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旗》 民国30年（1941年）12月，安国县委创办的党内绝密刊物。油印64开小册子，半月刊，后改旬刊，版面八开两版。主要刊载宣传政策、支部建设经验和武装斗争开展情况等。《战旗》编印由县委宣传部长曹平主持，主要编辑人员有曹平、韩焕章、宋介之、苏文等。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坚持《战旗》不倒，编辑出版人员用扁担挑着设备，在林立的岗楼据点之间打游击，长年露宿野地。他们以苦为乐，编出一句顺口溜：“铺着地、盖着天，脑袋枕着半块砖，一心一意想出版。”民国31年（1942年）5月停刊，共出11期，翌年2月复刊。民国34年（1945年）8月又停刊，翌年9月1日复刊，第二年再次停刊未复。
作者：宋康
作者简介：宋康，男，1925年4月生，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桥镇人。1940年在本村完小参加少共，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战旗报》编辑、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建国后曾任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总编室主任、党组书记，中央文化干部学院分部副主任。1985年离休。
1942年，我在安国县伍仁桥完小读书。这个学校有一个秘密的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校长李兆熊，我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薛刚强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党员有宋英虎、宋振中、张永进、薛彩绵、宋月桥、宋文雪、平黎明、平疏敏、宋同聚、宋游库、王焕然、平健。
1942年初，日军从保定、安国出动，以大批兵力进犯伍仁桥一带，企图占领伍仁桥后，向四周扩展。开始时，敌人先派了一个小队向伍仁桥作试探性进攻，这股敌人越过沙河后，直取伍仁村，再从伍仁村沿滋河向西南方向迁回包抄伍仁桥。当敌人沿滋河河堤向西南迂回时，进入了我军埋伏在堤上的包围圈，我军居高临下，猛烈开火，当即消灭了一大半敌人。剩下为数不多的残敌拼命抵抗，这时伍仁桥周围的农民也闻讯赶来助战，一鼓作气，不到半个小时基本上消灭了这股来犯之敌，只有一个敌人漏网。在打扫战场时，我和几个同学跑到现场观看，这时我主力部队已转移，剩下的民兵们正兴高采烈地在河里打捞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有的民兵兴奋地叙述着敌人被消灭的情况，大家听后无不拍手称快。
安国伍仁桥
这次歼灭战后，我们又回到学校，班主任李作汉老师动员学生们作好应付敌人进行更大规模“扫荡”的思想准备。李作汉老师说：“敌人虽然打了一次败仗，但未伤元气，他们是不会甘心的，还会用更大的兵力向伍仁桥进攻的，不可麻痹大意，放松警惕。”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在1942年3月中旬，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向伍仁桥杀来，烧杀抢掠一番之后，便到处抓民夫，拆民房，强迫群众替他们在伍仁桥村西修建炮楼。敌人每天出动“扫荡”，每村一日三掠，原伍仁桥学校校长李兆熊已在敌人占领伍仁桥之前调到西崔章去了，新来的学校党支部书记是李步云。敌人占领伍仁桥之后，李步云也回到自己的家乡西北马去了，只剩下了班主任李作汉老师还和学生在一起。李作汉老师便带领学生们到伍仁桥西南面的卓头一带打游击，后来敌情越来越严重，李作汉老师和一部分学生也散失了。这时只剩下了十几个党员和少数同学还坚持着，我们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到处流浪。
不过，我们毕竟不是温室里的弱苗，早在1939年日军占领过伍仁桥，但是不到半年，便被我军赶走了。自从1939年秋天伍仁桥学校恢复上课一直到1942年日军“五一”“扫荡”，3年来学校是在敌人的“扫荡”和我军的反“扫荡”中度过来的，学生们是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敌人忙于在伍仁桥修炮楼，出动“扫荡”少了一些，我们便来到了安国最南端的一个村庄茂山卫。
茂山卫村南紧靠滹沱河，村子周围长满荆条、桃树、杏树、梨树和灌木丛，百米之外看不见人影，这种环境对于打游击特别有利，为我们打游击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日军在伍仁桥站稳脚跟后便开始向周围“蚕食”。滹沱河一带也成了敌人“扫荡”的目标。不仅伍仁桥敌人有向滹沱河一带扩展之势，而且安平、深泽之敌也向这一带压过来。
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主力部队和冀中首脑机关都暂时转移到外县去了，各级党政机构也大大精简，抗日中学也暂时停课，各谋出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只是地方干部和游击队。由于和上级联系不上，有的主张散，有的主张坚持，我和薛刚强每天到各村去寻找区委的下落。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从茂山卫转移到了西北马村，住在支部书记李步云家里。我们十几个人住在一起，像一支游击小分队，只可惜没有枪支，不能同敌人拼搏。
由于找不到区委的影子，我们心急如焚，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到定县去碰碰运气。真巧，4月26日在定县的子位村碰上了三区区委书记魏鹤普，县委宣传部长曹平和宣传干事韩焕章也在座.我们向魏鹤普汇报了情况并向他请示今后的去向。开始他动员我们回到伍仁桥去或暂时到亲友家去，他说：“你们十几个人在一起活动目标太大，军不军民不民，太危险了。看来环境不会一下子好转，而且可能更坏，你们长期在外而流浪无法生活。'对区委书记的话我们根本听不进去，我们主拿定了，坚决不回村。后来县委宣传部长出来解围说：“现在环境变了，根据上级的指示，对敌斗争的策略也要变化。回村里去不是散伙，而是在新的环境下进行新的斗争。你们在外面游荡是不能完成新的战斗任务的，而且也危险。”我们对曹部长的话无可反驳，只好同意了。但是我们也说明了困难：“我们可以动员党员们回村里去，但是我和薛刚强是学生会的干部，党员身份也是半公开的，如果回到村里去，是以肉投虎，凶多吉少。”后来魏书记和曹部长感到我们的话有道理，便决定由我们去动员大家回村里去，然后再安置我和薛刚强的去向，并定好我们完成任务后到杨各庄碰头。
曹平指挥战斗
根据领导的意图，我和薛刚强连夜赶到西北马传达了领导的意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于是分头而去。我和薛刚强完成任务之后，到了杨各庄，魏书记和曹部长在那里等我们。他们商量的结果是要随曹平部长到县里分配工作。4月28日，我们同魏书记分手，随县委宣传部长曹平和干事韩焕章向安国的二区转移。一行4人从杨各庄出发，沿着安国和安平交界一带的村子奔向安国二区。为了不暴露身份，我们装扮成农民，有的背着类筐，有的扛着铁锨，有的扛着锄头。穿过敌人修筑的一道道封锁线，边走边打听敌情，拐弯抹角走了三四十公里路，来到二区庞各庄。
庞各庄是韩焕章的家乡，我们在村子里住了两天，然后赶到王玉巷，参加县委召开的全县干部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反“扫荡”中的经验教训，部署近阶段反“扫荡”的任务，研究对敌斗争的新策略。
鉴于前一阶段县干部不离县、区干部不离区、村干部不离村牺牲太大的教训，新的部署要求各级干部在反“扫荡”中可以灵活机动，允许跨县、跨区、跨村与敌人周旋。还针对敌人到处建立“爱护村”的新形势，要变“爱护村”为两面政权，要学会作合法斗争，把“爱护村”“变成我们的战斗村，把“王道乐土”变成埋葬日军的战场。县区干部会议后，便分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县区干部会议后，薛刚强被分配到县大队政治处做宣传干事。我被分配到县委秘书处做刻字印刷出版工作，主要任务是刻印县委的各种文件和出版县委的机关报《战旗》。因为环境的关系，很多人都改名换姓或叫代号。宣传干事韩焕章改名苏文，张革宇改名张红涛，我改名宋抗，意思是要坚持抗战。
曹平部长是全县宣传工作的主帅，他对《战旗》的编辑出版十分关心。全县干部会议后，他要到分工的地区帮助工作，走前指示我们要把《战旗》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好。他鼓励我们说：“敌人把战火引向冀中，妄图消灭我们，这是批蜉撼树不自量力。我们相信，玩火者必自焚，你们要把《战旗》出版工作搞好，它是指引我们全县工作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不能倒下去，就像战士们在火线上冲锋陷阵一样，战士在战斗中倒在血泊中了，但是旗帜还在飘扬，后面的战士们还在沿着倒下去的战士的血迹继续冲上去，消灭敌人。你们的任务就是让《战旗》这面旗帜在安国上空高高飘扬，人民看到这面旗帜，便有力量，有勇气，有信心，去同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他的每一句话，就像带着我们在全县人民面前庄严宣誓一样，牢牢记在在我们的心里，为我们以后在残酷的环境中出版好《战旗》奠定了思想基础。
河北省安国市马庄村一带
县委领导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布置之后，便把我们安置在二区最南边的马庄。马庄在千里堤南侧。这里暂时还比较安全，对我们的出版工作比较有利。
在马庄活动期间，我们住在村支部书记王福增家里，一日三餐都由他家操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了，敌人常常来骚扰，为了保证印刷工作正常进行，我们在村北树林里挖了一个地窖。敌人活动频繁时，我们就到地窖中去工作。.这个地窖离大路百米左右，在地窖里工作，还可以听到敌人骑兵来往走动的马蹄声，我们也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由他来来往往。只要马蹄踩不到我们头上，我们照常工作。
但是，敌人在伍仁桥一带站稳了脚跟之后，其魔爪便向二区伸来。他们也要在这里炮制其所谓“爱护村'，建立其“大东亚新秩序”，让人们在“王道乐土”上过“安居乐业”的新生活。敌人天天出来“扫荡”，安国县的县区武装天天与敌人打伏击，我县区武装力量又损失了不少。有的经受不住残酷环境的考验，回到伍仁桥当伪军去了。县大队队长王其昌也投降了敌人，天天领着敌人到处抓我们的同志。
有一天，骄阳似火，苏文、张红涛和我正在马庄村北的地窖中工作，区小队与日军也到这片树林里捉迷藏，敌人的骑兵在我们窖上一跃而过，只顾追赶区小队，没有发现我们。天快中午的时候，张红涛说：“我到村里去侦察一下，看有什么情况，”当他走到离马庄不远时，发现马庄村边的千里堤上有持枪的人站岗。他急忙回来告诉我们。我们商量了一下，便暂时转移到南流罗村。敌人走后我们才回到马庄。不过，根据敌人的活动规律，我们估计马庄已引起敌人注意，马庄已不能久住，我们决定“挪窝”。经过研究，我们搬迁到了河北面的齐村、阎村、东寇、西寇一带。敌人也常到这一带来，不过这一带回旋余地大些。我们到这里来坚持工作，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往往是我们刚铺开蜡纸工作，敌人就来了，我们只好避开。我们前脚进村，敌人的后脚紧随而入，我们只好再出村。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方志安国》澎湃号 安国历史上的报刊（二）
《血色冀中》李秉新 不倒的战旗
日本侵略者在冀中大地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冀中抗日军民在炮火硝烟中与敌拼杀的悲壮情景，使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多年了，但日本人并未真正反思自己的罪行，而且右翼势力持续抬头。我们又怎能忘记历史？
曾有人这样说过：冀中平原没有一座山岗，然而人民群众就是巍巍的高山。这话说得是最恰如其分不过了。冀中抗战英烈的事迹，不可胜数，能够收录在史册的是很小的一部分。而随着时间流逝，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罕有在世的了，很多成为传说，成为故事，成为不可考。即便收录在册的，也只在有限的圈子里传播，英雄的事迹泯没不彰，实在是一件憾事。
近期抽时间把看过的反映冀中抗战的人物事迹的文章 ，整理出来，与诸君分享，以缅怀先烈启迪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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