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双版纳地区,有关佛教传入的传说大多推时很早。一个普遍流行的传说宣称:佛主“帕召特叭”成佛以后,曾经带领徒众出游传教而至景洪,时至拂晓,即将该地名为“景两”,后又称“景洪”,意即“黎明之城”。佛主先后来往西双版纳九次。每一次来西双版纳都踏勘地形,嘱咐门徒建立佛塔。最后一次离开之时,还至弄朗山降服了魔鬼“阿纳娃个嘎雅”。[1]又传,佛主的师兄阿祖打腊西也曾携带三个徒弟至景洪传教。[2]
我们知道,由四川经云南而至缅甸的“南方丝绸之路”很早即是中国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的主要通道。张骞在大夏所见蜀布和筑竹杖,[15]掸国雍由调两次遣使朝汉,[16]均系取道于此。那么,伴随政治、经济往来的频繁,已经在印度、缅甸广为流行的佛教一定多少也应传入中国西南地区。关于此一推测,我们虽然迄今仍然不解在云南获得可以信赖的证据,但却可以在四川地区发现的众多文物考古资料中得到支持。在乐山麻浩的东汉崖墓享堂梁上,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一尊石刻坐佛,头有佛光,身披通肩迦裟,右手结“施无畏印”,时代约为东汉末年(136—167)。与此相应,考古工作者还在乐山柿子湾东汉崖墓中发现了两尊与此类似的石刻佛像。有学者认为,这些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形式与风格,“似为外来文化直接影响下的产物”[17]。在彭山的一座东汉崖墓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个陶制佛座,座下为双龙衔壁,座上系一坐佛,头有肉髻,右手亦结“施无畏印”,身着通身袈裟,衣褶分明,左右各立一侍者。[18] 1986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什邡皂角乡白果树马堆子东汉残墓中发现一块画像砖,砖中为一佛塔,两旁二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为一佛塔,[19]此外,宜宾黄塔山东汉墓中也间出土一尊佛像,坐于青狮之上。[20]而在西昌邛海边东汉砖石墓中,则发现了用朱砂写的梵文符号。[21]考虑到北传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至东汉末年影响一直有限,势力主要局限于部分宫廷贵族,地域则不越出中原腹地,四川地区发现的这些正好位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年代极早的佛传遗迹就决不是偶然的了。蜀汉建立,旧录传称有蜀本《首楞严》2卷与《普曜经》2卷。[22]北传佛教通行的《普曜经》共8卷,为西晋竺法护译。而“首楞严”有两种:一名《首楞严三昧经》,共3卷,为后秦鸠摩罗什译;一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力行首楞严经》,共10卷,为唐般刺密帝译,系密教经典。很明显,蜀本《首楞严》与《普曜经》无论在译时上还是卷数上都与北传佛教译本不相吻合,当亦或为南传佛教的产物。因此,任继愈先生推断东晋以前的四川佛教“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23],决不是没有可能。而传入的派别,从所发现的各种造像判断,当以大乘佛教的可能性更大。那么,汉唐之际也就应该有南传大乘佛教涉足云南了。
建国初期维修勐海佛寺,在大殿中柱顶部发现一块刻有傣文的银片,称该寺建于祖腊历十三年(651);曼拉闷佛寺殿内左边第二柱上的生傣书文,记载傣历三十三年(671)有人捐金镶柱;城子佛寺的建筑年代,据称与勐海佛寺同年。[28]尽管傣文创制的确切年代还有争议,[29]而傣历形成于唐初却是有案可稽的。如果说上述证据还有可能出于后人附会的话,那么我们还有另一条更为可信的证据。1980年,动腊文物工作者从废旧物品公司得到一尊铜佛,通高37厘米,螺髻,垂耳,身著偏袒衲衣,结踟趺坐,造形清瘦。佛座宽边上刻一行古巴利文,意为“智慧长老献奉,傣历一二年”。[30]傣历十二年即唐永徽元年(650),结合前面的传说与上面的叙引,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唐初确有南传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其传入路线或即传说中所说的由景迈而景栋而景洪。
除了由傣缅边境传入西双版纳一途而外,南传佛教还曾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南诏。《旧唐书·骠国传》云:“贞元(785—805)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八年,及遣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据《新唐书·骠国传》称,骠国所献佛乐共十二曲:“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骠云《没驮弥》,国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赞娑罗花》,骠云《咙莽第》,国人以花为衣服,能净其身也;三曰《白鸽》,骠云《答都》,美其飞止遂情也;四曰《白鹤游》,骠云《苏谩底哩》,谓翔则摩空、行则徐步也;五曰《斗羊胜》,骠云《来乃》,昔有人见二羊斗海岸,强者则见,弱者入山,时人谓之'来乃’。'来乃’者,胜势也;六曰《龙首独琴》,骠云《弥思弥》,此一玄而五音备,象王一德以畜万邦也;七曰《禅定》,骠云《掣览诗》,谓离俗寂静也;……八曰《甘蔗王》,骠云《思略》,谓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悦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骠云《桃台》,谓毛采光华也;十曰《野鹅》,谓飞止必双,徒侣毕会也;十一曰《宴乐》,骠云《咙聪纲摩擦》,谓时康宴会嘉也;十二曰《涤烦》,亦曰《笙舞》,骠云《扈那》,谓时涤烦警、以此适情也。”尽管这些佛曲在进入唐宫以前已经被韦皋作了修改,“韦皋复谱次其声”,但其“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的宗旨还是一目了然。而其“因南诏”而达于唐朝,则或还在南诏作过译编。《唐会要》卷三三称:贞元年间(785—805),袁滋出使南诏,“并皆见骠国乐,则骠国演奏释氏经论词意之乐曲,已洋溢于南诏。”那么,伴随骠国佛教乐舞的进入南诏,其所信奉的佛教也应该随之进入了。《南诏野史·蒙晟封佑传》云:“(段)宗榜救缅,胜之。先是狮子国侵缅,缅求救于幽王,王遣榜助之。榜勇而贪,与缅约,成功要厚。榜遇狮子兵尽杀之,缅酬金佛一堂。榜回至腾越,闻嵯巅不纂位,榜遣书曰:天启不幸,父崩子幼。闻公摄位,国家之福。我救缅甸,缅酬金佛,本国无人,惟公与我回日,可亲迎佛,与国争光。巅不知其谋,至日迎之。榜令拜佛,即斩嵯巅。”哈威《缅甸史》也称858年骠国曾献金佛一尊,以报庇护之恩。以佛像相酬当以双方佛教的联系作为前提,故南诏肯定是有南传佛教的传入。至于其是否在南诏产生了影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公元7世纪,密教盛行于今印度德干高原等地。故由天竺僧人带入南诏的佛教,大多应为密教。而在缅甸,情况则较复杂。《旧唐书·骠国传》载:“(骠国)男女七岁则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这与现今云南边境地区流行的上座部佛教要求男子一生中要过一段脱离家庭的宗教习俗的情形一致。与此同时,大乘佛教不但并行不废,新起于印度的密教也传入缅甸。在卑谬故址,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未来诸佛的造像,以及成百块刻有“诸法从缘起”等梵文偈语的祈愿碑。在缅甸博物馆保存的佛像中,有一尊小型的观世音菩萨青铜立像,左手持莲花,右手结“施无畏印”,顶上为结跏趺坐的阿弥陀佛。另有一尊佛像两旁有观世音菩萨和多罗菩萨侍立。此一时期遗存的寺庙壁画中,则有男神拥抱女神的画面。[31]因而,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南诏的佛教到底是大乘还是小乘,在没有获得进一步的证据之前不敢妄断,抑或两者均有也未可知。泰国南部孟族地区的佛教,湄南河下游的佛统一带自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以后,经历了公元1至5世纪的金陈时期和6至10世纪的堕罗钵底时期,一直保持了初传时期的上座部派别;马来半岛北部的狭长地带则先奉上座部佛教,8世纪后,大乘佛教占据主导地位;靠近柬埔寨的东部地区一直流行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北部泰族地区,至13世纪泰族正式立国之前,基本上一直是上座部佛教的势力范围。[32]所以,由泰缅边境传入西双版纳的佛教可以肯定地说是上座部佛教。
注释:
[1][26][27] 参见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附录《西双版纳小乘佛教之实地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2] 参见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载《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 杨士云、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卷二引《白古通记》。
[4] 范承勋:《鸡足山志》卷七引《白古通记》。
[5] 高奣映:《鸡足山志》卷一引《白古通记》。
[6]《云南名胜志》卷一、卷五引《白古通记》。
[7] 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8]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9] 参见张文勋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185页。
[10]《新纂云南通志》卷一〇一。
[11] 转见张斌:《东南亚的宗教》,载《南洋问珠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 转见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1页。
[13][14] 参见貌丁昂:《缅甸史》,贺圣达译,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编印,第15页。
[15]《史记·西南夷列传》。
[16]《后汉书·西南夷传》并见《和帝纪》《安帝纪》。
[17] 参见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59图,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唐长寿:《乐山麻浩崖墓研究》,载《四川文物》1987年第二期。
[18] 参见曾昭燏等:《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第六章及插图42,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版。
[19][20][21] 参见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案》,载《四川文物》1987年第四期。
[22]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
[23]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24] 载《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西双版纳傣族宗教情况初步调查》,载《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28]《西双版纳傣族信仰佛教的一些情况》,《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
[29] 关于傣文创制的确切年代,一般认为不会晚于14世纪;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更早,不会晚于10世纪。参见黄惠焜《关于掸傣居民奉佛问题的两点质疑》,载《从越人到泰人》。
[30] 参见杨德鋆:《版纳的彩色角》,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
[31] 转见邓殿臣:《南传佛教史》,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第84页。
[32] 参见《南传佛教史》第114—120页。
[33][35] 黄惠焜:《佛教入滇及其在傣族地区的传播载》,《从越人到泰人》。
[34] 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载《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6] 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3—631页。
《佛学研究》第三期(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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