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继忠 || 自杞国初探

本文将要讨论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问题。两宋时，在今日贵州境内，有一个自杞国。自杞在历史上曾经是沟通宋与大理的一道桥梁，是联结内陆和边疆的一条纽带，它对维系我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起过积极作用。可是，关于自杞的历史、地域、民族和社会，至今却很少为人所知。自杞和牂柯、夜郎、罗殿、罗氏鬼国等一样，是贵州史上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也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将散见于各书中有关自杞的零星资料收集起来，整理成篇，名曰《自杞国初探》。《初探》之后，还希望能有《再探》《三探》……。

一

文献中有关自杞的事迹，大都杂揉在南宋买马的记录之中，所以，问题要从南宋在邕州买马谈起。

马在古代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古书说：“兵之所恃在马”，因此，历代封建王朝无不重视马政，宋代尤甚。从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建宋起，到公元一二七九年南宋灭亡止，前后三百年间，宋朝一直没有摆脱战争环境。宋与辽、西夏、金、元的对峙，贯穿着整个宋代历史。长期的战争，特别是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必须大量用马，《宋史·兵志》说：“然北方有事，而马政亦急矣！”

解决马源的途径，一是养，二是买。宋代虽有所谓“厩牧之政”，即设牧马监以养马。但由于官僚机构臃肿腐败，所以，养马成效甚微。熙宁间，大政治家王安石力图刷新马政，主张“省国费而养马于民”，但流弊太深，积重难返，最后归于失败。北宋末年，抗金名将李纲又主张“民间杂养以充役”，结果又成画饼。养马节节失败而用马刻不容缓，在重赏之下，买马之风大开。

北宋买马多在北方，专招吐蕃、回纥、党项之马，谓之“西马”。自赵明德踞河南以后，北方马市多废。康定初，陕西用兵，马源短缺，熙宁中，熙河用兵，马道梗阻，“朝庭以乏马为忧”，不得已在四川买马，谓之“川马”。南渡后，北方马道断绝，”西马”罕至而“川马”不足，朝庭求马甚切，遂开南方马市。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械请于广西市马。绍兴二年，五路既陷，马益难得，韩萧曹力主“取马岭表，以资国用。”七年，帅臣胡舜陟“岁中市马二千四百匹，诏赏之。”其后，马益精，竟然买到“日行四百里”、“值黄金二十两”的“出格”好马，高宗喜曰：“马之良者，不必西北。”于是，在广西横山寨、宜州、宾州等处设场博易，时人谓广西所买之马为“广马”。

其实，“广马”并非广西所产，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说：“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毗那、罗孔、谢蕃、滕蕃等，每岁冬以马叩边，……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横山寨，邕守与经干盛备以往，与之互市。”《宋会要辑稿·买马》说：“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蕃，罗殿、自杞诸国。”《宋史·兵志》说：“（绍兴）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上述各处，除大理、特磨外，其余均在今贵州境内，自杞就是其中之一。

黔西有所谓“乌蒙马”“水西马”，而自杞却无名马可言，自杞的马多来自大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广马》说：“然自杞诸蕃本无马，盖又市之于南诏。南诏，大理国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兽》说：“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取马于大理。”《岭外代答·蛮马》说：“南方诸蛮马，皆出自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之于大理者也。”

云南向来以产马著称，《华阳国志》中的“滇池驹”、《蛮书》中的“越赕骢”、《新唐书·南诏传》中的“越赕骏”尽皆举世闻名的好马，而宋代的“大理马”更是著名。《桂海虞衡志》说：“大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岭外代答》说：“闻南诏越赕之西产善马，日驰数百里，世称越赕骏者，蛮人座骑之类也。……此岂西域之遗种也耶！”

南宋急需用马，而大理马多且精，为何不直接成交而要通过自杞等国呢？山重水复、路途遥远，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此。宋王朝极贫极弱，急于北方边事，对南方始终抱着“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的方针。且鉴于南诏的历史教训，对大理尤其防范。例如：绍兴三年大理请入贡，高宗谕大臣曰：“进奉可勿许，安可利其虚名而劳民乎？”四年，李棫遣人出边招马，朝臣以为“今来遣人深入蛮国招诱，小必失陷官物，大必引惹边隙。”又如：绍兴六年，大理驱马千匹至侬内州，高宗谕守臣：“至时暗作提防，不许张皇引惹生事。”再如：诏兴三十一年，有人献言宜州买马捷便，朝臣皆谓：“宜州近内陆不便，……今邕州横山买马，诸蛮远来，入吾境内，见吾边面阔远，羁縻数十州为国藩蔽，峒丁之强足以御侮，而横山复然，远在邕城七程之外，置寨立关，傍引左右江诸寨丁兵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之，然后与之为市，其形势固如此也。”南宋迫于形势在西南买马，但又怀有戒心，每当买马，如临大敌，故意迂回绕道，致使大理马不能长驱直入。

影响大理马直接进入广西的另一原因是西南地区复杂的政治局面。当时，西南各地，部族林立，各自为政，互不相属，自杞、罗殿、毗那、特磨道等横亘在买马路上，自杞控其北，特磨扼其南，挡住大理门户。《岭外代答·通道外夷》说：“所谓大理，欲以马至中国，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道，其道里固相若也。”

买马既然势在必行，而道路又不能畅通无阻，所以，大理马只好转手于自杞等国。《玉海·马政》说：“今之买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而自彼仍以锦、綵博于大理。”《岭外代答·宜州买马》说：“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于大理而转于我。”特殊的历史条件使自杞成为买马路上的一个重要转运站，成为宋代著名的“马贩子”。

二

自杞的地理位置，史无明文，而方志也未作深究，惟吾师方国瑜先生首开其端，本文在方先生奠定的基础上，从方位、里程、水道三方面进行阐述。

《岭外代答·通道外夷》说：“中国通道南蛮必由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僚渡口，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曰鄯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岭外代答·宜州买马》说：“自杞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而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广马》说：“南诏，大理国也。去自杞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横山寨二十二程，横山寨至静江府又二十余程，罗殿又远于自杞十程。”祝穆《方舆胜览》卷三十九引李大异《横山买马图》说：“横山通自杞、罗殿诸蛮，控连巴、蜀。”

从以上资料可判断自杞的方位。《通道外夷》谓自杞在横山与大理间，且经泗城州过江而达。《宜州买马》谓自杞与南丹毗连。《广马》谓自杞介于横山与大理间，又介于大理与罗殿间。《横山买马图》谓由横山往巴、蜀必经自杞。合而考之，自杞当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即黔西南兴义地区。

方国瑜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历史舆地图·西南地区考释》（油印本）一书中说：“横山远在邕城（今南宁）七程之外，而横山至泗城（今凌云）六程，以此比例，可知横山寨在田州境内。……又泗城三程渡江（按：当指凤村山僚渡口），即南盘江（亦称红水河）。……”过江之后路程，《天启滇志》卷四《旅途志》载：由云南府四程至师宗州，四程至黄草坝，三程至安笼所，二程过河，又七程至田州。此路程大约与宋代的路线相同，两相对照，云南府即鄯阐府，古城郡即师宗州。疑“古”为“石”字形近之误，石城郡治今曲靖，而罗平、师宗一带属石城郡也。则黄草坝（今兴义）为古之自杞国城，而安龙为磨巨。”

黄草坝位于贵州西南角上，正当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交通要冲。西渡黄泥河即达云南罗平、师宗等地，即古之石城郡境。南渡红水河则达广西凌云，即古之泗城州地。东行便是贵州的安顺地区，即古之罗殿国地。东南行则有路可通广西南丹，其位置与上述资料所载完全吻合。且《通道外夷》：“自杞四程至石城郡”又正好与《旅途志》：“由云南府四程至师宗州，四程至黄草坝”的里程完全一致。从自然条件看，黄草坝乃黔西南富庶之乡，附近的东坝、长坝、泥溪坝皆是平畴无际，绿稼如云，境内河渠交错，蓄泄以时，旱涝无忧，而且这一带气温高而雨量多，物产丰富，自杞建城于此，自是理所当然。观方位，阅道里，查地形，自杞城非黄草坝莫属。

至于磨巨，无《经世大典·站赤》普安路有磨溪站，笔者以为“磨巨”即“磨溪”，乃是同一地名的异写。按《通道外夷》所记，自杞至磨巨三程，磨巨至凤村山僚四程，共计七程，而《旅途志》谓黄草坝至郑屯八亭，郑屯东至栖革四亭，栖革东至安笼所四亭，安笼所东至板屯六亭，板屯东至坝楼四亭过江，由黄草坝至渡口凡二十六亭。若以七程计算，每程约行四亭，是则，由黄草坝三程即达栖革，磨巨应在栖革附近。又《读史方舆纪要·贵州》说：“志云：（永宁）州南二百里有磨溪。”《旅途志》谓永宁州至安笼所共二百四十里，永宁州即今关岭县，安笼所即今安龙县，不难看出，磨溪应在安龙县北四十里许，因此，磨巨在今安龙县境是可靠的。以此推之，罗扶在今安龙县城附近（即明安笼所），博文岭在安笼所与板屯之间，上展大约在板屯附近，而坝楼即凤村山僚渡口。

自杞位于兴义地区还可从水道上得到证实。南宋宝祐元年九月，元军入大理，五年六月，兀良合台平定云南。在此期间，元军曾陈兵自杞，并以此为据点，东图罗殿，南取横山，威压之下，广西宋军噤若寒蝉，时刻派人窥视动静，打听虚实。不少边报、奏议、宣谕保存在李曾伯《可斋续藁后卷》中，书中多次提到自杞有都泥江，故考都泥江即可确定自杞的位置。

《可斋续藁后卷》卷七《贴黄》说：“臣近得邕州报，溪洞路城州申：敌修路至都泥江。按地图，此江自大理、自杞、罗殿而出。”卷九《回庚递宣谕奏》说：“广西江道不一，所谓邕、柳、象、浔、藤等州，非止一江。盖在右江，水自邕而会，下而经横州、贵州至浔州则又添宜、融、柳、象一江出焉，其融之牂江，宜之龙江皆至柳而会，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诸蛮而出，所谓都泥江者。”都泥江是今何水？《元和郡县志》称在广西来宾县北。《读史方舆纪要·盘江考》说：“江之别出于贵州境内者又有三源：一曰福禄江，二曰都匀江，三曰都泥江。”又说：“都泥江自贵州定番州界东南流经南丹南境，又东历那地州北界，又东经忻城县北，又东经迁江县北，又东南经宾州南，又东北历来宾县南，又东至武宣县西而合于柳江。”都泥江的上源，《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说：“南界地名破蚕，流入广西南丹州境。志云：有二源：一自金筑东北遶（定番）州城，一自上马桥东流入境，合为一江而东南注。”卷一百二十三又说：“志云：在（安南）卫南百里，源出山箐中，汇诸溪涧水其流始盛，东南流入金筑安抚司，又东南入定番州界，流急水深，故曰乌泥，即都泥江也。”洪亮吉《贵州水道考·刚水考》说：“通志：濛江在定番州城南，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乱山中，曰濛潭，会州境诸水，至破蚕入广西泗城府界，亦名牂柯江，俗名乌泥江，亦曰都泥江，又曰红水河。”莫与俦《独山江即汉毋敛刚水考》说：“而云南、贵州之两盘江自广西泗城府合流为红水河，一曰都泥江，至来宾县来会。”《贵州通志·水道》说：“濛江亦称乌泥江。”以上资料说明，都泥江即乌泥江，即今发脉于长顺而流经惠水南入广西的濛江。既然都泥江出于自杞，江东系西南七蕃地（请见拙著《八番沿革考》，载《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则自杞当在都泥江以西。

从以上考证可知，自杞的中心在兴义黄草坝，西以黄泥河为界与大理分，东与都泥江为界与西南七蕃分，隔红水河与广西泗城州、南丹州遥遥相望，北境则在盘县、普安、晴隆、关岭一带与罗殿国接壤（关于罗殿的地域，另有专文）。显然，自杞的疆域应包括今贵州兴义、贞丰、册亨、安龙及望谟等县和长顺、罗甸的一部分。

三

对自杞的历史发展及社会状况，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尚不可详说，现仅就手边资料提出以下四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第一，关于自杞历史发展的线索。《旧唐书·南蛮传》说：“西赵在东谢之南，其界东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贞观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以首领赵磨为刺史。”笔者考“夷子”在紫云、罗甸一带，“昆明”系指乌蛮于矢部，西洱河系盘江之误，明州之地即今兴义地区（专文另发）。所以，从地域上看，自杞的前身当是西赵。关于西赵如何演变为自杞的细节，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从全国形势来看，宋代时，王朝无力经营西南，大理势力渐衰也不足以东侵，处于宋与大理之间的自杞便乘机崛起，自雄于黔西南一隅。自杞立国的时间，既然绍兴初年自杞就已崭露头角，当然不致晚于北宋。自杞灭亡的时间，可以肯定在宋末元初，《可斋杂藁》卷十七《帅广条陈五事奏》说：“边防所急，间谍为先，……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遣吴世聪等往特磨道。……中间仅有淳祐五年（即公元1245年）因遣属管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三破城，敌三节度之报。”这就是说，淳祐五年，元兵第一次入云南，大理告急之时，自杞依然存在。此后，我们还常常看到关于自杞的消息。事隔二十八年，即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元兵已平大理，自杞才归于灭亡。《可斋续藁后卷》卷九《奏边事及催调军马》说：“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时间大约是在这年六月。

第二，自杞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南宋在邕州买马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内陆和边疆继续保持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自杞处于买马要地，商业极其活跃，不失为西南货物吞吐之所，各族人民会聚之地。邕州买马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和西北的茶、马贸易不同，邕州买马是以金、银货币为主，参与盐、䌽、缯、帛。《玉海·马政》说：“横山寨博马场之利，以银、盐、䌽、锦相参而行。”盐多来自两广的钦、廉等州，锦、䌽则多来自四川成都，买马兴起，则使川、广、云、贵连成一气。朝庭为了买马，每年用钱数十万缗，大量的货币流入西南，不可避免地要促使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打破原先的闭塞状态。其二，每次卖马都伴随着成群结队的人，携带大批土特产而来，实际上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队马帮。《岭外代答·邕州横山博易场》说：“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人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物。吾商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不言而喻，大理的马、长鸣鸡、云南刀及彝族的披毡等物要经自杞而传入内陆，内陆的锦、䌽、缯、帛、“四书”“五经”及医药诸书又要通过自杞流往边地，自杞实际上是内外交流的一个枢纽。

第三，自杞有强大的势力，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权机构。频繁的商业活动，促进了自杞经济的发展，使自杞拥有相当实力而能立于西南诸邦之林，并支持着它长期进行贩马活动，往来自如，百年不衰。大理是南方一大势力，然因受自杞、特磨之阻，不得已而开新路。《岭外代答·通道外夷》说：“闻自杞、特磨之间，有新路直指横山，二涉二国。”足见，大理之大不足以制服自杞，自杞虽小却可深入大理进行转手买卖。再说，罗殿乃当时贵州一雄，也以贩马为能事，然在卖马的竞争中，自杞和罗殿棋逢对手，旗鼓相当。《岭外代答·宜州买马》说：“自杞之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罗殿而来，罗殿难之，故数争然，……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自杞敢于与罗殿“数争”，竟至“驱马直抵宜州城下”，说明自杞的实力决不亚于罗殿。再从西南的政治局面来看，自杞确是西南一雄，《桂海虞衡志·志蛮》说：“区落连亘，接于西戎，种类殊诡，不可胜记。今志其近者，宜州外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滕、谢诸蕃，……南江之外者，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其外又有大蛮落，西曰大理，东曰交阯。”文中所述，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等称“蕃”，罗孔、特磨、白衣等称“道”，而自杞、罗殿、大理、交阯却称“国”，显然，自杞的地位仅次于大理、交阯，而与罗殿并驾齐驱。宋时，西南地方政权中有年号的只有大理、交阯、侬智高和自杞，查《玉海·历代年号》，知自杞的年号有“乾贞”，自杞是否还有其他年号，待考。《桂海虞衡志·志蛮》又说：“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自杞与罗殿并称，“罗殿等处”当然包括自杞在内，不用说，自杞是有聚落的。“自杞有三破城”，有自杞、磨巨等城已是明证，至于自杞是否也有国王，《可斋续藁后卷》卷九《奏催调军及辞免观文殿学士》已作肯定回答，其文云：“据谢济横山来报，……及缴到自杞国王郍句并岑邈等公状，此则不过欲坚来春市马之约，臣亦已许而报之。”郍句是自杞最后一代国王，在他之前还有哪些国王，待考。总之，自杞确是当时西南一雄，自杞称“国”，有国王、年号、城池、文书。

第四、宋、元之际，自杞是元军进攻贵州、广西的桥头堡。自杞地处滇、黔、桂三省之交，地势极为险要，且地方富庶，有粮可取，进可攻，退可守，是兵家必争之地。故元军入主大理后，立即出兵自杞，在自杞一带驻兵、就食、屯粮、修路、缚排渡江，虎视广西横山寨。元军在自杞的活动很多，《可斋续藁后卷》卷七《回奏宣谕》说：“探得敌人在郍敏等处，是特磨道路，且见有马在都泥对江。”卷七《贴黄》说：“今日得干事人吴以忠自特磨道申，蛮敌皆饥荒，欲出交阯、自杞等处讨粮。”又《回宣谕奏》说：“大理今岁旱荒，……敌出都泥江。”卷九《奏边事及催调军马》说：“又据总管谢济状申，昨差间探人田进探边，据回归前去路城州间探，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路出莫大王路，……今再遣田进探报，据供到利州参见知州得报，探得敌人自正月退回，驻劄大理、自杞两处。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卷九《奏边事已动》说：“又云敌主已差耿低、阿周领兵罗殿，要攻鼠郎沙。……蒋方申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日缚牌渡都泥大江。”从上面的记载来看，元兵在自杞的活动频繁，战事不利则退守大理、自杞两处，战事得利则备战增兵。大理旱荒则在自杞等处讨粮，进军之前则先在自杞屯粮、修路，时机一旦成熟则缚牌渡都泥大江攻打罗殿和广西。文中提到建方仓一百七十八座的莫贾墟应即磨巨，如前所说，磨巨在交通要道上，善用兵者必占其地以蓄粮，“莫”与“磨”字音相近，“墟”与“巨”字音亦近，“贾”乃“莫”字的辍音。又莫大王路，《岭外代答·竝边》说：“南丹者，所谓莫大王者也。”元兵控制磨巨，又出莫大王路，并修路至都泥大江，进军所走之路，大体与自杞卖马的路相当，由自杞攻罗殿的路，大体也与自杞通往罗殿的老路相当。自元军渡过都泥大江以后，自杞归于灭亡，其事迹不复见于记载。

四

最后，谈谈自杞的民族成份问题。毫不讳言，笔者至今尚未发现一条直接说明自杞民族成份的材料，但是，从以下四点推测，则略可知其大概。

第一，唐、宋时期，自杞一带为山僚所居。《新唐书》载有“明州山僚反”，明州即西赵，地域与自杞大体相符。唐代文献中记录西南事迹甚少，而“明州山僚反”却载入史册，其势之大可想而知，这说明“西赵”的山僚一定很多。《通道外夷》载自杞有“凤村山僚渡口”，渡口以山僚命名，当是宋代时，自杞仍为山僚所居。

第二，元、明时期，兴义一带为广西泗城州岑氏土司所领之红水河北岸地，岑氏素为壮族大姓，而自杞的著姓中亦有岑氏，如前所引“缴到自杞国王郍句并岑邈公状”即是一证。由此可见，自杞的民族应与广西壮族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清雍正五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之请，将泗城州所管红水河北岸之地划入贵州，并于安笼所置南笼府，拨安顺府之普安州（今盘县）、普安县（今普安）及安南县（今晴隆）来属。又于黄草坝设普安州判（今兴义），以红水河北岸地置永丰州（今贞丰），置册亨州同（今册亨）和罗斛州判（今望谟、罗甸）属永丰州。嘉庆二年，改南笼府为兴义府，裁普安州判置兴义县，改永丰为贞丰。故自杞之地，在清一代先属南笼府，后属兴义府。乾隆《贵州通志·风俗志》说：“仲家苗，……其种有三：一曰补笼、二曰卡尤、三曰青仲，南笼各属皆有之。”又说：“侬家苗，宋侬智高之后，……兴义府属安南县、贞丰州有之。”《南笼府志》说：“黔之苗，种类不一，而隶于南笼府者，普安州则有倮㑩、仲家、侬人、僰人之类；普安县分治于州，苗类相同；安南县见止仲、倮二种；永丰州皆仲家也，在南笼亲辖之地，仲家居十之八九，而倮苗居十之一二焉。”《兴义府志》说：“黔苗种类甚多，兴郡全境仅有七种：曰仲家苗、曰侬家苗、曰花苗、曰白倮㑩、曰黑倮㑩、曰赞人、曰老巴子。”又说：“兴义县有苗四种：曰仲家、曰侬家、曰倮㑩、曰僰人；普安县有苗五种：曰仲家、曰白保㑩、曰黑倮㑩、曰僰人、曰老巴子；安南县有苗四种：曰仲家、曰侬家、曰倮㑩、曰花苗；贞丰州有苗五种：曰仲家、曰侬家、曰白倮㑩、曰黑倮㑩、曰僰人。”

分析以上资料，七种之中，“白倮㑩”、“黑倮㑩”属彝族；“仲家”即布依；“侬人”乃侬智高之后，应是壮族；僰人即白族；花苗是苗族中的一支；老巴子待识别。现进一步分析，彝族主要分布在普安州、普安县、安南县，南笼府亲辖地虽然也有“倮㑩”，但不过“十之一二焉”；老巴子仅在普安县；花苗仅在安南县；僰人在兴义、贞丰等县，但名列最后，一定不多。如前所说，自杞的地域包括今贵州兴义、贞丰、安龙、册亨、望谟等地，主要居民是仲家和侬人。

第四、从现今民族分布看，兴义地区是布依族的主要聚居区。贞丰是布依族自治县，安龙是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册亨是布依族自治县。在兴义以东的长顺、惠水一带是布依族的聚居区，在兴义以西是云南汶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兴义以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从民族分布看，自杞的民族当是布依族的祖先。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自杞多山僚，而“僚”与壮族、布依族都有渊源关系；元、明时期，这一带为岑氏土司所管，显然与壮族有密切关系。从清代各方志的记载来看，兴义等地主要是仲家和侬人；从现今的民族分布看，主要是布依族，所以，有理由认为自杞是布依族建立的地方政权。

对自杞国的研究，现在才开始，笔者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广泛收集资料，深入研究，弄清自杞的全貌。

《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