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来说一度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名字。自从938年石敬瑭将它割让给契丹起，直到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北伐将其收复，这片土地离开了中原王朝的怀抱长达400余年。
这中间，去除五代十国的乱世和元朝的统治，中间还隔着一个大宋。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宋朝却为何始终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源头通常被指向石敬瑭。
正是由于石敬瑭认契丹为父，献上燕云十六州寻求庇护，使得后世的北宋开国后，由于缺乏战马，缺少战略要地。所以，北宋才一再挨打，无法收复燕云也成为理所当然。
但这种说法其实是个死循环。由于缺乏战马打不过契丹，打不过契丹更没有战马，这样来看，北宋的灭亡也显得顺理成章。问题是，北宋那么多皇帝大臣，没人看出问题吗，如果有，又为什么不加以解决？
虽然失去了北方战马的产地，但北宋也并不是就没有了获取战马的手段，它主要有五种战马来源。
饲养所得，包括国家的饲养和民间的饲养。
国家饲养，也就是宋朝的“马政”。
从宋太祖到宋真宗订立檀渊之盟之间的近半个世纪，北宋通过官府饲养的军马，仅在京城诸州就有二十多万匹，养马人员16318人。
《文献通考》:即大名、洺、卫、相州凡七监，多择善马为种，牝牡为群，岁遣判官一人巡行点印，二岁已上者岁约八千馀匹，凡京城诸州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坊监及诸军马二十馀万匹。
此外，还有河南、河北、江浙、福建一带都有养马的牧监。区别是南方马较中原马和北方马的品种较为矮小，不利于骑乘，不过耐力并不差，历来是很好的驮马。
《宋会要辑稿》：又泉、福州、兴化军亦有洲屿马，皆低弱不被甲，唯以本道厢军及江浙诸处铺马。福州四牧曰永峭、龙湖、沥崎、海澶，泉州二牧曰湄州、烈屿，兴化军二牧曰东越、候屿。
除了官方饲养，还有民间饲养。
由于气候、地区原因，民间养马主要集中在北方。
民间养马的数量，同样不少，并且品种与西北马不相上下。
《宋会要辑稿》：齐、淄等州民号多马，禹城一县养马三千，牝马居三之一。臣近因巡历，密视按民马，虽土产，亦骨格高大，可备驰突之用。兼齐州第六将骑兵多是东马，与西马无异。
禹城在今天隶属于山东德州，仅禹城一地，就养马三千匹，其中公马两千匹。战马一般都是用公马阉割后的骟马训练而来，也就是说，禹城一县民间就能提供2000匹战马。
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一次性就在民间购买了173579匹马匹。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使赵守伦优给价和市在京及诸州民间私马，于是得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九匹。
每当遇到紧急战事，民间的私马是官马很好的补充。军事需要时，官方经常从民间征购大量马匹，私马多在北方，数量既多，品质也好，都可以作为军马使用。在多个时间段，都有官府购买民间马匹的记录。
劵马是宋朝独具特色的交易方式，它专为马匹交易而生。
《宋史·兵志十二》：戎人驱马至边，总数十、百为一券，一马预给钱千，官给刍粟，续食至京师，有司售之，分隶诸监，曰券马。
可以看到，券马的交易对象是边区各部族，交易地点在京师，得到马券后，卖方先收取一部分定金，然后自行将马匹送到京师进行交易。
券马的交易量同样不小，嘉佑年间，仅秦州的券马交易量，一年就达到15000匹。
《宋史》：嘉祐以前，……秦州券马岁至万五千匹。
除了券马，还有直接交易的省马，也称为榷马。
省马的设立，与马监基本同步，同在宋太祖时期就已开始。
与券马一样，省马的交易对象同样是边境少数民族，省马与券马是两种互相补充的交易方式。
《宋史》：边州置场，市蕃汉马团纲，遣殿侍部送赴阙，或就配诸军，曰省马。
起先，省马的马市很多，到了宋真宗时期，由于与契丹的限制和党项的崛起，北方的马市难以为继，即使这样，全国也还是有十九个马市，分别在河东和川陕。
失去了北方和西北方向的马市来源，宋朝又把目光投向了吐蕃，设立估马司，派遣官员，提高价格收购吐蕃的马匹。
《宋会要辑稿》：每岁皆给以空名敕书，委缘边长吏择牙吏入蕃招募诣京师，至则估马司定其直。其蕃部又有直进者...有献尚乘者...
朝贡是既是古代王朝的外交手段，也是交易手段，它并不对等。向中原王朝表示臣服的地区或部族，派遣使团，携带礼物前来，中原王朝则都回馈于数倍乃至更高价值的物品以示天朝大度。
少数民族往往携带特产而来，对于女真等少数民族，马匹就是他们的特产。
《宋史》：“女直在宋初屡贡名马。”
女真的贡马数量不小，每年不下万匹。
《续资治通鉴长编》：张齐贤言……，旧日女真卖马，岁不下万匹……。
契丹灭掉渤海国后，女真朝贡的道路断绝，不过还是能借道高丽交易到一些马匹。
贡马的来源并非仅仅来自女真，还有回鹘、党项、吐蕃等部族，加起来交易量也不小。
比如吐蕃的一个部落六谷，一次朝贡就带来五千匹马。
《续资治通鉴长编》：六谷首领潘啰支遣使来贡马五千匹，诏厚给其直，别赐彩百疋、茶百斤，仍宴犒其部族。
契丹、党项等民族，和宋朝除了战争，也有交流，还有多个部落的内附。内附的原因，有朝廷的利诱、武力的征服、天灾或是人祸、内部的动荡、对物质的向往等诸多原因。
比如：
天禧二年，泾原路言樊家族九门都首领客厮铎内属，以厮铎为军主。
刘赟等以继迁残虐，蕃部灾旱，率其属来归。
太平兴国七年闰十二月，银州羌部拓跋遇来诉本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陆。
鄜延路钤辖言扑咩族、马讹等，先为北界所略，今率众来归。
这些少数民族都以畜牧业为生，部族的马匹数量众多，正好给宋朝以大量的补充。
景德三年的一次内附，带来了牛马数万。治平四年的一次内附，更有牲畜十余万。
虽然宋军一向给人以积弱的印象，但开国之初的宋军，也是一支百战精兵，东征西讨，平定全国，武功赫赫。到了中后期虽然禁军战斗力下降，西北边军还是一支精锐，他们取胜的战役同样不少。
打了胜仗，就有缴获，与少数民族交战，缴获最多的还是牲畜。
太平兴国七年，契丹兵分多路大举入寇，都被宋将潘美、折御卿、崔彦进击败，总计缴获牛马不下十万。
胜仗当然不止于此，每次取胜，或大或小，总有缴获，其中必定包括马匹，这也是对马匹来源的一个补充。
看上去，北宋时期宋军的马匹数量就算不如契丹，也大不至于穷得连骑兵都没有。
失去了燕云十八州，固然失去了优良的军马产地，也失去了关隘的屏障。但北宋的马匹来源并不算少，为何始终拿不下燕云呢？
北宋并不是不想拿下燕云，至少在开国之初，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还频繁发动北伐，攻灭南汗以后，兵锋直指幽云，大有一举收复之势。
就战果来说，历次北伐，开始至少都收复过一州或几州，宋太宗发动雍熙北伐，更是收复了云、应、寰、朔四州之地，并大有席卷燕云，以完成太祖未竞之愿之势。
可惜，由于种种战略或是战术的失误，即使拿下，也没能守住，最后还是全部丢失。
归根结底，北伐之所以失败，并不在于马匹或是地利，根本原因还在宋军本身。
第一代宋军，是开国百战之师，战斗力可称强悍，田重进、曹彬、潘美、杨业等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没能一鼓作气拿下燕云，主要是组织和指挥的问题，确实可惜。
随后的宋军，战斗力呈逐代下降的趋势，马并不是没有，而是马背上的将士已不是原来的将士，再多再好的马，战士不强，也等于白搭。
太祖太宗时期，数次御驾亲征，倾举国之力，虽然失败也不忘卷土重来，刘继元的北汉就是这样硬啃下来的。
他们的子孙，却一代不如一代，仅仅到了真宗时期，面对契丹深入国境，就再也没有了亲征的勇气，还是在寇准连哄带骗之下，才到了澶州，面对将士的请战，却早已打定了议和的主意。
如果赵匡胤、赵光义也是这般光景，怕是北汉都拿不下来，晋阳还被契丹捏在手里。
统治者的不思进取，也反映在了马政上。
在北宋前期，战马供应有以上渠道，数量不能说少。然而，订立檀渊之盟后，北宋的马政逐渐起了变化。
宋仁宗时期，承平已久，战马需求降低，诸州的马市逐渐被废弃，“惟秦州一处券马尚行”。
到了神宗熙宁年间，券马制度被正式废弃。
《宋史·兵志》：熙宁中，罢券马而专与招市。
此后在哲宗年间，券马法曾短暂恢复，但没过几年，随着北宋与吐蕃发生战事，券马已形同虚设，“自青唐事梗，两年之间，一匹不买。”
没有了券马，北宋自己的马政同样搞得一团糟。
檀渊之盟后，天下罢兵，朝廷觉得花钱养着一支骑兵过于浪费，于是把大量军马卖给民间。
《文献通考》：宰相向敏中言：“国马之数，方先朝倍多，广费刍粟，若令群牧司度数出卖，散于民间，缓急取之，犹外厩耳。是秋，乃诏十三岁以上配军马估直出卖。”
卖出了军马，牧监的存在也成为了鸡肋，大臣们觉得太平时期无需养马，既浪费钱粮效果又不好，于是从天圣五年（1027年）起，各地牧监被陆续废止。
自打耳光的是，废止河南地区的牧监，使得京师取马也成了难题，于是经过朝议，又做了一些补救，恢复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牧监。
此后，北宋的马政还有多次反复，总体来看，檀渊之后，马政已经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根据统计，宋神宗熙宁二年到五年的时间里，河南十二马监尚存，可是四年里只供应了1640匹马，里面能作为战马的只有264匹，其余的只能作为驿马，这简直如同玩笑了。
《宋史》：“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
相比自身的马政，劵马的交易对象大多是边区部族，虽然有其弊端，比如马价较高，质量也参差不齐，但还算是比较稳定的马匹来源。北宋政府却双管齐下，双管齐废，相当于自废武功，堵死了自己马匹最大的两个来源。
除了牧监和券马，原来还有民间养马。
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意识到马匹不足，推行“保马法”，制度是由民间代替官府养马，给予一些优惠政策，马匹由官方收购。
开始，政策执行地轰轰烈烈，民间热情很高。但王安石罢相后，“保马法”就被保守派废除。为了解决马匹问题，随后又先后推出户马法、都保养马法、给地牧马法等等眼花缭乱的方案，结果都是大同小异，最后都演变成民间为国家无偿养马。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亏本的事谁都不愿意干，民间养马的积极性一再被挫伤，数量与北宋初期不可同日而语。
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操作之后，带来的结果是——到了后期，北宋真的没马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宋前期，即使没有燕云十六州，政府也可以通过多种手段筹集到马匹，相对来说并不算短缺。
燕云十六州战略地位确实重要，也确实是良马产地。但这与宋军中后期的积弱并没有直接关系，也并不是北宋无法收复故土的原因。
不说别的，就在赵匡胤黄袍加身前不久，后唐庄宗李存勖仅仅拥有一隅之地，依然打得耶律阿保机狼狈万分，仓皇跑路。
以宋朝的国力，真正要富国强兵，不是搞不到战马。燕云十六州地势虽然险要，也远远不是无法攻克。
宋朝喊了三百多年都没能收复，到了明朝，徐达北伐，一年多以后，大都就被拿下，燕云十六州又重新回到中原王朝怀抱。
虽然元末元军战斗力也下降许多，但北宋初期，宋辽两国的军事实力也并不相差多少。
北宋北伐之前，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机已去世54年，开国名将和精兵早已荡然无存，辽国还经历了内乱，政局长期动荡不安。
这个对比，确实有点悬殊。
把锅甩给石敬瑭，看上去更像转移目标的策略。众所周知，石敬瑭并不是汉人，也谈不上汉奸，只是个“沙陀”奸，作为汉人大一统王朝的宋朝，把原因归咎于一个外族人，这更像是一种宣传策略。
和平时期养马，固然是要消耗财政，承平之时练兵，看上去也不那么急迫。但正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缺少良马并不能拿来当做积弱的借口，统治阶级的贪图安逸才是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内因。
最终，北宋也正是亡于自己的不思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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