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在一份写于1938年的战斗总结中说，“敌射击技术准确，两百米以内步枪均能命中。”是的，粟大将军说的一点没错。由于日本资源匮乏，所以特别讲求精确射击。它不用冲锋枪，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冲锋枪子弹消耗大而精确度低。他们的三八大盖在当时枪管最长，瞄准基线最长，也满足了精确射击的要求。抗战开始时，日本鬼子的射击技术普遍高于中国军队。在400的距离上，能够迅速捕捉目标进行精确射杀。当年的抗日游击队员曾回忆，有的游击队员夜间行军时违反灯火管制纪律，想抽袋烟，往往刚刚擦着火柴，烟还没点着呢，几百米外日军岗楼上一声枪响，便应声倒毙。
著名的回民支队政委刘文正，就是在一次防御作战时，想通过高墙上的射击孔向外观察，刚刚把头贴近孔眼，远处的鬼子兵对准射孔快速瞄准，只一枪，刘文正就这样牺牲了。200米以内，鬼子兵步枪射击的命中率普遍能够达到80%以上。50米内，即使是在运动中的短停顿状态下，也能保证每10发子弹射杀至少9个目标。注意，这里说的可不是象运动场那样全无干扰的情况下的射击，而是与敌对射时的射击，是迎着敌方火力情况下的射击。“敌方官兵尚沉着，对我步枪火力不甚害怕，因我军射击过差之故，”（粟裕说的）当时的抗日军中，不论国军还是共军，任何一支部队是达不到这样的射击精度，更达不到这样的沉着的。
日本鬼子白刃战的能力，更普遍强于中国军队。与西方列强相比，日军将所谓的精神力和意志的作用提高到一个脱离实际的高度。《统帅纲领》中最开头便强调，“虽然现今物质方面的进步巨大，不可妄加轻视物质的威力，然而，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仍然是精神因素，和以往并无不同。”日本陆军坚信只有刺刀突击才能取得最后的决胜。因此，以“肉搏战制胜”的观点在日本的陆军上下得到共识。客观地说，到了二战时期，仍然持这样“白兵突击”而轻视自动武器的观点未必正确，特别是在与拥有大量自动火器的美军作战时，极显落后，但与中国军队作战时，则仍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战术思想指导下，拚刺训练便成为日军士兵的基本训练之一。通常每个中队都配有拚刺训练的教官，每个联队都制订有专门针对拚刺训练与考核的计划，1932年，还有专门的《剑术教范》颁布，成为全军刺杀训练的范本。日军士兵的刺杀训练并不仅仅贯穿于操课时间，而是只要一有空闲，中队长或拚刺教官便要组织士兵练习刺杀。通过这样不间断的训练，日本鬼子的人与枪的确达成了很高的默契，在冲锋陷阵时能够得心应手，加上日本士兵营养比中国兵好，体格也普遍较中国兵强健，因而其白刃战的技能在当时绝对是一流的。
结合拚刺技术，还有更主要的，是他们崇尚的武士道，锻就了刺刀见红的信心与勇敢精神，在士气上又占了优势。而国军历来不重视白刃战的训练，与红军打仗就少有敢于刺刀见红的，遇到日本鬼子这样既敢打又能打的对手，即使敢打，也因体质与拚刺技术的巨大差距而不是鬼子的对手。还如陈诚所说，“战斗技能欠精练，有的新兵补入后即参战。或干部过差，训练不得法。尤其对于冲锋准备后之突击战斗（阵内战斗）及对障碍物与侧防机关之破坏并白刃战等更差。”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平均两三个士兵未必拚得过一个鬼子。到了1943年以后，鬼子老兵已经打死的差不多了，新兵的拚刺技能、身体素质以及受武士道洗脑的程度都不比从前，与八路军拚刺刀，已经不是对手，但相对国军，则仍占优势。除西北军、马家军等少数部队外，国军与日本鬼子打白刃战少有能占到便宜的。
鬼子的机动能力也远远强过国军。因为长期的耐力训练，鬼子兵负重几十公斤每天行军50公里是很平常的事，强行军每日可达到80公里以上，并能在到达战地后不停歇地投入战斗，而且保证一个月不做大的休整，连续这样行军打仗。鬼子还十分重视山地训练，比如步兵对陡坡，悬崖的攀登，利用地形隐蔽和射击，山炮兵练习山地观测，放列，分解，驮载，辎重兵练习山地，大坡度小道，树林中用各种工具的战地火线运输。
在这点上，国军多数的部队做不到。在当时绝大多数国军部队，如果负重行军50公里，必定造成大幅度减员，如果抵达目的地后再打仗的话，尤其是再进行白刃战的话，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陈诚曾经说到：国军士兵“因新兵时，即孱弱不堪。入营后又以营养关系，不能恢复其壮健之体格，一般体力不够。如敌占领较高之山为据点，我士兵由山脚爬至山顶时，即已疲劳不堪，更无力与敌白刃战。”
如今的神剧中表现的鬼子兵，每每冲锋时，都是挺直了身子，既不躲避也不低姿地扎着堆直冲，其实这是错误的。日军步兵分队（班）的进攻，一般是先在400米至600米间的某点集结，补充弹箹，明确攻击方向及可利用之地形地物，确定各组阶段性掩蔽点等战术要领，然后分组展开，待机枪组进入第一射击阵地后，各组即向第一个掩蔽点机动，到达第一点后，展开火力杀伤敌人，同时掩护机枪组机动，机枪组到位后，再压制敌人，同时掩护其它组向前机动，一波又一波如此循环，直到抵近敌方前沿。日本鬼子的班用轻机枪、也就是歪把子不怎么好使，又为了节省子弹，所以他们对其的依赖并不象德国鬼子那么大，因而步枪各组之间，亦能互相掩护，向前跃进。如与敌遭遇，则日军会遵循以下规则：(1) 主动的夺取和守御地形目标；(2) 下级指挥官勇敢而独立的行动；(3) 对重要地形目标的迅速占领；(4) 积极的战斗指挥。
粟裕抗战时曾在一次战斗总结时说过，“敌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一闻枪声后即能迅速跳入草丛中利用地形隐蔽射击，以抗拒我军。”我新四军苏中一分区三垛伏击战斗（1945年）总结中，对日本鬼子有这样的评价，“敌人的战斗动作是熟练的，战斗中时而爬行，时而滚进……射击技术也较优准确……同时敌人亦较顽强死不缴枪，”山东军区反“扫荡”战术初步总结中（1942年），说鬼子“非常注意利用地形、地物，特别注意利用地形死角运动与停止（山坎、小陡崖等），其部队多利用山沟、山背隐蔽集结待机，不注意观察搜索，不易发现。”正是由于鬼子兵进攻时特别地注意隐蔽与疏散，有时甚至使我炮兵无法发挥威力。第一次长沙战役时，国军第十五集团军曾得到战区重炮的加强，但整整一天的战斗，却只打了五发炮弹，原因就是敌兵过于隐蔽，使我炮兵难以发现目标，而即使发现，又由于其兵与兵的间隔过于疏散和有地形地物的遮挡，使我一发炮弹的杀敌效果，并不比一发七九步枪弹强过多少，因而对于炮弹并不充足的我军，为节省炮弹，也为免遭敌炮反制，竟不能施展。这和某些影视剧中一颗手榴弹即能炸毙敌兵一个班的情况，是有极大的差距的。
鬼子兵顽强的战斗精神，是人所共知的。东西方对缴枪当俘虏的看法并不一样。比较极端的典型是美军与二战时的日军。前者并不把当俘虏看作多么大的耻辱，而后者则视当俘虏为奇天大耻，日军在《战阵训》中，特别强调，“懂得羞耻的人才能自强。应该经常想到家乡门风的声望，更加勤勉，以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死了也不能留下罪过祸害的坏名声。”至少在1943年以前，被武士道严重洗脑的日本鬼子，对于死的惧怕，是远远低于对于生前死后自身以及家人声名耻辱的惧怕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日本鬼子很少有投降的，这也是我们在抗战时很少抓住日军俘虏的原因。
新四军2支队2团在东湾战斗总结中说：“敌人的战斗力，在这次战斗中充分地表现了他的顽强性，无论若何的重伤都不缴枪，一直到生命结束的最后一秒钟才放下武器。”曾任国军新编第28师参谋的盛兆在回忆滇西反攻时也说到：“敌人处于劣势下战斗意识的顽强，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第九战区在总结长衡会战中则说：“敌战志坚强，攻击时不顾牺牲，勇往迈进，防御时不屈不挠，拚死抵抗，虽全部战死，不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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