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中国水雷实验场景
译者案：中法战争期间，为了加强珠江口地区的海防，两广总督张树声、张之洞任内均下令在虎门至广州一带航道布设水雷，实际负责布雷作业的英国洋员柏专敬（J.A.Betts, 1846-1892）事后撰写了回忆工作经历的《广州的水雷防御》（The torpedo defence of Canton）一文，发表于《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90年1月24日号。
柏专敬于1874年来华，曾先后在天津电气水雷局、福州船政、广州水雷鱼雷局教授电报和水雷技术。柏专敬主修电学，对水雷知识了解有限，但对布雷工作尚属尽心尽力，前来核验的清政府官员曾称赞其“一日竭两日之功，一人作兼人之事”。此文透露了一些广州布雷工作的细节，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故翻译于此，供研究者参考。文中提到的部分水雷外观与水雷战术仅凭文字不易理解，英人史理孟（C.W.Sleeman）的《水雷秘要》（Torpedoes and torpedo warfare）一书中有相关示意图，故附于文后，以供对照。因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仍不免误译甚至错译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柏专敬
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员、帝国敕命第三等官J.A.贝茨——柏专敬，向电气工程师学会提交了一份文件。
主席先生，先生们：
虽然我未能以本文向你们呈现极其新奇的内容，但我认为学会成员可能会对1884-85年战争期间珠江水雷防御的详情感兴趣。我知道，对于本会中皇家工兵或海军军官以外的成员而言，水雷作业是一个少有人知的主题。但是，由于水雷作业——或者更恰当地称为水下布雷——现在已与电气科学密切相关，我相信，会员们大都会乐于听到中国政府已经在对科学的追求上取得了何等巨大的进步，尽管这种追求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
1874年，因为预计中日会因台湾事件开战，我首次来到中国工作。当时，除了大沽进行过的一些微不足道又不成功的实验外，中国人对于水雷还毫无见闻，也从未想过把它当作任何海防计划中有价值的部分。
中国有长达二、三千英里的沿海地区与海岸线，并有许多适于通航的大河，因此是一个必须把水下大量布雷作为防御入侵舰队最基本手段之一的国家。直隶总督兼兵部尚书李鸿章阁下——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杰出政治家——首先认识到了这种的防御重要性，并于1875年命我来天津当面向他演示了一系列实验。由于实验非常令人满意，日本危机也已得到解决，阁下于是指示我组建一所水雷学院，向二、三十名年轻的中国绅士讲授科学化战争中的这一分枝。二十四名主要来自官僚阶层的学生勤奋刻苦地工作，经过四年对水雷和电报科学各科目的学习后，他们都成为相当高效的官员，构成了此后遍布十八省的各个水雷局和电报局的核心。1879年，这些学生在天津与大沽之间建成了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第一条电报线，我还记得在这条线路上发出的首条信息是李鸿章阁下给大沽指挥官的命令，要求他装饰炮台，并向搭载格兰特将军而来的美国炮舰“阿舍洛特”（Ashuelot）号鸣放十二响礼炮。
1883年，我在英国的家中收到了两广（即广东与广西）总督张树声阁下的电报，于是立即前往广州，在即将与法国展开的战争中为该城设防。我于当年11月20日抵达广州，两位旧日的天津学生已在那里等我。拜访过总督阁下后，我首先在距广州约十二英里的黄埔设立了一个水雷局。经过检查，我发现库存极度匮乏，能用来为九十英里长的珠江设防的，只有六十段总长4000码的海底电缆和十或十二个旧式沉雷。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珠江、测量水深，并查看各处炮台和支港，以便开列一份防御必需物资的清单。这项工作既费力又不愉快，因为许多炮台中的士兵都是来自内陆省份、此前可能从没见过外国人的壮丁，尽管他们是一群亲切友好的天朝子民，但至少可以说，当发觉他们衣服里还居住着穿着者以外的东西时，总令人感到不适。他们大部分是湖南人，是非常可靠的伙伴，但很容易与广州人发生口角，我不得不时常亲自动手或开口干预，以防他们攻击我的护卫。
到了次年年初，我已经制定了防御计划，开列了必需物资，并将采购单寄往英国。这次调查远征中，我的工作人员遭遇了第一起死亡事件：一群私盐贩子把我乘坐的小艇误认成了缉私船，突然向我们开火，舵手被击中，这个可怜的伙计在半小时内死去了。
在等待到货的这段时间里，我设计并建造了几处非常完备的弹药库，它们位于长洲岛（Dane’s Island）的小山中，足以避开任何敌方舰队的火力。弹药库的地基是由附近营地征来的四百名士兵花了一天功夫在坚硬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我也用上了手中不多的物资，在沙路（Sha-lu）布设了十一个填充火药的500磅沉雷。这批最初被布下的水雷在一年零八个月后被打捞上来，尽管其中一些曾被厚达六英尺的砂砾掩埋，但火药的状况依然良好。我还花了些功夫把大炮安放到能够保护水雷场的位置，16到18吨重的克虏伯（Krupp）、乌理治（Woolwich）和瓦瓦司（Vavasseur）大炮被仅凭蛮力拖吊上了山崖，而在英国，我们会认为如果没有工程设备的帮助，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我要指出，在搬举重物时，无人可与普通的中国苦力相比，我指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我曾见过一群人来到一门6吨重的大炮旁，调整好杠棒，然后伴着震耳的吆喝声，随随便便就把它搬走了。与此同时，水雷局的教学活动也开始了，包括24名“内学生”即我们的学员、30名“外学生”或称机械师以及50名“水勇”或称潜水员。最后一类人需要从事沉放水雷和将其固定到位的实际工作，主要从水手和渔民中招募而来。他们都是游泳和潜水能手，大部分人能在中等水深不用任何装备停留2分半钟，其中最好的一个在总督阁下视察时能够在四英寻的水下停留长达差四分之一秒四分钟。
1884年5月，我的订货开始从英国到来，第一批货物是两套带有发电机、发动机和锅炉的探照电灯。每套设备由发动机和锅炉、发电机、反射镜、双芯电缆以及带有必要的电路开关、按键和测试仪器的弧光灯组成。发动机有十四马力，转速110转。发电机是改进的格拉姆（Gramme）D.Q.型，当运行速度为470转时，能产生60至62伏的电压和90至95安培的电流。“Manin”型反射镜配有直径90厘米的镜面。弧光灯带有手动调节装置，使用直径20毫米的碳芯，发光强度可达36000烛。一架探照灯安设在黄埔的一座高约100英尺的小山上，用以照射在此处分开通向广州的两条航道。灯光可以照射到这里三座炮台的护坡、水雷场、障碍物和军桥。另一架探照灯位于虎门（Bogue）防线中央的沙角（Shakow）炮台，可以从那里遍照水雷场和周围的炮台。第二架探照灯被放置在300英尺高的绝壁顶上，两架探照灯发电机的发动机都能免受敌人炮火打击。
此后，我的订货纷至沓来，但到了5月中旬，李鸿章阁下代表中国与福禄诺（Fournier）上校代表法国签订合约的消息传来，所有计划都被打断了。因为这个消息，所有的积极活动都暂停了，但到货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要把全部注意力用于给大炮、水雷零件、电灯零件、电缆、大米、火药等等分门别类，然后看着它们被存放到安全的地方。到了6月底，当物资整理得稍有头绪时，我们对和平的期望又因为从总督那里接到的一封电报而落空了，电报称法军和中国军队正在东京边界上相互接近，随时有可能再度开战，我必须重新让水雷准备就绪。在收到中国军队重新夺回谅山（Langson）的消息后不久，我们的水雷作业就全力展开了。当时我正在香港接收运达的军火，除了别的物资外，我还在集结于香港的法国舰队注视下，在港口外接收了25吨棉火药、12吨炸药、3000枝毛瑟步枪和一百五十万发子弹。这些货物先被转移到两艘帆船上，再由一艘中国军舰拖走。我得到消息称，法国人打算一俟我们离开英国水域的保护范围，就前来拿捕。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看到法国军舰“阿米林”号（Hamelin）已经在港口边界外3、4英里的地方升火下锚。但我奉命必须前往广州，于是在傍晚乘坐拖着两艘帆船的中国炮舰“海镜清”号离开香港，从距法国人大约一英里的地方穿过了汲水门（Capsimun）水道，全然不解他们为何没有发动攻击。我们的防卫能力极其薄弱，炮舰仅有一门只能前向射击的18吨前装炮和两门12磅阿姆斯特朗炮。既然把我们捕获或摧毁易如反掌，而香港又已人人皆知棉火药是水雷防御的关键，那么法国人为何允许我们通行，这着实令我不解。因为深信法国人要捕获我们，我取出了一根电缆芯，并把它绑在连结炮舰和运载棉火药帆船的牵引索上，接通了起爆引信和船上的电池，准备在不可避免地被捕时用它引爆棉火药。结果，我们带着货物安全抵达了黄埔的仓库。这时，非常亲外的张树声总督已经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强烈排外的张之洞总督阁下所取代。
现在没时间把水雷摆放归位了。我继续以前在沙路展开的工作，同时在河汊另一边的鱼珠（Yu Chau）进行布雷作业。我把水雷营的规模扩充到了600人，招收了更多的水勇和一队450人的“雷兵”或称水雷士兵。这450人是从船夫与河工中招募的，经过短时间训练后，他们被配置于我在香港建造的30艘十桨舢板上，充当水雷场的护卫。这些船长28英尺6英寸，宽7英尺6英寸，每艘可搭载15名配备温彻斯特连发卡宾枪的士兵。船员编组如下：一人负责指挥，十人划桨，三人操纵船上装备的黄铜榴弹炮或加特林、诺登飞机关炮，还有一人待命。这些舢板在整个防御过程中都表现良好，一些在白天从事各种杂项工作，其余的则整晚看守水雷场——它们的浅吃水能够安全地越过水雷。除了这些舢板外，我还雇佣了四艘小型炮舰或称大型汽艇，以及作为仓库和供士兵们睡觉用船屋的8到10艘帆船。汽艇船头悬挂这个布雷工作中非常有用的大剪刀，船尾放有水雷电缆线卷筒。由于半英里7芯电缆重量超过两吨，还有必要在汽艇旁绑上一艘帆船，将电缆装在其中取用。凭借这样简陋的工作设施，每队每天最多只能布设十颗水雷，但必须要记住，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受我的承受能力所限，而我必须亲自测试每颗水雷、每根电缆、查看每个接头，此外还要在货到时前去查验、为水雷站选址并监督施工、记账、付工资，如果有人生病或受伤，还得充当医生。无管人们对我多信任，我都不会对自己最后的这项能力有什么好评。我的夜晚通常在往返于珠江上下游的小艇上度过，以巡视那些正在标记水雷位置或预定位置的护雷船是否各就各位。
8月底，我们获悉法军炮轰福州船政（arsenal at Foochow）并摧毁了中国舰队，并随时有可能在珠江出现。我开始在虎门炮台设立外围防线，第一站是距离黄埔大约三十英里，航海图上标称为穿鼻（Chuen Pee）的沙角（Sha-Tchow）。在这里，必须把电缆运到两三百英尺高的悬崖上。除了水雷防御外，我们还在河中不同地点设置障碍，只给轮船留下了150英尺宽的通道。这些障碍的位置和构造虽然由我决定，但必须委托中国官员建造。装满石头的帆船被沉到河床上，周围打下沉重的桩柱，以绳索和铁链固定，再用花岗岩块把空隙填满。如果按照我的指示进行，本来可以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但我后来发现，任何现代军舰都可以安全地穿过它，而且几乎连一点油漆都不会刮伤。整个工程徒有其表，原本应该装满石头的帆船只是被填进了泥土，因此在几个月内就被冲散漂走了，只剩下几根容易被棉火药连根拔起或拦腰炸断的桩子，孤零零地散布在各处。在因英国领事的要求延迟了一段时间后，我于1884年9月6日封闭了位于黄埔的珠江主航道障碍的缺口，只留下一条吃水9英尺以下的船只才能前往广州的航道。战争期间，这条航道保持开放，白天，轮船可以在搭载了本地水雷引水员的前提下往返广州，到了晚上则要在虎门下游或黄埔上游下锚停泊。这条通道对轮船非常不便，我请求总督阁下应该让所有轮船在最前沿的舢板洲（San-Pan-Chow）水雷站停船，再用较轻的船只转运货物，但这会给广州海关税收造成巨大损失，所以他无法同意。此外，由于事态模糊——中国和法国之间从未正式宣战——这样做可能还会使总督阁下卷入与香港当局的国际问题中。结果，虎门外围防线有二十八个触发水雷被轮船撞毁，黄埔的内层防线上也有八个水雷同样受损。我感到异常焦虑，尽管可以通过对应各个水雷的电闸的跳闸情况判定被毁水雷的位置，并及时换上完好的水雷，因为发火电池的插头没有接通，所以不会有触发水雷的风险（这条航道上的水雷都是电发式的），但一想到要将友方轮船的安全托付给那些工作经验仅有几个月的引水员，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
虎门（Fun-Mun）航道水深超过二十英寻，无法布设水雷，再加上这条狭窄的航道中潮水汹涌（落潮时流速接近五节），我就在河底铺设了钢索，一头固定在链状岩石（Chain Rocks），另一头与亚娘鞋岛（Anung-Hoy）后面河谷中的强力蒸汽绞车相连。用蒸汽绞车拉起钢索，就可以将航道封闭，但它们从未被使用。西江和由其通往珠江（或称广州河）的支流或是拦砌了石砦，或是布设了中国制造的小型机械水雷。
现在我要对防御中所用的各型水雷略作介绍。由于穿过水雷场的航道仍然有限地对轮船开放，因此只要主航道还允许通行，就绝不能在其中布设纯机械水雷。于是，我将注意力集中于使用电发式水雷。这种水雷分为两类，即从岸上观察引爆的沉雷和由船只碰撞引爆的触发漂雷，两种类型均已被皇家工兵使用，大部分在英国制造，也有部分由广州的本地工人制成。触发水雷配备了马蒂森式（Mathieson）无继电器弹簧开关，纯粹用作触发雷。它们装有100磅棉火药，设计浮力是装药、电缆和系泊用钢丝绳总重的两倍，但即便在初次布设时，浮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200磅。由于这些水雷的护套是木制的，在水中浸泡了三到六个月后，护套多少都吸收了水分，浮力进一步降低，而使浮力损失更加严重的则是护套上迅速滋生的海洋植物和贝壳。我好奇地称量了从一个浸泡了八个月的水雷上刮下来的附着物，发现它们竟重达65斤或90磅。附着物使浮力降到如此之低，即在深度四至五英寻、流速三至四节的退潮中，水雷没能停在水下数英尺的地方，而是发生大幅度倾斜，沉到距海底只有几英尺，如果开关经过精准的调适，中心碟与开关的三个直立弹簧就可能发生触碰，从而形成电路。这样的水雷后来都被打捞起来除去护套，只在外壳的上沿周围留下一圈木领。有了这次经历后，我在广州制造的触发水雷尺寸都加大了，虽然还是填充100磅炸药，但浮力至少是这个重量的三倍，并且妥善地涂上了防污油漆。说起在触发水雷上使用护套的利弊，真一是言难尽。一方面，护套最大限度增加了水雷的强度，在离轮船或本地帆船航道较远，水雷要在撞钉不被触发的情况下长期漂泊的防御地段，护套能免使水雷发生泄漏。同时，护套也使水雷的装载、运输与布设更加便利。然而，一旦水雷停在一个地方，护套便会因吸水而变得适于海洋植物滋生，从而削弱水雷的浮力。没有护套的水雷在水中放置几个月后无疑保持了更大的浮力，但即便是过往船只轻轻掠过所产生的冲击也足以触发撞钉，同时，没有护套的水雷如果受到冲撞，还更容易沉没。因此我建议，在需要触发式水雷保持位置数月的持久性防御中，不要使用带护套的水雷，同时，任何情况下使用的水雷都应该拥有比现在更大的浮力。
说到水雷的浮力，我要在此提及一桩怪事。我收到从南宁（位于邻近东京边境的广西省）寄来的10个由江南制造总局（Shanghai arsenal）生产的大型触发水雷，边境的官员在附信中称他们不懂用法，故而这些水雷对他们无用。这些水雷被从上海运至汉口，再从陆路穿过南方运往广西，行程近2000英里后，又被送到了500英里外的广州。它们制造得如此坚固，以至于我一看外观就产生了怀疑，当进行测试时，我发现它们非但没有更大的浮力，而且根本全无浮力，尽管防水性良好，但还没有装药就沉了。我只好把它们用作沉雷，在四周装上花岗岩板，形成一个平坦的底座。这些沉雷又被苦力运着，走了至少200英里的山路。
在潮汐水道中系泊触发式水雷时，应特别注意只将它系在一点上，不能用会集在一个环上的三腿链条系泊。东部河流中都有大量碎片来回飘荡；河两岸的泥土、树木和各类植物被暴雨冲出小河，形成了大片随着潮汐和洪流浮沉的杂物。这些杂物有可能挂在水雷上。水雷外部的各种零件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它们，当落潮期水雷处于水面下几英尺时也不会放开。附着物随着潮汐不断积累，最终会把水雷拖到水底，即便水雷在潮汐变化时解脱出来，附着物也可能在它浮向水面时缠住系泊缆绳，缆绳一旦被缠住，就会随着以后的潮汐缠上更多东西，缠绕物相互摩擦严重时，还会造成电缆断裂，使水雷丢失。此外，坠子的重量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如果水底是泥质或砂质，那么7英担重的坠子就足以在流速三节、短时五至六节的水流中将较大的触发式水雷固定到位，但在清洁而不平整的石质水底，同样的坠子会被水雷拖着漂移3、40码，直到电缆绷紧，或是缠绕在电缆上的链条挂住了东西，才能把它拉住。这会给电缆带来严重的压力，若不及时处理，它就会断成几截。系泊触发水雷时，应注意定深，使它们不至于在落潮时被冲走，涨潮时也不低于水面下8至10英尺，我特别喜欢珠江，因为那里潮水的起伏只有6到8英尺左右。我在浅水中测试水雷深度的办法是在布雷时让一名潜水员站在它顶上，如果水位不到他的胸口，就说明深度合适了。尽管这种测试方法十分简陋，不适用于英国水雷工程，但它解决了两个问题，不仅告诉了我水雷的深度，还说明水雷有一定的额外浮力，因为一旦水雷下沉，潜水员就得在游泳了。这种水雷通常单独用一根电缆连接到岸上的水雷站，而不使用隔离开关。这样做貌似很浪费，但由于我没有外国助手，而工人们都是极度缺乏专业知识的中国人，一切复杂的设计或工作方法都会不可避免地严重妨碍水雷的效果，甚至可能招致巨大的灾难。在考虑了工人的安全和通航的安全后，我的结论是，那些能让系统有效工作，又能稍微为工人们掌握的最简单的装置，就是我最需要的东西。
在水雷点火站，我用于闭合电路的是目前只有皇家工兵使用的新式希尔弗敦（Silvertown）电闸，每个水雷都连接着一个编了号的电闸。引爆栓的小盖被锁上，钥匙由负责水雷站的军官保管。从点火电池引过来的地线在白天断开，末端锁在盒子里。用于每个电闸测试和发送信号的电池是两个勒克朗谢（Leclanché）2号电池，点火电池是10个柚木电池盒装的每组含有50粒硬橡胶的勒克朗谢式。水雷点火站和水雷中的所有接头及各处的接线盒都经过焊接，并用印度橡胶条和橡胶胶水仔细绝缘处理。由于时间不允许，我没有尝试对接头做硫化加工，而且由于线路每端都有良好的地线，电路中还有低压铂保险丝，因此不必担心绝缘材料轻微受损。
图一：水雷点火按钮和电闸
图二：勒克朗谢电池
除了中国官员从各处收集来的几个杂牌水雷外，我使用的沉雷都是皇家工兵的型号，由英国提供或由在广州自制。它们装有适于填充棉火药的大号装填嘴，并配有通常的硬橡胶引信。水雷分为三种尺寸，分别填充250磅、500磅和1000磅棉火药。我尽量避免使用视发水雷。因为那需要观察站和汇合站（converging station）的操作人员极度沉着勇敢（而且要假定支架放置到位），在船只经过的瞬间准确引爆水雷。我在上下横档（two Wantongs）用了21个沉雷防御伯麦海峡（Bremer Channel），水雷分为3行，每行7个，中间一行是500磅的，内外两行为250磅的。上横档（Shang-Wantong）观测站位于炮台内部，实际上是防御工事的一部分。在这个岛上工作时，我发现了一座在上次战争中被英国军队拆除的炮台的遗迹，四周还散落着大量已被英军破坏的土制铸铁炮，有的被砸掉了耳轴，有的被火烧损毁。炮身上的日期表明它们是三、四十年前制造的，比我认为当时中国人能够铸造的大炮重得多，其中许多至少重达5吨。为了加强这个观测站的防御能力，我把大炮口朝下并排竖立在水泥底座上，并用12英尺厚的水泥从背后支撑。大炮前方用沙袋构筑护坡，由罩在长竹桩上的多层渔网固定。观察窗是一个九英寸高的长方形开口。水雷站的屋顶用水泥筑成前低后高的陡坡，上面覆盖沙袋。下横档（Hsia Wantong）的汇合站外有山丘作为天然屏障，只有当敌方舰队通过水雷场后才可能受到攻击，而此时站点早已被放弃了。两个站点之间有电报线相通。这些沉雷没有安装开关，而是直接由电缆引爆，因此必须视发。不过由于这条海峡错综复杂、航行困难，且与蒲州或称斯科特角（Pu-chiaoor Scott's Point）的触发水雷场重叠，故而只是一条不算关键的次要防线。在三门角（Sanmunkow）只容轻型浅水炮舰通过的小河中，我把五个250磅沉雷布设在了两条防线上。这些沉雷用于保护上游2英里处的太平镇，这里本身不算重要，但当地仓库存储着附近兵营的全部军需物资，包括至少够16000人维持四个月的大米，因此必须对其加以保护。这些沉雷的点火站是一所隐藏在河边岩石中的小屋，每个沉雷的支架由两根不同高度的桩子构成，使其正好能与水面平行。在防线最前端的交椅洲（Chowyichow）或称舢板洲，我布设了14个安装了开关、仅能触发的1000磅沉雷，它们在穿鼻角（Chuenpee Point）与舢板洲之间形成了一条不规则的防线。之所以采取如此古怪的布局，是因为我几个月前就在附近投放了大量假标记浮标，每当轮船经过时，还派出小艇装作在这一带忙碌地工作。不仅如此，我还在其他地方用同样的手段欺骗一群日本军官，他们乘坐河上轮船不断往返于香港和广州，并记下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了使欺骗效果更好，我让一艘汽艇不断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挂出危险信号，拦停各国轮船，假装正在进行水雷作业。同时，另一艘汽艇永久性地安装了一个缆线筒，电缆末端甩出船外，汽艇缓慢行驶，使它在轮船靠近时看起来就像正在布设电缆。即便是中国海关任命的水雷引水员也不清楚水雷的真实位置，他们只被要求让轮船在经过某些地点时减速。在附近炮台指挥官的强烈要求下，舢板洲的水雷没有布设在我希望的位置。新地点水深有八到九英寻，潮汐也很猛烈，这让安全布设触发式水雷变得极其困难。那里也同样不适于设置视发水雷的观测站和汇合站。我非常勉强地屈从于炮台指挥官的想法，但当他向总督和我抗议我已经把一大批水雷给了沙角的指挥官，为什么不能也给他一些时——此人是北京派来视察南方防务的彭玉麟钦差任命的将军——做出让步是明智的选择。这批水雷是最后布设和最先被捞起的。它们被浸泡了大约八个月，经受了恶劣天气和强烈海况，但只有一个开关松脱丢失，这一损失立即被检测出来，丢失的开关随后被渔民在一个小港湾中找到。这里的点火站也是一座建在岩石中的小屋。
回到黄埔的内层防线，这里沙路附近的珠江主航道是最早布雷的地方，沉雷的位置由山坡上高度不同并与其处于同一直线的桩子标出。我发现，当观测者离目标不远，河岸又高出水面时，这种办法的命中率相当精确。为了验证效果，我用了一两磅火药，让一些小筏子从它上方顺流漂过做了试验。由一个人在近距离引爆水雷，效果会比两个装备了观测镜和会集镜的生手更好。鱼珠虽然没有专门建造的汇合站，但水雷点火也使用了交叉方位法（Cross Bearings）。一个观察站隐藏在橘园里，河中的水雷布设在特定树木指向的标识线上，芦苇搭成的汇合站藏在岸边芦苇丛中，操作手的任务是在船只通过水雷防线时按下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由电路中的延线与从观察站到接地板的地线相连，当船只经过水雷防线时按下按钮，观察站中的电池就会接地，观察站中的军官即可选择引爆任意一个水雷。观察站里还有一条备用地线，如果遇到汇合站操作员失踪或被杀等紧急情况时，观察站的军官可以自行决定引爆水雷。
图三：交叉方位法示意图，当目标到达A与B两观测点交点时引爆水雷
目前提到的所有水雷都是电发式的，因为珠江还允许通航，所以显然不可能设置机械式水雷。即便对熟练工人来说，布设机械水雷的工作也是极度危险的，而由于我只雇得到生手，我本人或我手下工人显然会在布雷或更危险的打捞水雷工作中丧命；不过，当悬挂友好旗帜的船只仍被允许通行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而且一旦布下机械水雷，我们的炮舰就会和其他船只一样不能在河上航行了。一旦法国舰队在虎门实施封锁，我将用布设在虎门炮台到黄埔这30英里航道上的330个电发-机械式水雷和机械式水雷阻止他们继续前进。这些水雷中的290个为填充了60磅棉火药或80磅炸药的电发-机械式。它们由中国制造，与俄土战争中在多瑙河取得了一些战果的水雷属于同种类型。这种漂雷为圆锥形，上表面有五个用铅皮密封防水的触角，触角内部有装满双铬酸钾溶液的玻璃管。当经过的船只撞上任意一个触角时，玻璃管就会破裂，双铬酸钾溶液流入正下方装有锌和碳元素的小电池盒里。水雷内部有一根与各个电池相连在电路中的引信，连接引信的导线通过一个印度橡胶水密塞引出水雷外一小段距离，只有当水雷安全放置到位时才会和引信连接，然后会加重并沉入底部。然而，布下或捞起这些水雷时要非常小心，它们挤在狭窄空间里，很可能会发生事故。
图四：可通过岸上视发或撞击触角引爆的电发-机械式水雷
图五：与西江防御所用同型的纯机械式水雷
其余40个水雷是一位灵巧的中国机械师在我抵达广州前制造的。它们装有80磅炸药，通过撞针撞击火帽引爆。撞针顶在有力的弹簧上，用铅丝固定在合适的位置，铅丝经计算会因过往船只的碰撞而断开，这时撞针就会落下引爆炸药。这些水雷中的一部分有着相当奇特的经历。1884年8月，我奉命将一些水雷送往福州。四十个水雷将由一艘中国运输船运往该港口，但在它们抵达之前，法国人已经摧毁了中国舰队，并将港口占领。因此，运输船没有自投罗网，而是驶到厦门卸货。有五个水雷最终运到了台湾淡水，并在1884年10月挫败法军试探性进攻的重要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其中四个水雷布在了海湾里，法国炮舰“蝮蛇”号（Vipère）在交战期间几度徘徊，显然打算为主攻方向提供侧翼火力支援，但这里已经布雷的情报阻止了她穿越海湾执行这一计划。第五个水雷发生了意外。这个水雷在一座寺庙里装配，并被留在那儿过夜，有一小撮秸秆被放在引信口以代替引信。据推测，一位贫穷的老妇人设法进入庙里祭拜，在点起中国人祭祀常用的香棒时引燃了水雷，把她本人和寺庙都炸毁了。布下的水雷中有三个没能打捞起来。六个月后，当和约已经缔结，需要清理河道以恢复使用时，只有一个水雷被找到，其余三个可能因水泡而被沙子掩埋了。我认为，这仅有的三个水雷给航道被水雷封锁这一情报造成的威慑效果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在这种情况下，法军猛烈炮轰了中国阵地的正面，然后派出了1400或1500人的登陆部队，经过数小时激战，他们被中国军队赶了回去，损失惨重。在中国军队持续不断的反击火力下，他们有两艘舢板倾覆，许多人被淹死，还有两门机关炮被胜利的中国人缴获。如果“蝮蛇”号能穿过海湾，到达可以提供侧翼火力支援的指定位置，法国人可能就会反败为胜了。
西江可以通行小型江河炮舰，法国人若将其控制，就可以从后方攻击广州，并派远征队经由汇入珠江的众多支流，袭扰中国军队在沙路和黄埔的阵地。我在此地设置了由小型机械水雷保护的石砦，并用从主防线上抽调来的各种土炮提供火力支援。这些水雷有圆锥形铜壳，圆锥顶点安装压力撞针，水雷固定在粗大的杆子一头。杆子另一头用链条固定在一个沉重的坠子上。在杆子大约一半的位置绑着一根细钢丝绳，吊着另一个坠子，整套装置位于石砦前方，能够使水下四五英尺处的水雷始终正对敌人攻击的方向。这些水雷装有30到40磅炸药，于布下六到八个月后被捞起或清扫引爆，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尽管它们和美国内战中使用的机械式水雷没有什么两样，但很适用于辅助防御，它们便于本地工人制造，能够安全而迅速地布设。当然，不能用在水深或有强潮的地方。
在虎门主防线，漂雷和火筏已为法国舰队的出现做好了准备。漂雷是上文提到的电发-机械式，它们被成对地绑在竹制框架上，在落潮时放出，希望能够捕捉到攻击系泊在虎门下方敌舰的机会。我对这些漂雷信心不足，也始终没找到验证它们效果的机会。火筏是满载煤油并搭载轻木以防沉没的旧帆船，高大的上层建筑浸透易燃物，当帆船撞到的敌舰时，便会倒在它的甲板上。在总督阁下的一次检阅中，我把一条火筏拖到虎门下方航道的中央，将其点燃并使之漂流。这无疑是一场让中国人感到愉快的精彩表演，但不知这种做法是否真的有效。
1884年秋天，一位曾在普鲁士军队中受训的中国军官从德国带回了一批机械式地雷，用于防御营地入口和要塞正面。这些地雷装有10磅炸药，通过扳机装置引爆，这个装置的接线无论功能还是外观都与射击比赛中用的鸽子圈套十分相似，由于它们的杀伤范围极其有限，中国当局要我为他们提供杀伤范围更大的电发式地雷。这种地雷在珠江和东京边境被大量制造并使用，在东京边境高平（Kao-bang）附近的激战中表现出色。它们的构造非常简单，外壳是厚重的铸铁，配有一个木塞以供电线通过，装填大约20磅炸药，埋在地下三四英尺处。
所有水雷都用上了我自制的低压铂丝引信，其制造方法如下：将3根英制线规22号镀锡铜丝绞合在一起，通过焊料浴，然后切成6英寸的小段。将两段这种绞合线直立固定在长度为1 1/2英寸，类似中国笔筒的竹管中，用碎玻璃和硫磺混合物加以固定，加热后，留下电线一端外露1/4英寸，另一端外露4英寸。较短的一端通过桥接法与一截电阻为9欧姆的002号铂丝仔细地焊连在一起。将该引信头部安装在3英寸长的薄铜管中，用35格令雷汞溶液浸泡，静置晾干。为了防止铂丝桥外面的雷汞脱落，要用一小块棉绒将其包裹，用铅笔末段按住，滴上一滴虫胶固定。铜管的其余空隙填满棉火药粉末和火药粉末的混合物，再用拇指压入蜂蜡制成的塞子封闭末端。将两根电线用纯橡胶带包裹，再用橡胶胶水固定。然后将引信涂上两至三层红色虫胶，使其完全防水。我总是将两根引信分别接入独立的电路，它们高效、耐用而且便宜，除铂丝以外的所有材料都可以在当地制造。我最近引爆了一些制造于1884年，从在珠江中放置了十八个月的水雷中回收来的引信，它们无一失效。由于雷汞只能自制，制造时所用酸的纯度、强度以及制成品的威力都完全无法估算，所以我只好在每个引信中放入多达35格令雷汞，希望这最好还在安全限度以内。
地雷中所用的棉火药是德国制造的，起运前由一名海军军官按照德国海军的规定和条件进行了测试和检查，盛放在8盎司装的三角盘（prismatic discs）中，装运时含有百分之十五的水。火药质量极佳，从打捞拆解了的水雷中回收的炸药碎渣，尽管已经含水百分之二十，又混进了泥沙等杂物，但还是很容易爆炸。当所有水雷都被捞起后，我回收了大约一吨这种混合的棉火药碎渣，它们太危险了，不能和其他炸药一起存放在弹药库里，我尽量在实验工作和捕鱼时把它们用掉，从而为我的士兵提供了好几天的美餐。剩余的棉火药经过手工仔细挑选后，浸润百分之三十的水分，装在大陶罐里存进弹药库。我费尽了心思不让棉火药被白蚁糟蹋。这些害虫比整个法国舰队更让我担心烦恼。当棉火药装在盒子里时，白蚁会在被发现之前就把盒子蛀得只剩下一层薄如纸片的外壳，还从棉火药中心的圆盘尽情地朝着各个方向打洞。为了防止情况恶化，我只得不断把棉火药从一个弹药库转移到另一个弹药库，用碳酸清洗空库房后，再把棉火药装在陶罐里放回去。通过实验，我发现在湿棉火药中放上六个炸药筒的炸药组合非常有效，还能省下了许多麻烦，因为除了我卧室里的衣柜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存放干燥的棉火药，尽管那里平时确实放着20磅干燥的棉火药盘，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做。
说到事故，我在布设和移除水雷时非常幸运。除了从事艰苦工作时免不了的刮擦外，我的工人无一受伤，但在战争期间，他们因痢疾和发烧损失惨重，死亡率达每天三至四人。由于没有医疗设施，当有人患病时，我几乎无法抑制病情的恶化。唯一一起严重事故发生在和约缔结后的1885年圣诞节期间。当总督阁下等高官检阅时，一艘鱼雷艇气泵的飞轮破裂，碎片对中国工程师造成了惊人的伤害。艇上没有外国人，由于我当时在总督阁下身边，于是被派了过去，发现那个人已处于垂死状态。他的头骨破裂，下颚折断，整个身体都被撕裂了。我试图为他包扎伤口，然后用小艇送去广州的外国医生那里，但他在到达之前就死去了。机舱受损严重，看起来就像有一颗炮弹在里边爆炸了。船壳破了一个大洞，为了不至沉没，她只得在河岸上搁浅。事后，我查看了飞轮碎片，发现其表面极度粗糙，显然是用最劣质的铁铸造的。这艘鱼雷艇是斯德丁（Stettin）的伏尔铿船厂（Vulcan Shipbuilding Co.）建造的两艘艇中的一艘，由同一公司为中国建造的一艘铁甲舰搭载，于停战后运抵中国。
上横档炮台的观察站附近发生了火灾，尽管没有对观察站造成任何损害，但引起了相当大的警报，在火灾被扑灭前，必须将站中的约两三吨棉火药和其他物资移走。
不幸的是，没有一艘鱼雷艇在战争结束前抵达广州。首先到达的就是斯德丁伏尔铿公司建造的那两艘，其航速据称可以达到十九或二十节，但我们在中国从没使它们超过十六或十七节。每艘艇配备了四个刷次考甫（Shwartzkopf）鱼雷，用压缩空气通过船头左右的鱼引信发射，还有一门哈乞开司（Hotchkiss）转轮炮安装在前指挥塔上。后来，又有九艘装备一具前向射击鱼引信的二等鱼雷艇在埃尔宾（Elbing）的希肖厂（Schichau）建造。这些艇由本地工人在黄埔的水雷局组装，它们虽然是二等艇，比斯德丁艇小得多，但却在速度上击败了后者。所有十一艘鱼雷艇和七十个刷次考甫鱼雷都是为水雷局购办的。鱼雷艇到达前，还在香港购买了一艘旧三桅帆船“加利福尼亚”号（California），安装了为鱼雷充气的发动机和气泵，平时作为水雷局的训练船和仓库。我曾预计并热切盼望两艘一等鱼雷艇能在1884年夏天到达中国，为此还制定了一个袭击法国邮轮的计划。两艘鱼雷艇将隐蔽在澳门与香港间众多岛屿之一的背后，在西贡至香港的航线上拦截法国邮轮，从两舷发动攻击，以击沉为威胁，强迫她转向通过大西水道（Great West Channel）驶往虎门炮台，被押往中国炮火控制下的锚地。这个计划和其他许多计划一样不过是空想，又因为鱼雷艇没有按时到达而被搁置了；但我确信它行得通，并很可能成功。
停泊在黄埔禄顺船坞的“雷龙”、“雷虎”鱼雷艇
截至1885年底，除了横档的两个沉雷和沙路的四个沉雷外，我布下的所有水雷都被打捞上来了。因为这六个沉雷的电缆周围没有缠绕锁链，又被六英尺厚的沙子覆盖，所以无法回收，当工人们试图靠电缆将它们拉起时，电缆从插口脱离，水雷至今还留在原地。
对于那些在战争期间受雇于水雷营的工人们，我要给与他们最高的赞扬。他们勤奋、乐观、顺从，像水手一样心灵手巧，尽管他们是对水雷作业一无所知的临时团队，但很快就掌握了制作接头和测试电路的知识。不论天气如何，他们都从早工作到晚，各艘小艇的船员除了白天的工作外，还要在夜晚载着我巡视从广州到黄埔的一个个水雷站。我工作开始时仅有的三名熟练助手在战争初期因发烧或痢疾而死，余下的人中最好的几个又在1885年初云南边境的行动中被杀。
对于军官们，我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在我看来，一个下级中国佬一旦当了官，就只会考虑自己能用公平或不公平的手段从中捞到多少好处；即便是普通的士官也会设法从工人们的薪水中榨出一些东西。我不许任何人克扣工人的工资，结果导致了无休无止的麻烦。他们只好从工资单上的人数里揩油，也就是说，当只有四十人工作时，在工资单上记下五十人，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吃亏，即使我有所察觉，有关军官也会用完美的谎话为缺席者编造借口，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我曾多次确信地感觉，某一天清点了黄埔的人数后，第二天早上又在虎门重复统计了其中的一些人；但是，由于刮净脸的中国苦力看起来实在太相似，外国人是绝不可能彻底分辨清楚的。甚至当我把所有人集中在一处查验时，会发现那些人很大一部分是当天早上从附近的疍户和渔民中招来的，他们穿上士兵的外套，站在后排冒充水雷营的成员，为此能一天挣到几文钱。
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但来上工的人都还能认真工作，而且我认为，若能给予中国士兵适当训练、适当装备，最重要的是得当的指挥，那么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材料。只要有一两碗米饭、一点白菜汤和咸鱼，他就能健康地生活。他充满活力、吃苦耐劳，并且全都对死亡毫无畏惧。他在任何时候都服从军官的指挥，并坚忍地接受降临到身上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必须学会遵守纪律、保持安静。目前，当发出命令时，每个自有打算的人都会对它提出强烈批评。因此，想要迅速行动是不可能的。
总之，我个人的看法是，任何西方国家在怀着轻松的心情与中国开战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起初，电报被中国用于军事目的，随后，铁路也会被用于把军队集结到指定地点，我大胆地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在李鸿章或曾侯这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影响下，中国会扫除那些低薪而又贪得无厌的下级官吏，从而成为远东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广州虎门炮台管理所黄利平老师对地名翻译提供了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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