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惠 | 云南回族族源考略——兼论元代回回对云南的贡献
△ 民航路小学里的赛典赤·赡思丁衣冠冢。
回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是七世纪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杭州、扬州、长安等地，以及十三世纪以来，由于成吉思汗西征而被迫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陆续在我国定居后，与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云南是回族分布比例较大的省区之一。现就云南回族族源问题加以探索，试图说明十三世纪东迁到云南的“回回”是云南回族的主要来源。南宋末年，蒙古贵族征服了今新疆地区和伊朗、阿拉伯及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后，将被征服了的中亚各族人组成“西域亲军”，随同蒙古军对南宋作战。其中，“回回军”为“西域亲军”中有力的一支。“回回军”中大部分是士兵，有一小部分是炮手、工匠、军匠或军官。他们随着战争的进展分驻我国各地。战争结束后，即留居各地从事守护、防戍、漕运及屯田的工作。这些回回就是我国回族的主要来源。南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至十六年（1223年）间，百户速不台随成吉思汗西征。在征服灭里吉、回回国（即花剌子模）和钦察诸部族后，即征集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组成蒙、回混合军。后来，这支军队的一部分，即归他的儿子兀良合台率领。兀良合台先随大王拔都西征。在征服了中亚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部族后，他统率的军队中又补充了不少当地人。据《元史》记载：宪宗三年（1253年）“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今叙利亚巴格达）等国。又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印度）、怯失迷儿（克什米尔kasmir色目部族）等国。”因此兀良合台的军队中又有一些八哈塔、怯失迷儿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元宪宗三年（1253年），大元帅兀良合台率领蒙、回混合军，随忽必烈攻“酉南夷”，进入云南。据《元史》记载：宪宗三年（1253年）“九月，忽必烈次忒剌地（今四川松潘附近），分兵三道以进。冬十二月，大理平。”这些军队留居在云南。其中有一批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就是最早到云南的回回。元宪宗六年（1256年），“以阿木河（今阿姆河流域）回回降尼分赐诸王百官。”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置元帅府于大理。。至元四年（1267年），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管辖大理、善阐（今昆明、昆阳一带）、茶罕章（即白蛮，在今丽江、鹤庆一带）、赤秃哥儿（今贵州水西）、金齿（今保山、腾冲等地区）等处，立大理等处行六部。这一次有一些分赐给忽哥赤的“回回降民”，也随着他到了云南，分住于昆明、昆阳、大理、丽江、鹤庆、保山、腾冲等地。中统元年（1260年），兀良合台任命纳速剌丁为达鲁花赤。纳速剌丁是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长子。他在赛典赤之先，统率回回部队进入云南。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派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名乌马儿，是不花剌（今中亚布哈拉）的回回。他在云南执政六年，颇多建树。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统一全国。这一年，赛典赤死于云南。其后元朝封他为“咸阳王”，云南人民立庙祭祀他。赛典赤的墓在今昆明南门外古幢公园的南面。解放前，每到开斋节，昆明的回民扶老携幼前往咸阳王墓扫墓，都认为咸阳王是他们的祖先。赛典赤有五个儿子：长子名纳速剌丁，官至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陕西平章政事；次子名哈散，官至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三子名忽辛，官至云南行省右丞、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四子名苫速丁兀默里，官至建昌路总管，五子名马速忽，官至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速剌丁和忽辛的儿子也有在云南任职的，其后代留居云南。如纳速剌丁的儿子忽先，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任云南行省左丞。忽辛子伯杭，任中庆路达鲁花赤。纳速剌丁的后裔有赛、沙、纳、撒、闪、忽、速、马诸姓。云南回族中，哈、合、胡、穆、王、杨、李诸姓，也是赛典赤的后人。赛典赤的次子“哈散流寓河西，其曾孙政举，明正统甲子（1444年）举人，易哈为合。”其他诸姓分布云南各地。明代著名的大航海家郑和（1371—1435年），又称三保太监，原姓马，云南昆阳（今晋宁县昆阳镇）人。是赛典赤五子马速忽的五世孙。清初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学者马注（1640-1711年），云南保山人，是赛典赤的十五世孙。除赛典赤和他的子孙外，还有一些色目人的将领，如也罕的斤、怯烈、阿里海牙、彻里帖木儿等，屡次带兵在云南各地作战，战争结束，军队即留居当地从事屯垦。他们的军队中有很多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和畏兀儿人。也罕的斤，匣剌鲁人（即哈剌鲁Kharlekie,色目部族名）。其祖父匣答儿密立，以斡思坚国哈剌鲁军三千归成吉思汗，以千户从成吉思汗征回回诸国。至元十七年（1280年），也罕的斤征斡端（今新疆和田），后任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兵五千屯戍建都、金齿等十二城。怯烈，西域人，世居太原。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建行省，怯烈为幕官。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大理做官。后官至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彻里帖木儿，阿鲁温人（色目部族），为西域大族。至顺元年（1330年），云南发生叛乱事件时，彻里帖木儿任知行枢密院事，带兵前往镇压。官至中书平章政事。从上面列举的记载，可以看出元代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各色目部族军队不断地进入云南，云南的回回日渐增多。至元十六年（1279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到过云南，他说：“押赤（Jacin昆明）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当时波斯的历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也记载：“押赤居民皆是回回教徒。”说明当时回回已在昆明定居下来。赛典赤还在昆明修建了两座清真寺，一在正义路，一在金碧路，一直保存到现在。《昆明县志》载：“清真寺，凡二，一在南门内，一在鱼市街，俱元平章赛典赤赡思丁建。”就是指这两个寺说的。这两座寺规模较大，可以说明当时昆明的回回人口已经很多。元代探马赤军为被征服的各色目部族所组成，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其中回回军从事屯田畜牧的较多。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令探马赤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此后大批的回回军士就在“社"的编制下，从事农业生产。元成宗时（1295-1307年），曾先后派遣军队到金齿、大小车里一带作战，这些军队都是蒙、回军。其中一部分即留在云南屯垦。大德七年（1303年），遣由云南出征的回军一万四千人，还各戍屯田。大批的回回军在云南各地屯垦，世世代代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他们万里流徙，大多数人没有眷属，在云南落户生根，长期保持“回女不嫁汉男，而回男可娶汉女”的风俗。他们同当地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长期姻亲交往，蕃衍生息。他们是云南回族的主要来源。此外，随蒙古军队进入云南的畏兀儿人将领，见于记载的有：叶仙鼐，他的父亲土坚海牙，曾随成吉思汗、窝阔台征金朝及西夏。仙鼐随忽必烈征土蕃（西藏）、云南。元中统二年（1261年），官至土蕃宣慰使，任职二十四年，后又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小云石脱忽怜，原为畏吾部大臣。成吉思汗时，随其父归属蒙古军，随成吉思汗征回回国。其子八丹，曾随忽必烈任宝儿赤，鹰房万户（官名），从征哈剌张（即乌蛮，在今大理、昆明一带）。脱力世官，他的祖父于元朝初年率领畏吾儿、阿剌温（Arghun色目部族）等部族，随蒙古军作战。脱力世官袭职，为武德将军、罗罗斯副都元帅，带领蒙古军、罗罗斯军，在滇东北屯戍。还有一批畏兀儿军队在云南屯垦。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世祖派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一千户戍合剌章。畏兀人火儿思蛮，随雪雪的斤镇守云南。至大元年（1308年），有原戍云南的畏吾儿一千人居荆襄，令仍回云南屯田。延祐三年（1316年），立乌蒙（今昭通等十余县）军屯，发畏兀儿及新附汉军五千人来此屯田一千二百五十顷。畏兀儿又称畏吾儿，都指今维吾尔族，当时属色目部族。在成吉思汗西侵以前，有一些地区的维吾尔人就已改信伊斯兰教。元代有大批的维吾尔人陆续进入云南，或做官，或屯垦，蕃衍生息，但今天云南没有维吾尔族，可见云南的维吾尔人已经与回族融合。元代云南是回回屯田的主要区域之一。回回主要依其屯田区域而居住。从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有十二处：威楚提举司、大理金齿等处、鹤庆路、武定路、威楚路、中庆路、曲靖路（澄江、仁德府）、乌撒宣慰司（乌撒路、东川路）、临安路、梁千户翼（乌蒙、新兴州）、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会通、建昌、会川路、德昌路）、乌蒙等处。屯田总数是六万七千多双。屯田区中，除屯户自备己业田外，“官给田”、“官给无主荒田”都可能是新开垦的土地。从屯田数字看，当时云南农业耕地面积大大地增加了，农业人口相应的也增加了。参加的屯户，有民屯，有军屯。军屯以爨僰军较多。此外，外来的蒙、回军和回回军，以及畏兀儿人也参加了屯垦。十二屯中，中庆、威楚、武定、鹤庆、大理等五屯，属金沙江流域，曲靖、澄江、临安属盘江流域，金齿属怒江、陇川江流域。当时屯垦地区大都靠近河流。今天云南回族中务农的人家普遍分布在靠近河流的地方，可以推知与当时回回屯田分布有关。上述沿江流域的中庆、威楚、武定、鹤庆、大理、曲靖、澄江，新兴、临安、金齿等地，以及滇东北的乌蒙，也是当时回回分布的地区。这一点上面列举的回回军在云南屯垦的地区可以印证。云南回族遍布三迤（迤西、迤南、迤东），在元代就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状况。在云南，回族聚居或杂居的地方，有的村庄还保留了“某某屯"、“某某营”的名称，也可以看出这些地方是原来的屯田地区。如玉溪县的大营、呈贡县的回子营、河西县的纳家营等等，至今仍是回族的聚居区。元宪宗三年（1253年）至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间，蒙古统治者对云南的统治属于军事占领。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封其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设立“大理等处行六部”，管理行政；设立“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统领军事。蒙古统治者分封的宗王，对其封疆内有统治一切的权力。这样，宗王与地方行政长官及军事统帅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形成军管民政、刑法苛乱、赋役繁重的局面。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开始建立行省，普遍设立路、府、州、县。《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初置郡县。”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来上。”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云南行省以所定路、府、州、县来上：上路二，下路十一，下州四十九，中县一，下县五十。”赛典赤把行省的治所从大理迁到昆明。行省的建立加强了云南与中原各省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云南与祖国的统一，废除了军管民政的制度，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这一措施顺应了当时云南的社会发展，同时，也符合各族人民的要求。赛典赤的长子纳速剌丁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任云南行中书省右丞,后又任平章政事。纳速剌丁撤销云南宣慰司和云南都元帅府，将军政大权集中于行省。同时，立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清査云南行省积压的案件，并州县，裁冗员，定赋税，立军屯。国这些措施对云南行省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元代云南屯垦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同时增加了行省的税收。随着屯垦事业的发展，回回人赛典赤领导云南各族人民兴修了水利。中庆地区是省治所在地，屯田约八万亩，但昆明附近的滇池出水口——海口由于年久失修，泥沙淤塞，每到雨季水溢成灾，洪水漫过昆明城墙，大片农田被淹。赛典赤领导各族人民修浚滇池，使昆明附近的土地变为良田。《咸阳王德政碑》记载：“初，昆明口塞，水及城市，土地废弃，正途塞底。公命大理等处巡劝农使张立道，付二千役而决之，三年有成。”昆明东北松花坝水利工程“在府城东北。为滇池上流诸水，皆经于此，后分而为二，以注于滇池，盖水之总会也。故此处雨大，则诸河皆涨，赛典赤增修二堰，灌田万顷，至今赖之，立庙以祀。”这一工程至今还认为是一项科学上的创造。赛典赤又在今昆明南门外，盘龙江经过的地方筑一闸坝，用以调节滇池上游水位。同时，赛典赤开浚盘龙江和金汁河，用以灌溉昆明附近的稻田。“元赛典赤赡思丁经画水利，筑坝分水，一为盘龙江，一为金汁河。并修六河诸闸，以溉东菑万顷。”这些水利事业是云南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回回进入云南，参加修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曾在四川等地办理水利事业、积累了经验的赛典赤赡思丁，起了领导、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元代云南回回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参加了商业、运输业、采矿业的活动。在交通方面，元代在云南修建了不少驿路。1276年至1278年，重修由昆明经昭通到叙州的水陆驿站道路。《元史·爱鲁传》载曰：“至元十三年（1276年），诏开乌蒙道，帅师至玉连等州。所过城寨，未附者尽击下之。水陆皆置驿传，由是大为赛典赤信任。”《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仍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即爱鲁），置立站驿，修治道路，其一应事务并听行省平章赛典赤节制。”《元史·怯烈传》曰：至元十八年（1281年）“成都、乌蒙诸驿阻绝，怯烈市马给传，往来便之。”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云南省平章纳速剌丁奏报，“弛道路之禁，通民来往”,“戒使臣勿扰民居，立急递铺以省驿骑。”元朝政府批准施行。明景泰年《云南图经志书》记载：“赛典赤公平章行中书省事，首建孔子庙于中庆城之北叉，于官渡买田八双以瞻学。”赛典赤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元史》记载：“先是，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赡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忽辛，为赛典赤之子，官至云南行省右丞。在他们父子的大力提倡下，昆明及云南诸郡邑设立了学校，云南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回回进入云南，将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波斯文、制炮术、采冶术、医药和天文、历算的知识以及阿拉伯、中亚各地的一些手工业技术传到了云南。“按诸滇志，忽必烈下大理，其将兀良合台以炮火攻下白蛮之押赤城（昆明），则回族司炮之入滇者有矣。立'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则回族以医术入滇者有矣。设'测景（影）所’以测验气候，则回族掌天算入滇者有矣。”行省的建立，屯垦、水利、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行，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这:些措施是在回回人赛典赤父子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回回在賽典赤父子的领导下，在各项建设事业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综上所述，自十三世纪初期蒙古贵族西征，大批的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各色目部族人陆续被征调到云南作战，其后即留居云南从事屯垦、防戍；元朝政府还多次派遣一些回回人到云南做官、做工匠、军匠等，这些人是云南回族的主要来源。此外，还有不少畏兀儿人也随蒙古军留居云南，或从事屯垦或做官，也成为云南回族来源的一部分。他们在云南定居以后，由于政治和社会经济关系，与汉、蒙古等各族人民姻亲交往，蕃術生息，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云南的回族。回族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劳动，互相学习，对云南的开发和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原载于《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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