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中铸就“贞元六书”：冯友兰先生在云南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次年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后在中州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并兼任中州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1946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评议会委员。1951年获印度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52 年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82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的生平著作可归结为“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三史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3套哲学史著作。六书是“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6本哲学著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将自己的哲学思想系统化写成“贞元六书”。“贞元六书”是一套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新理学》为其总纲，后5册分属各章节，主要讲纯粹哲学。《新世训》是社会观，是新理学观点在社会问题中的应用。《新事论》是生活方法论与道德修养论。《新原人》是人生哲学，以觉解的程度将人生分为4种境界。《新原道》是哲学史观，分析中国哲学的发展。《新知言》是方法论，总结中西哲学史的经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写成《中国哲学简史》（英文）。1949年后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全部著作收录在《三松堂全集》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为应付时局，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先在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日军再度进犯，联合大学不得不西迁云南，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作为西南联大决策管理层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教学研究层最显要的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层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雷希：《心诚则灵：三论中国学者的中国气派——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校务活动考略》），冯友兰的名字是与西南联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所写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使他成为抗战时期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中国哲学家。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19 年进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系统学习西方哲学，1923 年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河南中州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在战火与贫困中，以战时流亡大学的漂泊历程，创造出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和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在昆明的8年间，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正如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说的那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可以说，西南联大对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给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以丰富的引领和启迪。

在偏居西南一隅的艰难时期，西南联大的许多学者出对国家民族的高度历史责任感，苦苦探索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产生了一大批卓有见识、极具深远意义的理论著述。这些著述并非只是书斋里的经学玄论，许多学术理论研究都能够从中国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其中不少思想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冯友兰在西南联大长期担文学院院长一职，对学校内外的事情始终心怀关注，同时倾心于学术，在联大师生中是位口碑极好的学者。据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张世英说:“冯 先生的哲学思想是相当完整的，理论性很强，现当代没有人在这方面赶得上他。”（徐进安采访、王仁宇整理:《实说冯友兰》）

在抗战期间，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将近十年的艰难困厄中，他写出了6部传世之作，即《新理学》（1939年出版）、《新事论》（1940年出版）、《新世训》（1940年出版）《新原人》（1943年出版）《新原道》（1944年出版）、《新知言》（1946年出版），这6部书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简称“贞元六书”，取《周易》“贞下起元”之意，寄托了对抗战胜利和中国再度富强昌盛的希望。这6部书是冯友兰先生一生哲学创作的高峰，也是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为民族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对于“贞元六书”，贺麟在其名著《当代中国哲学》中写道：“冯先生《新理学》一书出版后，全国各地报纸杂志，以及私人谈话、发表的评论，异常之多，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思考，使他成为抗战中，中国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哲学家。”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认为：“第一，'新理学’的体系可以说是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综合中西的哲学，在中国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第二，《贞元六书》中充满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强调了民族的自尊心，洋溢着对于民族复兴的热望，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深情。”(张岱年：《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

△ 《三松堂全集》第三版

在“贞元六书”中，《新理学》是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总纲，探讨了关于自然、社会和理想人格的普遍性问题。其核心是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新事论》把《新理学》对体用关系的认识应用于现实社会，以社会生产方式为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为用，强调体改变了，用也要跟着改变。并指出：中国的紧要任务是工农业的现代化，即把以家庭为本位的自然经济改造成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经济形态。这是人类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共相”。《新世训》主要讲处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态度和方法。《新原人》提出了人生的四种精神境界。指出，人类有四种不同的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哲学的目的和作用是使人最终达到最高层次的天地境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生命的永恒意义，与天地同流，与宇宙同在。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新原道》则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线索，勾画中国历史哲学反思内圣外王道的历程，以此说明“新理学”确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路子而出现的新体系。《新知言》则是“新理学”体系的方法论，其主要意思是：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无法用正的方法得出，但可通过负的方法，即懂得为什么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而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贞元六书》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诸多问题，同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经说过:“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所说的，无非就是鸿篇巨制的诞生大都与艰难困厄的环境有关。西南联大时期艰苦的岁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妨碍冯友兰的精神创造。相反，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迁反而激发他的创作热情。因此，他在《新原人》自序中表明了自己创作《贞元六书》的真实用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

艰苦的生活条件、战争所带来的心理负担，并没有压倒西南联大师生抗战救国、光复家园的企盼。他们在工作中勤奋努力，在生活中幽默风趣，处处流露出学者的智慧和真情。其时的西南联大，弥漫着一股极为特殊的学术风气，每位教授行走在昆明的青石板路上，都像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教授）就像孔子和柏拉图一样，是智慧的化身，一言一行都向围绕着他们的青年学子散发着他们自己的深邃思想和领悟”（郑敏：《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1938年7月7日，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师生和云南蒙自的民众在南湖边举行抗战纪念集会，冯友兰出席集会并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说，一年来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坚持持久战是有希望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可悲观失望，中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又说，战争固然能造成破坏，也将取得文明之不断进步，并鼓励学术界提高效率，多出成果，认真教学。西南联大教授浦薛凤称这次演讲“语甚精当”。据钱穆回忆，当时文学院在蒙自，他与汤用彤、贺麟、吴宓、沈有鼎等7位教授居住在一家已废弃了的法国医院。该医院距离空军基地较近，时有空袭。“沈有鼎自言能占易，某夜，众请有鼎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检之，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大惊。遂定每晨起，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有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些奇闻轶事反映了西南联大期间，专家、学者之间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因此，冯友兰在为联大撰写的碑文中，这样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在当时，无论是师生中的左派、右派或是中间派，不管年龄大小、学问高低，都在时代使命的召唤下，聚集在西南联大，辛勤工作，努力学习，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1938年8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课程结束，文学院师生迁返昆明。随着新学期的开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遭受了从天而降的战火洗礼，生存于时时都有可能遭日军空袭的危险境地。日本侵略者最初对昆明的空袭旨在对这座大后方的文化要冲进行骚扰，想从精神上将大后方的民众压垮。特别是在日军相继占领安南、缅甸后，云南在战略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中国抗日的前沿，昆明笼罩在日本侵略者疯狂袭击的阴云之中。为躲避空袭的危险，“这就考虑要疏散到城外乡村里去。先疏散到离城七八公里的村子，后来又疏散到城外乡村里去。叫'龙头村’。这个村子是昆明郊区比较大一点的集镇，又叫'龙泉镇’。疏散到这个地方的人很多，有西南联大的人，也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还有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这样，龙泉镇就成了当时一个文化中心了”（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于是，冯友兰就经常奔走于学校和家之间，周末回家，平时在学校里上课或办公。面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联大师生一开始的确感到有些紧张、恐惧。到后来，便渐渐能采取一种安之若泰的态度，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讹诈、威胁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散文里把西南联大师生们跑警报作为联大的景观予以生动的描绘。他叙述说，联大师生们往往要等到表示日机正往昆明方向飞来的空袭警报响了之后才停止上课，三三两两朝野外走去。到了野外，也不急于钻沟藏洞，而是在野地里看书、闲聊或打牌，等到飞机的影子出现才钻进洞里。有的同学对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根本不屑一顾。

有一位姓郑的广东同学，很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等到警报解除，他的莲子也煮好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到联大，联大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同学依然不动声色地在新校舍的锅炉上搅和他的冰糖莲子。然而，真正严重威胁西南联大师生生存的不是日寇的轰炸，而是贫困与饥饿。西南联大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便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中。教师们的工资常常人不敷出，有些人只能靠卖字卖文维持生计。“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为此，西南联大的部分教师还曾组织一个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的合作社，冯友兰也列在卖字的行列中。闻一多善刻图章，为了要卖字，他还特意为冯友兰刻了两枚大图章以备使用。即使这样，也还解决不了问题，据说冯友兰夫人任载坤曾在龙泉镇自家院子里炸麻花卖给小学生吃。

在8年的艰苦岁月里，西南联大师生克服各种困难，精诚合作，弦歌不辍，以卓著的业绩，在国内外教育界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在这个阶段，冯友兰亦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离开昆明到重庆、成都等地演讲，同时为《哲学评论》《思想与时代》《大公报》《中央日报》《东方杂志》等刊物撰写稿件，发表了100多篇文章，苦苦探索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道路。

△ 冯友兰先生和家人在一起

1946年5月，冯友兰与他的弟弟、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教授两家人，由河南同乡提供一辆带斗的吉普车，经贵州到达重庆，并于7月下旬到达北平，返回清华大学；8月，应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担任该校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

（选自杨绍军著：《西南联大人物故事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