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原始医书或为数十卷

 

  今天我们一般根据张仲景的自序，认为《伤寒杂病论》原为十六卷，这可能并不是事实，因为这跟一些史料和史实有矛盾。

   《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二：“高湛《养生论》曰：王叔和性沉静，好著述，考核遗文，彩摭群论，撰成《脉经》十卷，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有关学者据《隋志》、《医心方》考证，此处人名、书名均有误，应该为张湛《养生要集》（或《养生论》）。

   张湛（约335－410年或326——418年）字处度，东晋学者、玄学家、养生学家，善医学，高平（郡治在山东金乡西北）人，有关史料表明张湛应该与桓冲、范宁等人是同时代人。仕至中书侍郎、光禄勋。撰有《养生要集》、《列子注》、《冲虚至德真经注》等。张湛在医学方面绝非普通人物。《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的第一句就是“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也参考了张湛《养生要集》，其卷上《教诫篇第一》就引张湛养生著作，将养生法则归纳为十大要。《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禁忌》一开始也引述了张湛养生十要的内容。《魏书》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的张湛，是张子然，敦煌人，不是东晋张湛（张处度）。

 

   按：朱越利《<养性延命录>考》认为《养生要集》为张湛（东晋张处度）、道林、黄山、瞿平四家养生理论的合集，编辑者为北魏张湛（张子然）。东晋张处度所著为《养生集》，为《养生要集》所收集。朱越利认为北魏张湛与其时宰相崔浩关系密切，可能受崔浩鼓动信仰道教。因为他从《养生要集》的有关内容分析认为此书的编辑者应为能医的道教徒。但朱氏所论似不可从，因为史料中没有任何北魏张湛知医的记载，且《北史》卷三十四列传第二十二《张湛传》还表明张湛与崔浩在政治上是保持有一定距离的：“湛知浩必败……。每赠浩诗颂，多箴规之言。”

 

 

   东晋张湛说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经管张湛（大约为326——418）比王叔和（201—280年）晚生几十年，但他们是同乡，都是高平人，按照当时都是抄书传播的方式，首先传播的范围一般在本地，其家族藏书中可能有王叔和的书（其祖、父辈都好抄书、藏书），张湛很可能是亲自看过叔和编写的书的。王晓毅《张湛家世生平与所著《列子注》考》认为：张湛出身于具有玄学文化传统的山阳高平张氏望族，张湛家族与著名的山阳王氏（王弼））家族同县，且有姻亲关系，其所注《列子》便得益于山阳王氏的藏书。认为王氏家族的故里位于汉魏时期的兖州山阳郡高平县东北部的茅乡（今山东省济宁市市郊区喻屯乡城南村一带）。王晓毅认为王叔和也是此地人。王叔和或许也是王氏一族先辈。齐地自古名医辈出，历史学家多认为，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医学分为两派，即秦派和齐派。李伯聪先生著《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中考证：中医史上的第一个学派不是黄帝学派而是扁鹊学派。它是战国、秦汉时期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学派。扁鹊学派发源于齐地。扁鹊、秦越人、仓公淳于意、华佗、涪翁、程高、郭玉，同属齐派医学。陈寅恪说"殆所谓齐学，即滨海地域之学说也。"齐学影响并不仅限于齐地，而是向南向北都有所发展，燕地齐地都在此范围之内。最初的道教太平道与五斗米道都渊源于齐学。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 “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仓公的弟子，也是以向他学习医经及脉学方面知识的为大多数。可见《脉经》出自齐地名医王叔和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王叔和的籍贯有争议，一说山东高平，一说山西高平）

 

   《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高湛（张湛）《养生论》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经方，洞识摄生之道。尝谓人曰：“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当时或无灾患，积久为人作疾。”因为张湛也以养生著作名世，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应该是研究过王叔和的医学著作的。结合上面张氏家族与王氏家族的关系，以及《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引“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推测张湛也深研经方，对前太医令王叔和的相关著作很可能是比较了解的。

 

   从中国的书籍发展史来看，汉代图书是简、帛、纸三者并用，以简帛为主，主流是简策。西汉时纸已作为书写载体开始出现，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的使用才较为普遍，东汉后期已较多地用纸书写文字，当时官府习惯用纸书写文告，库存颇多，有专人负责其事（用纸书写文告，估计一是方便张贴，二是便于销毁过期库存，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用纸主要是书写一些不需要长期保存的文书，依汉代之制，公文除起草和送出的正本，各相关单位还要抄录副本，其中很多要定期销毁，一般文书约十至十三年即销毁）。东晋末的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废简用纸，纸才成为书籍绝对主流的材料（蔡伦改进造纸术300年后，仲景著书约２００年后）。东汉末年知识分子写作重要的书籍为了长期保存应该还是用简策，因为纸张易湿易火易毁，其时的人应该感觉不太可靠。张仲景的医书最可能是用竹简所写。从《伤寒杂病论》的以条文形式写作来看，张仲景的原始医书也应该是简册。张仲景是否可能用纸或帛来写书？华佗死于208年，基本与张仲景著书同期，《华佗传》：“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如果这真是历史事实，那么华佗临死前急写的医书倒可能是纸或帛的，如是简册，写不了多少内容，应该三、四千字左右，这可能是他当时特殊处境下的特殊情况，因为在牢中，让人带入带出笨重、体大的空白简册当然不如纸或帛方便。如果是他平时带在身边的医书，为携带方便，也应该为纸或帛书写。但其入牢前身上所带物品应该已被收缴，所以是在牢中所写的可能性大。汉末有一些造纸工匠以纸著名，如左伯，说明当时好纸还不是很普遍，并且珍贵。魏晋王叔和（201—280年）编次张仲景方论时应该还是使用简册的可能性大，主要是考虑到需要珍藏的原因，就算是用纸，但因受历史惯性左右，其时“卷”的大小、长度应该还是和简册基本相同。东晋张湛（大约为326——418）所处时代，应该还是简册向纸张书写的过度时代，他看到的书应该还是有很多是简册的，但书写大概已经以纸为主了。东晋陈延之454-473年撰写《小品方》时，已经完全是纸张书写时代了，《小品方》序载：“《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而世上有不啻九卷，未测定几卷，今且以目录为正。《张仲景杂方》有八卷”。《新编金匮方论序》中说“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所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注意这里的“蠹简”应该不是实指被虫蛀的竹简，而是泛指破旧残存的书籍。

 

   如果《伤寒杂病论》真为十六卷，那它应该有多少字？这个其实是可以大略估算出来的。有关研究表明，汉尺三尺之简（即二尺四寸，约合今之68厘米），专门用以记写法律、诏令、典籍和国史。而官府册籍，如抄户口等，只能用一尺二寸的简（34厘米）。一尺之简牍称为“尺牍”（约22.7厘米），用于一般的书、信书写。一般的书写汉简长就是为22—24厘米左右，宽约为1厘米左右。汉简一般是每简一行，每简２０—４０字，邢义田《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考证认为，“从实用角度看，百简左右编联为一篇，已可说是合宜长度的极限。” “再长，即不便完全展开，或必须收卷一部分” “迄今在墓葬以外，还不曾出土比它（指七十七简的元永器物簿册）更长的实用简册，应该不是偶然”，邢义田先生还从具体书写和阅读的角度推测，“墓葬中出土的简册，凡一册多达数百简者，都比较可能是为陪葬而特别抄制的明器，非供实用。”实际一般应该不会以百简为一卷，按８０简为一卷可能比较实际（实际应该是６０—７０简一卷最好用）。

 

   今《伤寒论》十六卷统计不含标点为近五万字，取35字每简，80简为一卷计算，则《伤寒论》为1428简，17卷，注意这还没有包含杂病部分，陈延之《小品方》序载：“《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而世上有不啻九卷，未测定几卷，今且以目录为正。《张仲景杂方》有八卷。”如果《张仲景辨伤寒并方》就是今天的《伤寒论》前身，那么《张仲景杂方》的字数约为44445字，为16卷。两者合33卷。今《金匮要略》三卷25篇本不含标点在29081字左右，约为10卷多。两者合也有27卷。

 

   如果保守计算，只取《伤寒杂病论》的主要内容——六经病、辨痓湿暍脉证部分的24456字（不含标点，这意味着自序、脉法、伤寒例、可与不可部分都不是仲景文），每简35字，为698简，除80，则为9卷。同样《张仲景杂方》的字数最保守估计约为21738字，按上面的方法计算，至少为8卷。如此算来，《伤寒杂病论》保守为17卷。今《金匮要略》三卷25篇本不含标点在29081字左右，约为10卷多。两者合也有19卷。

 

   另一种更保守的计算，取十八个可与不可内容（宋本八篇可与不可，〈金匮玉函经〉多十篇可与不可，合十八篇，不含标点，约合20026字，以上不含113个医方内容，〈金匮玉函经〉是122个医方），《金匮要略》刨除可疑的第一、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篇的内容（第一篇多“问曰”“师曰”可疑；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篇梁永宣考证认为疑非仲景文），则《金匮要略》全书含标点约29239字，不含标点约23536字。两部分加起来计算应为15.6卷，加上《伤寒论》113个医方内容，算1.5卷，为17卷。

 

   有必要具体分析一下仲景医书的原始内容和体例。从现存的仲景医书仔细分析看，王叔和对待仲景医书是很严谨而恭敬的。他对仲景医书的任何改动都有说明或按语（这些按语无确证是叔和所加，严格说只是很可能为叔和所加），表现如下，他对方名改动，按语“本云……”；对可疑的方剂或药物，按语“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恐不为……、“恐多也”等；对自己改编的内容也附有说明，他改编的应该只有痓湿暍一篇，明言是：“伤寒所致太阳病痓湿暍此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他“重集”“可与不可”内容，自言“ 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阳三阴，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由此看来，六经病名应该在仲景医书中就存在的，如此重要的概念，王叔和不会改动而不说明的，我在研究仲景医书与其之前的医学文献中隐约感觉仲景学说与擅长“言脉”的扁鹊学派似乎有一定的联系，但还不明朗，能针能灸擅脉法的仲景或其前辈将六经病概念引入方书不足为奇。对于王叔和的严谨，章太炎先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明确指出“叔和严谨，未乱经文”，并写了多篇文章批评错简重订派。对于王叔和“重集”“可与不可”一段的说明，我对于杨绍伊先生在《伊尹汤液经》中的另类解读颇不以为然，王叔和之所以“重集”“可与不可”，大概是因为汉魏时代医者辩病大多是习惯于从判断“可与不可”入手的，证据就是《素问》中治疗伤寒热病也是“可汗”“可泻”，而名医华佗论治伤寒也是“可与不可”的角度。有学者认为可与不可、前论后方的体例是仲景医书的原始体例，我是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的。仲景医书的原始体例应该大概是前论后方的体例，论的部分应该基本就是今六经病条文的体例。王叔和“重集”的“可与不可”内容不是仲景医书的原始体例，所以他在自己的“专著”《脉经》第七卷中用的就是自己“重集”的“可与不可”内容，而没有采用仲景体例的六经病条文体例，在自己的专著中用自己的改编版比完全引用别人的原版更合理。尽管有研究表明今《脉经》七、八、九等卷的内容很可能被宋臣根据仲景三医书内容大幅修改过，但《脉经》的大体体例应该还是原来的。叔和虽然按自己的理解“重集”了“可与不可”部分，但他同时还是保留了仲景医书的原始体例，并存于后世，这也正体现了叔和的严谨态度，并不敢以己见替代仲景医书的原始体例。

 

   如此看来，今本《伤寒论》六经病、辨痓湿暍的内容应该基本就是仲景医书的原本内容，大概只是多了些王叔和、宋臣按语。但今本仲景医书的伤寒部分应该也不是原始医书的全部，如《针灸甲乙经》皇甫序中有王叔和“选论甚精”一说（一说“撰次仲景遗论甚精”）。《伤寒例》中有“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应该也是有选择的。在其他古传本仲景医书中还有一些今宋本没有的条文，另外在一些宋以前的古医籍中也有一些引自仲景医书的内容而今宋本没有的，不知是否有人曾专门收集整理过，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工作。历史上医书的传抄，因为各人的不同需要，以及医书长短对代抄者的酬金或书价的影响，“择其要者”或“按其所需”来传抄是常见现象，再结合宋以前医书重方轻论的传统来看，仲景医书在宋以前800年中越抄越少的可能性更大。这从一些仲景医书的传本，以及《要略方》之类就可以推测得到。后世在仲景医书中增加注文的情况可能性存在，但如《康平本伤寒论》显示如此多的注文混入正文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康平本》学术界的真伪学术界是有争议的。纸本书时代，阅读者加注文一般是在空白处小写，是很容易与正文区分的，传抄者一般把注文小写或用朱笔书写、或加“按”字或做标注符号，后人区别也不难，传抄者随意将正文与注文全部混抄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关乎性命的医书。少部分注文不小心混入有可能，但如此大规模的混入我认为是很可疑的，所以根据《康平本》认为宋本有很多注文混入之说值得怀疑。另外后世虽然有托名仲景的医书出现，如《五藏论》之类，一般是另起炉灶，并不往辨伤寒上靠。综合来看，仲景原始医书论伤寒部分不含标点应该不会少于24000字（即推算的9卷简策），原始内容更多的可能性更大。有关研究表明，历史上仲景医书中论伤寒部分传播和保存得较好，而杂病方部分则传播和保存得就比较差，张仲景杂病方部分的内容应该要比今《金匮要略》要多很多，因为今本《金匮要略》明言就是要略，张仲景杂病方的原始内容肯定比保守的不含标点的23536字要多很多（即至少不止10卷简策）。如此简单推算，仲景医书的原始内容应在20卷简策以上。

 

   注意：以上的计算还没有考虑到汉代简册行文，其实在段头、句尾等处也是有标点符号或空格的。也没有考虑到药方可能使用更多空间的特殊书写形式。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可能张仲景医书原著简册应该更多些。

 

   可见，按今张仲景医书粗略推算，张仲景医书原著简册应该有17卷—33卷之多，20卷以上的可能性较大。很难与自序中的１６卷相符合。要么自序可能为伪（自古以来多有学者怀疑自序部分为伪或全伪），要么今天《伤寒杂病论》的很多内容为后世所加。推算《伤寒杂病论》为17卷至33卷，倒是比较符合张湛《养生要集》说王叔和“篇次《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

 

   《针灸甲乙经》皇甫序中有“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一说“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可施用（一说“皆可施用”）。” “十数卷”另一说为“数十卷”，不论历史上还是今天，两种说法都很流行。为此我以往比较迷惑，不知哪种说法较为可靠。目前我则倾向于认为原始《伤寒论》应该是“数十卷”，今天的仲景医书遗失部分原始内容肯定是有的，尤其是杂病部分，但或许未必是遗失很多内容，可能是抄写材料由竹简变为纸张后，导致后世《伤寒论》的卷数大幅变少了。有些研究《伤寒论》的著名学者，以其广博的学识，不可能不知道高湛（张湛）“三十六卷”的说法，也肯定注意到皇甫谧所说有“十数卷”和“数十卷”两说流传，但却避而不谈，大概还是为了避免与自己的立论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