少谈偷渡。
我喜欢拉小提琴，跟张志勋一起拉二胡，和他很咬弦。张在农村逗留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年便「走后门」进了工农兵大学。
1970年我当了民办教师，搬到学校敎师宿舍，他回埔脚取回私人物品，顺道到学校探我，才知道他哥哥和当时铁场公社革委会主任祝万清的秘书李xx，是当兵时的老战友。
我祝贺他能这么快便可以离开农村。他凭的是私人关系，我们后来走的是涉险赌命，千方百计都是要离开农村。什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是屁话！
渐渐地，日间太劳累，晚上聚会少了。偶尔开群众大会，往往是传达新政策或庆祝新的「最高指示」出炉，难得有机会不用出田干活，我们又会聚在一起。
通常，那些大会的政治气氛很浓，有附近驻军代表参加。每每遇到这种场合，我和李豪绅等高三级同学有意无意打扮得很颓丧，裤管卷得一高一低，左脚「元宝壳」（短筒水鞋），右脚解放鞋，外套的钮扣又上下扣错。
我更常常一连十多天不剃须，大家互相对望暗自苦笑，默默地发泄屈在心中的不满情绪。
李少辉和其他学弟看见我们的样子都忍俊不禁，大队干部却对着我们皱起了眉头。
有一次，是宣传毛泽东什么「四个伟大」集会，又是在埔脚的露天地堂举行。我们几个又是暮气沉沉的模样。
有个年轻的、高个头驻军代表走到我跟前，操着带乡音的普通话以教训的口吻：「革命青年怎这么没朝气？」我没心情理睬。
少辉挤到我和军人之间：「老陈，露两手给他看看谁没朝气！如果你和他单独比试，我买你赢！」
我笑说：「少辉，不如由你上！和解放军打架，输了被当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脚。赢了更惨，变成现行反革命，立即枪毙！」
不知那军人是否听懂粤语，他望了望少辉，又望望我，很不高兴地走开，有点悻悻然。
少辉他们所在的西头村，顾名思义，是在黄西大队最西端。第六、七生产队的农田与增城县三江公社的农田连成一大片，一条牛车路穿过西头通往三江墟，是往三江和增城县城的必经之路。
从西头步行往三江墟半小时，再到石沥滘火车站（石龙往广州的下一小站）也只须一个多小时，骑自行车就更快捷。三江有医院、邮局，每星期都有墟日，很热闹。
我们常去趁墟，常碰到落户三江公社的广州知青，彼此虽不相识，但也交谈甚欢。
少辉他们就住在牛车路旁的一栋洋楼，那是以前大户人家两层高的独立古建筑，是黄西唯一的洋楼。
此楼可算是位处全博罗县最西端、又是博罗增城两县交界广阔平原的一个制高点，被通俗称为「炮楼」。
登上「炮楼」顶四顾，真有望尽天涯路的感觉！「炮楼」又被老一辈有学问的村民称为「西楼」，初到石湾那晚，张志勲拉一曲《江河水》催人泪下。
「西楼」也曾令知青触「名」生情。「西楼」前有一棵古老的龙眼树，意境令人想起南唐后主李煜名篇《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作者抒发出离乡去国的怆痛，知青何尝没有思乡的苦涩？
「炮楼」有两层，每层一厅一房，厅中放置四床，房间另有三床，各层都可以很松动地安排七位男知青入住。
下层的房间后面还有一个杂物房，杂物房堆满生产队以前酿酒酒窑的旧瓷瓶，杂物房内有楼梯直通天台；二楼的出入口在后巷，有独立楼梯上二楼再上天台。
少辉和之锋等人又在地下墙角窗口边，架上一把木梯，刚好和后巷上二楼的独立楼梯的中段接上。
因而，从下层上二楼就不必绕经天台，两层更可直接相通。由于楼内四通八达，外来知青到来投宿，他们大都没有由所属公社或大队出发的出外证明，遇上黄西大队的民兵检查，也可轻易躱过。
大凡偷渡者都有点迷信，「炮楼」矗立于两县交界的平原之上，座西向东，一派紫气东来、祥瑞降临之气势。
「卒友」（广州人以中国象棋术语的督卒、过河暗喻偷渡，卒友指偷渡的同路人。）都祈求由「炮楼」出发，会沾上好兆头，顺利好运。
六、七两生产队的男知青分住一楼和二楼，少辉他们住在下层，在楼下那张通往二楼的暗梯前面，少辉和之锋安装了一个木人桩，一来可用以练拳，二来可遮蔽暗梯。
自此，他们起居活动自成一国，不受农民干扰。慢慢成了知青们到增城、三江趁墟或往返广州途经的聚脚点，也成了外来知青或本大队知青密谈偷渡经验、交流偷渡最新讯息的大本营。
一些外地「卒友」从广州出发「埋堆」前，好常到「炮楼」歇一晚，以「炮楼」为中转站，「炮楼」内经常留有几部自行车备用，这些车一是从广州黑市买来、或是已成功的「卒友」留下。
他们经常接待外来的同道中人，俊义不是黄西知青，也常在那里留宿，所以和西头知青都很熟稔。
西头的外来人口有三类人，五中知青有十八人，汕头知青三人，另有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而被遣送来的一家四口。
三类人都有人涉偷渡，曾经「起锚」的有十三人，大部份是五中知青，成功的有七人，只有一人（李少辉）失踪，加上另外几条村的本大队知青及外地知青，经由「炮楼」输出的成功「卒友」，不下二三十人。
「炮楼」，有如偷渡知青的「起锚」根据地。
那时男女知青之间很拘谨，还带着学生时代的腼腆，甚至碰面也不主动打招呼。
各队知青很早就「分煲」（即知青由集体煮食改为两三人一组自由组合，结成煮食搭挡。），唯独六队七男三女知青长期同伙，没有分煲，这要归功于老大哥梁之锋，他很有凝聚力，是第六队知青的领袖。
七位男知青都曾在石湾逗留抗命，十分团结。三位女知青：洁馨（她后来跟我偷渡，成为终生伴侣。）、小萍（1969年迁去附城公社，1974年在港和我们相遇，至今仍保持密切联系）和月怡都是初二级同学。
放工后，女知青煮饭，男知青到自留地种菜，合作无间。
1970初，大队从每村选派一名知青到博罗师范学校培训，培训后再回黄西小学教书。我和洁馨都各自被所落户的村选上。
刚好那段时期，李少辉的妹妹从广州来西头探少辉，因为小萍已迁往附城，而洁馨去又了师范，少辉的妹妹便由月怡热情招待，互相结为朋友。
那年暑假，月怡邀洁馨为伴，到广州去探访少辉妹妹，洁馨和月怡是很亲密的朋友，现代潮语是「闺蜜」，察觉到月怡对少辉倾慕，月怡人长得漂亮，是大队宣传队员，身材样貌与少辉都很登对。
李少辉广州的家在海珠区近大基头的敬和里，陈已曦也住在附近。那天李少辉不在家，他父母见到两位与少辉同生产队的女知青到访，显得很开心。
李少辉父亲很开朗健谈，母亲少言，却表露出知书达礼，很有教养。如果不是文革和上山下乡，该是一个很美好的家庭。
李少辉对月怡也有好感，但他心思在偷渡，负了一段好情缘。
洁馨跟我说到她和月怡到少辉家探访的那段往事，令我遐想不已：如果上天安排少辉和月怡有我和洁馨一样的运气该多好！
1970年中，我和洁馨及另两位知青由博罗师范回黄西小学当民办教师，我教初中班物理化学兼体育；洁馨教小学五年级语文兼任班主任，对教学都能应付自如。
我们的收入与大队干部同级，月薪三十二元，在当时是很高收入。年底，我们互相欣赏并选择了对方，成了亲密的男女朋友。
那年寒假我带她回家见母亲。初次见到洁馨，母亲很喜欢，很欣慰。
倾谈间，母亲知道我们和洁馨两家同属海珠区二龙街派出所管辖区，住得很近；母亲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和洁馨母亲也同属海珠区饮食系统，早已间接认识，母亲更觉亲切。
第二天母亲问我：「洁馨知不知道你打算偷渡？」我回说「未和她谈及」。
她劝我打消偷渡念头：「你现在的待遇已比耕田好，听街坊组长说，早几天有人来街道调查你，据说是入职国家干部的政治审查，你有可能转为正式教师。
现在有了女朋友，就安于现状吧，你要有始有终，不要因为她女儿家胆子小，不敢跟你偷渡而分手。她是家中孻女（家中最小的女儿），就算她愿跟你去冒险，万一出意外，你怎面对她家里人？」
母亲也是为洁馨家人着想，她和洁馨母亲都了解偷渡的风险，夜间翻山越岭会遇上毒蛇野兽，到得边境又要逃避边防军和军犬追捕，泅渡大海并不单凭泳术和体力，有可能会遭遇鲨鱼和恶浪吞噬的厄运。
仔细思量，两位母亲都不忍心我俩走险、赌命。我明白她的心情有矛盾，其实她始终希望我脱离知青群体，不要一辈子留在农村。
我内心也始终坚持：不会在农村结婚生儿育女，不会让我的下一代留在社会最低层。
之前一年，在博罗杨村农场的大哥刚结婚，大嫂是宝安县龙岗人，我正考虑要和大哥大嫂筹谋，由他们在龙岗接应我们偷渡。
但大哥文革时受到冲击，刚「解放」，弄不好会连累大哥大嫂。所以还没有将我的想法透露给洁馨和母亲。
回想起来，初到黄西小学的头两年，是我在知青生涯中最甜蜜的但很短暂的一段日子。
一方面，沉醉于初恋，我们相恋受到学校老师和高年班学生很正面的祝福；另一方面，我正备受公社器重，我在创建小学新增的初中班物理、化学课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得到公社教育组肯定；
而且，我发挥了我的体育专长，把黄西小学的体育气氛搞得十分活跃，因而受到赏识。
1971年元旦前后三天，我和洁馨（她中学时是学校田径队主力队员）带队参加一年一度在石湾小学举行的铁场公社中小学校学生田径运动会。
赛前，我已和学生打成一片，指导学生进行各参赛项目的练习，和学生一起练基本功，陪跑陪跳，亲身做示范。
结果，那次比赛黄西小学的成绩名列前茅，取得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成绩。某些项目还超越铁场中学，令铁场中学、也是铁场学界最权威的体育老师（名黄业汉，文革前广州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刮目相看。
后又培训出一名黄西小学初中班学生，代表铁场公社参加省中学生运动会，取得佳绩后留在省运动队集训。
公社有意将我转为公办教师，送我去参加高中师资骨干培训班学习，并派项目人员到广州调查我的家庭背景，作转公职政治审查。
我家的街道干部将此事告诉母亲时，令母亲感到荣耀。
黄西小学在田头和西头两村之间而较接近田头，每天下午放学后，至晚上教师集中备课时段有约两小时空间。晚饭后我常常和洁馨散步返回田头或西头，找知青聊天。
有次，刚过了夏收秋种农忙季节，在「炮楼」碰到少辉和已曦、勇阳等人，少辉取笑我：「阿陈，你现在只顾拍拖（谈恋爱），改变初衷啦！」
我回说「我和你打赌，看谁先到香港，我约你在香港见面！」他以为我说笑。也笑着和我击掌为约，胸有成竹地答我「一言为定！」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李少辉见面，并和他留下了永远不能达成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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