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铁
摘要：宋元时期的今滇中与滇东地区，其演进过程具有前代未见的特点。在今滇中、滇东地区的发展史上，宋元时期占有重要地位。大理国时善阐(在今昆明)仍是陪都，并开通了由善阐至今广西的道路。蒙元经营云南地区，使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明显改变。蒙元建立隶属中央政府的云南行省，结束了四川兼管云南等地的传统，亦为云南单独建省的开端。云南行省的省治位今昆明，标志着云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从今滇西移至今滇中一带，彻底改变了南诏以来今滇中、滇东地区被忽视的局面。宋元时期的上述变化，在今滇中、滇东乃至更大的地域范围内，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宋元；滇中与滇东；历史演进
今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的东部，位于云南省的中部与东部。这一地区历史悠久，不同时期的发展及其特点存在差异，同时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一般将古代今滇中、滇东地区发展演变的过程，分为远古至唐代、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三个阶段。以下阐述宋元时期的情形。
一、大理国的经营
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大理国，统治317年。在统治方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方面，大理国与南诏有较大的差异。
宋代末年，蒙古宗王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国，收服八府、四郡与三十七部。八府、四郡之地为大理国的统辖范围。据《元史》：“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①“普安路”指今贵州普安一带，“江头城”位今缅甸杰沙，“鹿沧江”指云南与安南交界处；②“大渡河”位今川西南。可见大理国辖地与南诏大致相同，即包含有今云南大部、川西南、中南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元史》所言八府、四郡，为大理国设置的行政机构。位于今滇中、滇东一带的府郡，有弄栋府(治今姚安)、威楚府(治今楚雄)、善阐府(治今昆明)、最宁府(治今开远)、秀山郡(治今通海)、河阳郡(治今澄江)、石城郡(治今曲靖)、东川郡(治今会泽)。大理国中期，今滇东北、滇东南被罗罗为主的37个部落占据，时称该部落联盟与所据之地为“三十七部”。
大理国时期，农业地区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领主社会，对奴隶的需求明显减少，过去常见的掠夺战争亦渐止息。另一方面，分封、逐层驾驭成为大理国主要的统治方法。国王对段、高、杨、董等封建领主进行分封，允许其子孙继承封地与权力。宋嘉佑八年(1063)，贵族高智升讨平洱海地区的叛乱，国王段思廉赐以白崖之地，随后晋封善阐侯，“子孙世袭”。封建领主对亲属又逐级分封，形成宝塔形的隶属关系。高智升将其子高升泰、高升祥封在大理、善阐(今昆明)两地，高升泰家族控制威楚(今楚雄)、姚安、鹤庆、永胜、保山等地，高升祥家族则据有今滇东的善阐、晋宁、嵩明、禄丰等地。段正淳为大理国王，任命高氏为相，“政令皆出其门，”段氏拥虚位而已。③大理国后期，统治者相互争讦，战乱频乃，时人称：“四夷八蛮，叛逆中国(按：指大理国)，途路如猬毛，百姓离散”。④元人亦言，大理国后期“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⑤
大理国王族段氏、贵族高氏皆为白蛮。在大理国统治的300余年间，白蛮吸收前代因征讨战败等原因落籍云南的汉族人口，逐渐发展壮大。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称：“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⑥李京所说的“白人”指白蛮，元代白蛮的聚居之地，从今滇中往西散布至今大理、保山等地。
对落籍云南的汉人上层，南诏、大理国颇为优待。成都商人杨佐受北宋指派，赴大理国商议买马。杨佐称见到南诏掠自蜀地之士大夫的后裔，大理国时仍仕宦食禄，“多聪悟挺秀，往往能通汉语”。对周边地区的政治势力，大理国王施用中原王朝常用的羁縻之法。分布在今滇东北的三十七部，与大理国多次发生战争，一度攻下善阐城。大理国乃与三十七部盟誓，相约互不侵犯，所立石碑至今犹存。⑦白夷以今景洪为中心建“景昽金殿国”，管控今西双版纳及附近的地区。大理国授其首领叭真以虎头金印，承认其为一方之主，双方守境相安。
大理国对两宋亲近友好。两宋则认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意为唐朝覆灭于黄巢，却缘自为防御南诏派驻桂林戍兵之变。两宋警惕大理国还有其他的原因，即难以应付北方辽、金、夏等强敌的侵扰，治边的重点必须放在北方。绍兴六年(1136)，南宋朝臣朱震说：宋太祖鉴唐代之祸，与大理国划大渡河分界，“使之欲犯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⑧但为解决战马严重不足的问题，北宋在黎州(治今四川汉源)等地置马匹博易场，向大理国诸蕃买马。大理国多次入贡，并希望臣属于宋。政和七年(1117)，宋廷封其首领段和誉为大理国王。宣和二年(1120)，宋约金攻辽，北边战事偏紧，广州观察使黄璘又因引荐大理国入觐被罗织罪名，北宋乃疏远大理国，“自是大理复不通于中国(按：指宋朝)，间一至黎州互市”。⑨宋廷南渡后，对大理国的戒心有增无减，明令邕州守臣仅许大理国卖马，不准其进贡。南宋将大理国与安南(在今越南北部)、占城(在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同列为“滨海诸蕃”，以“来则不拒，去则不追”之策应对。⑩
南宋战马甚缺，乃在横山寨(在今广西田东)设马匹博易场，购马的数量超过北宋。大理国马队辗转经善阐(在今昆明)、罗殿(在今贵州西部)或归乐州(在今广西百色以北)抵横山寨，南宋将所购马匹驱至邕州(今广西南宁)，稍事修整后经今桂林进入内陆。大理国联系南宋，亦主要是走这条道路。为便于朝贡，大理国请求南宋复开过今西昌入蜀的清溪关道，官吏孟珙奏称“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予以拒绝。[11]
大理国至横山寨售马的商贾，或向宋人求购内陆的典籍。乾道九年(1173)，大理国商人李观音得等22人至横山寨卖马，并求购《文选》《五经》《国语》《初学记》与医释等书，邕州官吏姚恪暗中予之，但不敢让朝廷得知。[12]“蛮马之来，他货亦至。”大理国商人至横山寨出售之物，还有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与药材。《岭外代答》称，广西所见蛮刀，“以大理所出为佳”。大理国所制甲冑，以皮为之，坚与铁同，厚几半寸，弓矢不能射穿。对大理国的商队，南宋防范甚切。后期大理国与南宋经济文化的交往渐少，大理国所售之马，亦多由自杞(在今广西兴义)、罗殿等地蛮夷转卖南宋。《宋史》称邕州官吏马塈，镇抚诸蛮、整治关隘“皆有条理”，致使“大理不敢越善阐，安南不敢入永平”。[13]
大理国与周围地区保持商贸方面的往来。杨佐一行至大理国联系买马，在大云南驿(在今祥云)见到里堠碑，“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14]里堠碑文字记载的道路，“东至戎州”道即经今曲靖至宜宾的石门关道，“西至身毒国”道、“东南至交趾”道分别是唐代“安南通天竺道”的西段与东段，“东北至成都”道指清溪关道，“北至大雪山”道为过今丽江至西藏的道路，“南至海上”道为自今滇西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南下的道路。
大理国定都羊苴咩城(在今大理)，以善阐(在今昆明)为东都。今滇中为高氏贵族赐封之地，南宋时有赴横山寨售马的道路经过，大理国乃重视经营其地。唐代以前，[15]今楚雄地区“历代无郡邑”，南诏始立郡县。大理国王段正淳于其地建土城，赐高泰明之侄高明亮。高氏执掌大理国柄，修筑外城德江城，今楚雄乃发展为人口聚集之地。善阐为今滇中地区的重镇，今呈贡、昆阳、易门、安宁等地世隶善阐。宋庆历二年(1042)，大理国王段素兴在善阐广建官室，遍植花草。滇池上游之金汁河、银汁河漂浮河岸凋谢的黄白二花，两河因此得名。[16]段素兴又在金稜河筑春登堤，于云津河(盘龙江)建云津堤，此二堤捍御蓄洪，“受灌溉者数十万亩”。[17]善阐城的范围西至五华山麓，南抵今双龙桥。大理国贵族常乘船游览滇池，登船之处人称“官渡”，地名至今犹存。为防范夏季洪水泛滥，善阐的城墙修得十分坚固。蒙古军进攻善阐城，见“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夏潦暴至，必冒城郭”。[18]
大理国流行佛教。安宁曹溪寺始建于大理国，明代重修，但大殿内的斗拱、木雕南海三圣仍为大理国原物。三圣雕像宝冠华服，璎珞遍体，飘带流畅，精美生动。昆明市博物馆保存的地藏寺石幢，为大理国唯一现存的经幢。石幢雕刻神像与佛像约300尊，金刚仪态威武，神情各异；观音菩萨衣纹细腻，风姿绰约；整座经幢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石幢刻有600余字的《造幢记》与《陀罗尼经》等印度经文，表明大理国受到中原文化、印度文化的双重影响。两宋施用重北轻南的方略虽有原委，但长期疏远大理国，削弱了云南与内陆的联系。大理国敬重王義之，不知尊孔孟；“教童子多读佛书，少读六经者。”蒙元统一云南地区，在善阐(在今昆明)建文庙，百姓不识庙中孔子塑像，称为“汉佛”。[19]
二、蒙元的统治与驿道修建
蒙元时期包括蒙古汗国、元朝两个时期。成吉思汗所建的蒙古汗国存在约50年。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在经营汉地的基础上建元朝。从忽必烈进军大理国至云南被明朝统一，蒙古汗国、元朝经营云南达128年，超过元朝统治全国的97年。
13世纪中叶，蒙古汗国与南宋的战争呈胶着状态。宋宝祐元年(1253)，蒙古宗王忽必烈奉命率骑兵远征大理国，对南宋进行夹击。蒙古军攻下大理国都城(在今大理)，大理国王段兴智逃至善阐(在今昆明)一带被俘。忽必烈留大将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末附者，率部分军队北归。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国后，在“五城”置兵戍守。“五城”指大理、善阐、茶罕章、赤秃哥儿、金齿等五处要地。“大理”包括今大理与保山、楚雄等地，“善阐”指今昆明、曲靖、玉溪等地，“茶罕章”辖今丽江、迪庆地区，“赤秃哥儿”为今贵阳以西的贵州西部，“金齿”指今德宏、临沧地区与缅甸的东北部。元朝在“五城”置19处万户府，由驻守大理的云南王统辖。
至元八年(1271)，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等毒杀云南王忽哥赤，事发后宝合丁等被处死。元朝调整云南等地的统治机构，分大理国三十七部(在今昆明以东的云南东部)为南北中三路。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命大臣赛典赤·赡思丁赴云南建行省。云南行省为直隶中央的省级政区，统领全省的钱粮、军事、屯种、交通诸事，行省下设37路、五府与众多州县。[20]云南行省管辖的范围与南诏、大理国大致相同，《赛平章德政碑》称，云南行省辖地，“东接宋境，西距蒲甘(在今缅甸北部)，北抵吐蕃，南届交趾，地方千里者五，总隶百余州”。[21]
云南行省统辖的管理机构，布局完整且遍布各地。位今滇中、滇东地区的路级机构有：中庆路，驻今昆明；威楚路，驻今楚雄；武定路，驻今武定；广南西路，驻今广南；曲靖路，驻今曲靖；东川路，驻今会泽；澄江路，驻今澄江；临安路，驻今通海；广西路，驻今泸西。元朝在今滇东北、黔西地区设以下诸路：乌蒙路，驻今昭通；茫部路，驻今镇雄以北；普安路，驻今贵州普安以西；普定路，驻今贵州安顺；乌撒路，驻今贵州威宁。行省之下还设若干军事性质的统治机构宣慰司与宣抚司。宣慰司、宣抚司与路府州县交错分布，形成严密的统治系统。今滇中、滇东等地设置的宣慰司与宣抚司有：曲靖等路宣慰司(驻今曲靖)，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驻今通海)，乌撒乌蒙宣慰司(驻今贵州威宁)，威楚开南等路宣抚司(驻今楚雄)。[22]
云南行省以善阐(在今昆明)为省治，因同时为中庆路治所，又称善阐为“中庆”。云南行省建立前，统治云南等地的政治中心在今大理，以后将省治置于中庆，与行省调整统治权力有关。大理国王段兴智既俘乃降，被赐名摩诃罗嵯(梵语“大王”)。其弟段实入朝，复赐虎符，诏领大理、善阐等城，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赛典赤建云南行省，收回段实统领全省土官的权力，同时任命为大理总管，[23]实则限其权于今滇西地区。段氏后裔承袭其职，迄明初历十一任，史称“十一总管”。行省官府在中庆号令全省，权力在段氏总管之上。
在省治中庆(在今昆明)，云南行省设以下职能机构：提刑按察司与肃政廉访司，负责监督与考核全省官吏。屯田管理机构，至元二十二年(1285)，朝廷准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速剌丁所奏，屯田事务派专人主之，“可岁得金五千两”。大德九年(1305)朝廷整顿云南屯田，令伯颜察儿总管其事。至元十年(1273)，赛典赤于中庆、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延祐元年(1314)，元朝设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作为统领全省教育的机构。云南诸路规措所，负责管理全省金属制品的制造与销售。中庆路榷税官，主管中庆路等地税务。广教总管府，管理全省的宗教与宗教活动。云南养马场，管理云南地区牧养的国马。惠民药局，负责药材加工与患者施治。滇池测景所，为全国27处测景所之一，负责观测天文现象。[24]
云南等地为忽必烈亲自平定，又是蒙元为用兵中南半岛的战略前沿，因此颇受重视。除设置行省外，蒙元统治者还派遣宗王镇守，与云南行省互为表里。镇守云南的蒙古宗王有梁王、云南王，梁王为元朝一等王，较云南王的地位更高。梁王统管全省的军政，有监督、干预行省事务及指挥用兵的极高权力。梁王长期坐镇中庆。今昆明西山俯临滇池的三清阁，便是梁王避暑的行宫。位今澄江抚仙湖畔的罗藏山，又名“梁王山”，林木茂密且山顶平缓，为梁王行猎跑马之处。首任梁王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始封的甘麻刺，末任梁王为把匝刺瓦尔密。云南王有多位见于记载。云南王听从梁王的号令，负责镇守大理等要害之处。
云南行省、梁王与云南王、段氏总管的关系错综复杂。元中叶后，行省基本上被梁王控制，段氏总管则拥土军自重，占据大理地区与梁王对抗，双方屡动刀兵。
至顺年间，云南发生以秃坚为首诸王的叛变，今滇中、滇东一带陷入战火达数年，段氏总管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至正二十四年(1364)，红巾军从四川攻入云南，梁王孛罗逃至威楚(今楚雄)，红巾军占据中庆城。梁王遣使向大理总管段功求援，段功出战得胜，红巾军退回四川。梁王以女阿盖嫁与段功为妻。二十六年，梁王疑段功有并吞云南之心，于中庆通济桥诱杀之，阿盖公主服孔雀胆而亡。郭沫若的剧作《孔雀胆》取材于该史实。段功死后，其子段宝在大理自称行省平章，梁王数次派兵进攻均被打败。经调解段宝承袭大理总管如故，但与梁王互不往来。[25]元末中原等地为明朝所有，元顺帝北归草原。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仍奉北元为正朔，朱元璋遣使招降未果。洪武十四年(1381)，明军攻下贵州普定进兵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大败，梁王等逃至晋宁自尽。
蒙元重视发展交通，并在诸多的道路设置驿站。《元史》称：“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26]行省成立之初，云南与都城大都(在今北京)联系，主要走先后修复的石门关道与清溪关道。石门关道由中庆(在今昆明)经乌蒙(今昭通)、叙州(今四川宜宾)等地抵成都，乃称“中庆经乌蒙至叙州道”。清溪关道由中庆过建昌(今四川西昌)、大渡河诸站至成都，又称“中庆经建都至成都道”。上述驿路沿途地形复杂、险阻甚多，往来行旅间有死损。
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开通由中庆经普安达镇远的道路。此道自中庆经杨林、马龙、曲靖、普定(今贵州安顺)、贵州(今贵阳)、黄平达镇远，遂接通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道路开通后转运繁忙，元廷乃于镇远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沅江水道设24处水站，以后除紧急使臣仍走陆路外，赴京进贡的蛮夷与往来官员多由镇远乘船北上，“实为便当”。据奏报，经此道进入内陆较石门关道“捷近二千余里”，沿途平坦出产良马，[27]行旅至镇远可分流由水路或陆道北上，此道乃成为云南联系内陆的重要通衢。至元三十年(1293)，云南行省又开通中庆经乌撒达泸州的驿路。其道自今昆明经嵩明、马龙、曲靖入贵州，经威宁、毕节过四川叙永抵泸州，前行至成都或重庆。[28]后两道开通后，云南联系内陆不便的情形大为改观，基本奠定中庆、曲靖之交通枢纽的地位。
元代中期，云南行省的交通网络基本形成。除以上所说的道路外，行旅由中庆启程，还可经以下驿路前往各地。中庆经大理至缅国道。该驿道的前身是唐代安南通天竺道的西段。其道始自中庆，经安宁、威楚(今楚雄)、白崖(在今弥渡以北)、河尾关(在今下关)、永昌(今保山)、腾冲等站进入缅国(今缅甸)，往西可达今印度等地。中庆经蒙自至安南道。此道以唐代安南通天竺道的东段为基础建成，行旅从中庆经晋宁、通海、建水至蒙自，南下可至安南都城大罗城(在今越南河内)。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于舍资(在今蒙自东)设安南道防送军千户，负责保护驿道的安全。[29]中庆达邕州道。此道拓修大理国至广西卖马的道路而成。行旅至中庆后分两路，一路过今晋宁、澄江、陆良、广南、富宁达南宁；另一路走今晋宁、通海、建水、开远、广南入广西，经靖西、德保至南宁。[30]中庆达车里道。由云南腹地至车里(今景洪)有两条道路，一条从今大理或楚雄经景东、镇沅、普洱、思茅至景洪，即明代史籍所言之“贡象下路”；另一路自今昆明经建水、元江、思茅县小橄榄坝抵景洪，为元代所开通。[31]
在上述道路中，由中庆经蒙自至安南的驿路尤为重要。中统元年(1260)，蒙古汗国遣使至安南，安南王陈光昺上书请三年一贡，世祖许之，封其为安南国王，双方建立宗藩关系。至元四年(1267)，世祖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以云南地接安南”，同时诏喻安南君长亲朝等六事。其时占城、真腊侵扰安南，世祖令忽哥赤率兵南下援助。[32]可见云南王负有联系、保护安南的使命。云南行省建立初期，安南叛服不常。平章政事赛典赤“遣人谕以逆顺祸福，且约为兄弟。”安南国王大喜，亲至中庆，赛典赤迎之郊外，“(安南)遂乞永为籓臣”。[33]这一时期蒙元联系安南，主要经由中庆过蒙自至安南的道路。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使臣柴椿出使安南，首次沿江陵(在今湖北)达邕州(今南宁)的道路至安南。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沿此道设置驿传，由大都经江陵、邕州至安南的道路，乃成为元朝联系安南的主要通道。
三、蒙元的经营及其成效
行省既置，元朝乃以中庆路为重点，对今滇中、滇东地区进行较全面的治理。
大理国后期，因年久失修，滇池时常泛滥，以致“大田废弃，正途壅底”。经仔细调查，赛典赤采取疏浚管控上游六河、扩导下游出水口的方法进行治理。上段工程由他亲自主持，疏浚主要河流盘龙江，在江上修建重要设施坝松华坝，“以时启闭，缺则放水，治则索蓄之”。对金汁、银汁等河流也疏浚设闸。[34]张立道、忽辛负责下段工程。他们率丁夫2000余人挖开螺壳等处险滩，深浚滇池泄水口海口河。本次治理规模浩大，三年乃成。大德五年(1301)，又进行第二次维修，重点是开扩海口河。两次疏浚使滇池水位大幅度下降，获得良田万余顷。百姓感激赛典赤等人的施治，比喻为李冰开凿离堆，传颂至今。梁王则主持修建位于楚雄府的梁王坝，姚安府军民修建13处陂堰。滇池周围有大片湿地相连。草海中漂浮积草泥形成的“葑田”，百姓在其上耕种。若不系舟“葑田”漂浮不定，或因偷盗发生争讼。云南行省官吏罗文节发给“葑田”主人凭卷，“使有所凭”。[35]
行省对滇池水患的积极治理，为发展军民屯田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国统一后，蒙元于各地遍立屯田以资军饷，云南等地因是“蛮夷腹心”，乃“设兵屯旅以控扼之”。[36]行省建立，云南屯田进入高潮时期，今滇中、滇东北等地成为重点。据记载，中庆路军民屯田有4906屯户，田22459双(每双为五亩)；威楚路军屯有1533屯户，田7266双；武定路军屯有187屯户，田748双；曲靖等处宣慰司(领曲靖路、澄江路与仁德府)军民屯田有4075屯户，田9140双；乌撒宣慰司(领乌撒路、东川路)军民屯有200屯户；临安宣慰司有军民屯2588屯户，田5152双；梁千翼军屯(先在乌蒙，后迁今玉溪)原有1000名屯兵，以后减为700人，有田3789双。[37]元朝在云南屯田规模之大，为前代所无。对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与传播内陆经济文化，屯田起到积极的作用。元代滇池地区出现土地买卖，并流行田地租佃。中庆地区逐渐富足，人称“墟落之间，牛马成群，任宦者割稻秣驹，割鲜饲犬”。[38]
元代今滇中、滇东一带趋于繁荣。各族百姓虽知蚕桑，但未得其法。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乃教以饲养良法，“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山区的罗罗诸族倾慕不已，“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张立道后任中庆路总管。他在云南为官最久，多善政，死后百姓为之立祠。曲靖等路宣慰副使王昇作《滇池赋》，其中有佳句：“五华钟造化之秀，三市当闾阎之冲；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橫贯日之虹。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39]由此可知元代中庆之盛况。今三市街一带民房鳞集，五华山圈入城内，中庆的标志性建筑有东西寺塔、云津桥。东寺塔、西寺塔分别位今东寺街与西寺街。东寺塔邻近滇池，塔顶有四只铜皮打造的金鸡，鸡咀含插金属簧片的铜管。逢滇池风大浪急，簧片振动金鸡鸣叫，提醒人们洪水将至。云津桥在中庆城边今云津街一带。红日西坠，来自晋宁等地的渔船蚁聚于此，人声鼎沸、灯火通明，“云津夜市”为中庆有名的八景之一。
今滇中等地商业亦有较大的发展。《赛平章德政碑》说，平章政事赛典赤“薄征税以广行旅”并兴市井，“轻抽收以广商贾”。云南流行以海贝代钱交易，赛典赤奏准朝廷仍许其俗。元廷还多次颁令，禁止内陆海贝流入云南充当货币。[40]至元后期，马可·波罗奉命出使缅国，路经云南地区。他称中庆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当地颇有米麦，人们主要食米。马可·波罗目睹百姓持“狗项圈”进行交易，细识为以线绳串连海贝为之。马可·波罗不知究里，认为当地用海贝串成的“狗项圈”作交易。他又说滇池广达百里，其中鱼类繁殖，“诸类皆有，盖世界最良之鱼”。[41]居今滇东南一带的和泥蛮，家有积贝，以120索海贝为一窑，藏之地中。老人将死则嘱其子：“我平日积若干，汝可取几处，余者勿动，我来生用之。”[42]可知当地亦流行以海贝代钱币进行贸易。
云南设有打金洞与银场，铜、铁等矿藏也得到开发利用。今滇中、滇东一带是金属开采、加工的重要之地。据记载：云南行省有威楚(今楚雄)、临安(今通海)、曲靖、东川(今会泽)、乌蒙(今昭通)、乌撒(今贵州威宁)等十余处产金，在全国是产金地点最多的一省；威楚、临安、元江诸处产银，澄江等地产铜，中庆、临安、曲靖、澄江等处产铁。[43]马可·波罗称秃落蛮地区(在今昭通、会泽一带)产金甚饶。云南各地开采金银，虽设有官营机构，但仍以百姓开采为主，官府收其税。云南出产岩盐，以中庆路、大理路的产量最大。马可·波罗称中庆城有盐井，其地之人皆恃此盐为活，“国王赖此收入甚巨”。所言当是安宁地区的盐井。《元一统志》说，威楚山川清秀，壤土肥饶，“地利盐井”。在盛产食盐的地区，元朝设有盐运司或转运司。行省官府用盐制成小货币，方法是取盐煮之再用模型浇范为块。货币形状的盐块质地坚硬有利流通，同时便于携带，有助于边远地区获得食盐。
云南行省较重视发展教育。据《赛平章德政碑》：赛典赤赴云南不久，便在大理、中庆两地设儒学提举，令王荣午、赵子元任其职。行省既立，赛典赤于中庆首建云南最早的孔庙，地址在今五华山南侧。赛典赤带头捐俸金购地基，拨田五顷作为庙产，其他官员亦捐银资助。赛典赤还在中庆城内外建社学，补充所用典籍。至元十五年(1278)，张立道任中庆路总管，他为孔庙添建学舍，动员士人子弟入学，岁时亲率诸生行祭祀之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44]至元十六年(1279)，赛典赤去世，孔庙由继任平章政事脱脱木儿续建。孔庙落成后，脱脱木儿聘四川文士担任教官。延祐元年(1314)，元朝设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负责管理各地的学校。至正二十八年(1368)，官府重修中庆路孔庙。大德年间，赛典赤次子、云南行省右丞忽辛，在云南诸郡县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教官，“文风大兴”。[45]以后又有增建御书阁、扩建中庆孔庙、增加学田之举。
今建水、石屏、澄江、曲靖、武定、楚雄、姚安等地，也先后设置官学。兴办学校提高了云南的教育水平。云南本地士人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有一些人取得名次。[46]云南士人也参与办学。中庆路僰人官吏王惠，其子王升先后任仁德路、曲靖宣慰司的儒学教授。王升任云南诸路儒学提举时，整顿姚安、威楚、大理、永昌、丽江、鹤庆诸路的学校，收回被占学田1400余双。[47]
全省道路的修建与交通网络的形成，提高了今滇中、滇东地区的地位，也便利行旅的往来与经济文化的交流。因可享受“乘驿”规定的优惠，云南诸族竞相赴京进觐，给驿道造成沉重的负担，朝廷被迫下令限制。至元二十九年(1292)，世祖忽必烈颁诏：“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48]中庆路学一度毁于战火，后至元六年(1340)，中庆路遣人赴江南购礼乐之器，至成都添置服装，路学得以恢复。北方的蒙古、色目、汉族诸族的人口，借助便利的交通，也不断迁入云南等地。通过驻守、为官、经商等途径，一些内陆人口移居云南，尤其是今滇中与滇东地区。
南宋后期，忽必烈率十万骑兵远征大理国，之后还归北方不超过两万人。除部分因战病死亡外，尚有一些蒙古族将士留镇云南，主要分布在云南的腹地、城镇与道路沿线。移居的蒙古人与云南各民族关系较为融洽。明朝统一云南，移居的蒙古族人大都隐入民间。民国时期，通海仍有数千人坚持蒙古族身份，称祖先旃檀父子率众镇守曲陀关，繁衍至今。今昆明、曲靖等地亦有较多的蒙古族后裔。
元人称以中亚来华人口为主的群体为“色目人”，取“形形色色”之意。忽必烈率军攻大理国，军中便有不少色目人。以后又有色目军队进入云南，如将领爱鲁、怯烈、也罕的斤、阿里海牙及所部官兵。还有一些色目官吏至云南任职，如伊斯兰教领袖穆罕默德的后裔、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来云南建行省并任平章政事。其子纳速剌丁、忽辛、马速忽在云南均任要职，因清廉与勤勉出名。赛典赤在云南颇多德政，深受官民爱戴。赛典赤去世，“百姓巷哭，葬鄯阐北门”。[49]赛典赤家族在云南为官者有七人，后代繁衍为云南回族的几支大姓，以今滇中、滇东一带分布较为密集。
四、结 语
宋元时期，今滇中、滇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云南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状况，较前代均发生明显的改变。
大理国与南诏主要的不同之处，一是大理国进入封建领主社会，对外掠夺奴隶与财物的战争逐渐止息，与宋朝亦未发生战争。二是两宋未如同唐朝积极经营云南等地，而是与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双方政治关系冷淡。但为解决战马的稀缺，宋朝又先后在黎州(治今四川汉源)、横山寨(在今广西田东)等地置马匹交易场，向大理国买马。三是大理国并非如南诏一枝独秀，而是感受到周边三十七部等势力的压力，与其分地而治。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大理国时期今滇中、滇东地区的发展相对平稳。虽受到三十七部的侵扰，但战乱破坏较少。善阐(在今昆明)作为大理国的东都，又有大理国至横山寨卖马的道路经过，这一时期不仅仍较重要，而且继续得到发展。后期大理国趋于衰弱，影响对今滇中等地的管控，主要表现在今滇中与滇西的联系削弱，滇池水患亦较频繁。
蒙元经营云南地区达128年。蒙元统治者较少“华夷有别”“守在四夷”的观念，兼之以云南为经营中南半岛的战略前沿，统治者不仅在云南地区设行省，而且配置诸多官衙，派遣多位宗王镇守，对云南等地进行积极的经营与开发。变化最大的是今滇中与滇东地区。行省对滇池水患进行较彻底的治理，并获得大面积的良田。在此基础上，官府在滇池地区与今曲靖等地开展军民屯田，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元先后在今昆明设儒学提举、儒学提举司，积极发展官学教育，改变了唐末以来云南与内陆文化呈现隔膜的情形。中庆(在今昆明)的城市建设成效明显，马可·波罗赞誉为“大而名贵”之城。元代有不少外来人口迁居云南地区，以今滇中、滇东一带分布最为密集。
蒙元经营云南地区，使相关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要改变。蒙元建云南行省，以之直隶中央政府，终结以四川兼管云南等地的历史传统，亦为云南建省之肇始，有利于云南地区今后的拓展。云南行省的省治位今昆明，省治亦为众多全省管理机构的驻地，标志着云南的统治中心从今滇西移到滇东。今昆明、曲靖有多条重要驿道经过，尤其是开通中庆经普安达镇远、中庆经乌蒙至叙州的两条道路，兼之蒙元通过中庆南下蒙自的道路联系安南，增强了今滇中、滇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蒙元在今滇东北设统治机构并积极经营，改变了这一地区被南诏、大理国长期忽视的局面，[50]今滇中、滇东地区与今滇东北的联系亦逐渐恢复。明清两代大致沿袭元代形成之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总之，蒙元对云南地区的经营，影响广泛而且深远。
作者简介：方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边疆史、民族史与边疆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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