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h Hamishpath”（正义之殿）——庭警高声喊出这几个字，我们应声而起，等待三位法官入席。法官们身着黑色长袍，都没戴帽子，从一侧的入口走进审判庭，落座于前台最高一层。他们的长桌即将被无数本书籍和一千五百多份文件覆盖，桌子两端各坐着一位庭审速记员。法官的正下方是翻译，负责在被告或者辩护律师与法庭之间迅速进行语言转换。
台下坐着的观众屏气凝神，生怕错过主角的一句话。人们很难将眼前这个瘦削的男子与杀人如麻的恶魔联系在一起。阿道夫·艾希曼，这位纳粹德国奥地利前纳粹党卫军少校、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坐在防弹玻璃后面，听着法庭对他的指控。面对所有指控，艾希曼全都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回答。
1961年于以色列受审时的艾希曼
对话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人人有份
1961年4月11日，阿道夫·艾希曼于耶路撒冷接受审判，他被以反人道罪名等15条罪名起诉。此时，汉娜·阿伦特就坐在台下，她犀利的眼神似乎要把眼前这位戴着眼镜的瘦弱男子解剖。
在阿伦特眼中，艾希曼与自己想象的那个“魔鬼”有些不一样。作为犹太人，起初她跟其他犹太同胞一样，对艾希曼同仇敌忾，但在观看了审判后，她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庭审现场的汉娜·阿伦特
她认为，艾希曼不是作恶多端的大魔头，他只是一个放弃思考的普通人。作为人，艾希曼本身是具有思考能力的，但他放弃了思考，成为大屠杀机器上的齿轮。罪魁祸首则是纳粹极权体制对个人人格和个性的彻底消灭。
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成了国家的杀人机器，他们不是“人类最邪恶的怪物”，而是“极其可怕的普通人”。邪恶不可能既平凡又深刻，它要么是凡庸但普遍的，要么是极端但深刻的。
汉娜 ·阿伦特
这种“平庸之恶”同样适用于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也是人。“犹太公务员制作同胞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正是犹太人中麻木平庸的领袖将更多犹太人送上了断头台，她犀利地指出：“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
在阿伦特眼中，艾希曼只是个顺从的公务员，他犯下的罪应该被追究，但以色列主导的这场审判并不公正。这不是一次伸张正义的法律行动，而是以色列政府策划主导的一场“犹太民族主义”的狂欢。在这场审判中，犹太人既是指控者，又是审判者，审判的对象早已不是艾希曼这个人，而是纳粹德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反犹主义”。
阿伦特对犹太同胞和以色列当局的指控让世人难以接受，不少人甚至认为阿伦特在为纳粹德国辩护。她的“平庸之恶”理论也将她本人推入舆论的漩涡，朋友纷纷与之绝交反目，眼看阿伦特难以全身而退……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庭审现场
阿伦特引发的巨大争议，让人们很容易忽略这场审判真正的主角。对艾希曼的评价，人们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支持阿伦特，或者反对阿伦特。他要么是一个放弃思考的平庸齿轮，要么是个极端狂热的纳粹刽子手。
然而，真正的艾希曼，也许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他没有被纳粹洗脑，也没有放弃思考，他是个“识时务”的投机分子，是个权力的追逐者。他也许不在乎当权者是哪个党派，他要的是自己站在权力中心的闪光点上。
回到耶路撒冷审判之前
1932年，故事刚开始，阿道夫·艾希曼加入了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和党卫队（SS）。不知是受高人指点，或是他有着敏锐的权力嗅觉，艾希曼违背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成为教区的管理委员，而是跟随纳粹党高级干部来到了纳粹势力最核心的地带——德国。
1934年，艾希曼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局，成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下属。此时的党卫队保安局规模还很小，但早已过了草创阶段，在纳粹党内享有特殊地位。这对还未到而立之年的艾希曼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身份地位的一次跃升。
艾希曼的简历（1937年）
最初，艾希曼采用匿名的方式活动，但很快他就开始走向更广大的公众，扮演起“优等民族”的爪牙。艾希曼很享受人们的关注，1957年，他回忆起这段岁月时，曾动情地说道：“曾经到哪里都有人认识我……”
1938年初，艾希曼已经是柏林犹太人社区中的知名人物了。在维也纳各界犹太名流奉召出席的集会上，他表现地如同神明一般，容光焕发，大权在握。他成为与犹太机构和社区直接打交道的最高阶的纳粹党人。
正因如此，“犹太人把他和希特勒看成制造大屠杀的两个阿道夫”。在犹太人眼中，艾希曼可以与希特勒平起平坐，这满足了艾希曼对权力的渴望，也让他明白，声誉有时就等同于权力。
艾希曼（1941年）
1942年，艾希曼与海因里希共同策划了万湖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那之后，艾希曼晋升为党卫军中校，并负责将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
当然，艾希曼也充分利用了自己与犹太人的“紧密联系”，策划了当地犹太委员会的建立，艾希曼与犹太领袖的合作，被纳粹视为大屠杀的基石，也成为阿伦特“平庸之恶”理论中最有争议的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艾希曼开启了逃亡之旅，从美军监狱中逃脱后，他从热那亚一路流亡至阿根廷。他化名为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在当地的水力发电站项目中工作。在阿根廷，艾希曼经营了一家兔子养殖场，和前来团聚的妻子和孩子一起生活……
艾希曼的阿根廷身份证
故事好像在这里就可以停止了。逃亡生活结束，他似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艾希曼在以色列的法庭上诉说着自己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观众也险些相信，这位刽子手已经金盆洗手、洗心革面。
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报特务局（俗称“摩萨德”）打破了艾希曼口中美好的田园生活。摩萨德将他绑架，并秘密运往以色列。当月23日，时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向世人宣告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本·古里安（1959年）
平庸面具下的刽子手
反观艾希曼的一生，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认真扮演着当时应扮演的角色，从下属到上司，从刽子手到流亡者。他兢兢业业的“表演”，让他得以在耶路撒冷审判中误导阿伦特，他的供词和孱弱的形象，让人误以为他只是个毫无主见的“执行机器”。
艾希曼时刻注意着自己所产生的影响。他明白，耶路撒冷的这次登场，可能是他一生最受瞩目的时刻，也是他能否保住性命的关键一幕。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艾希曼会努力扮演一个合格的“执行机器”、虔诚的“改过自新者”，以及静静等候审判的“可怜虫”。他沉默、瘦削、脸色苍白，面对指控一直在重复：“一切都是奉命行事。”
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艾希曼在阿根廷流亡时期的日记和信件，我们便能发现，在阿根廷乡间的他，白天扮演着热爱生活的田园牧人，夜晚却继续他伟大的帝国事业，与其他流亡阿根廷的纳粹党人一起，雄心勃勃地炮制各种推翻政府的计划。
他从未放弃过打造自己的“世界影响力”。事实上，艾希曼之所以在今日仍存有影响，不仅是因为他在战后又活了17年，也不仅是因为他在大屠杀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最重要的原因是艾希曼夸夸其谈和充满激情的写作。这些作品不仅彰显着他“撼动世界”的企图心，也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1961年，在以色列监狱中的艾希曼
1961年，《纽约客》杂志委托阿伦特报道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最终阿伦特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汇集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论述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由于她的观点给人们的冲击过大，人们逐渐忘记了阿伦特故事的主角——艾希曼。没人去认真探究一个根本问题——艾希曼真的只是一个平庸的恶人吗？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在阿伦特生活的20世纪60年代，大屠杀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书面证据少得可怜。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分析主要基于庭审中艾希曼的陈词，以及所有相关审讯和审判记录。然而，那只是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个艾希曼与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南辕北辙。
正如史学家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所说：“她［阿伦特］说的那类人的确存在，但他［艾希曼］不是那类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所假扮那种平庸之人的确存在，也正是因为世间有千千万万“平庸的恶人”，艾希曼的“平庸面具”才能奏效。
编辑说明
校对 / 欧皇喵
封面 / 心 斋
排版 / 心 斋
活动策划 / 心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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