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的是哈佛大学的Alexandra Killewald发表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Money, Work, and Marital Stability: Assessing Change in the Gendered Determinants of the Divorce”一文。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夫妻的收入、劳动分工与离婚风险的关系，但研究的发现与结论却是杂乱且没有定论的。作者认为这些研究仍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1）婚姻的稳定与否是否主要与婚姻的经济收益或性别视角下夫妻的收入和职业相关；2）婚姻稳定性的决定因素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结果发现，经济因素——妻子的经济独立性和家庭总收入——与离异没有相关性；1975年之后结婚的夫妇，丈夫没有全职工作会有较高的离异风险，但无论妻子有无全职工作还是是否承担家务劳动，都与离异风险无关。社会对妻子的家庭主妇角色期待可能会瓦解，但对丈夫的养家角色规范仍会保持。
这是社论前沿第S347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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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影响了美国的家庭生活。19世纪60年代的初婚夫妇，15年内的离婚率大约为30%，离异风险甚至高于近年来结婚的夫妇。一个没有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婚姻稳定的趋势与家庭变化、经济环境的关系如何。妻子具备较强的赚钱能力和工作经验是否在减少退出失败婚姻成本的同时增加了离异风险？还是在夫妻对角色分工是否满意的情境下，双方的工作和收入模式改变了婚姻稳定性？
以上每一个问题分别从工作、收入和离异风险角度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经济独立性观点认为当退出婚姻的成本较低时，离婚的可能性越大。财务压力观点认为有限的经济资源给婚姻造成压力，增加了离异风险。性别制度（gendered institution）观点指出当双方遵从丈夫与妻子的性别角色期待时，婚姻会更为稳定。
假 设
20世纪下半叶，妇女的工作、教育、家务劳动时间、结婚时机、离婚率和性别角色态度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期间维系婚姻或结束婚姻的环境也可能发生了改变。作者认为财务特征——经济独立性和财务压力——在时间跨度上对离异风险可能有较为稳定的影响；夫妻性别角色期待在不同婚姻群组里的表现也有所不同，早期婚姻群组里被视为异常的行为，在近期婚姻群组里可能已经成为常态，尤其是妻子的家庭主妇角色规范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在下降，而丈夫养家糊口的角色规范仍然很重要。
作者发现目前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测量指标的混乱，如妻子的经济独立性变量通常由她们的收入或工作指标来测量，同样的指标也用于测量家庭的财务压力和传统性别劳动分工的一致性。因此，作者基于离异群体的经济状况构建了一个测量妻子经济独立性的指标体系。
数 据
作者用时间风险率模型对夫妻离异对数几率进行建模，数据来源于收入动态固定样本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 PSID）于1968至2013年间收集的数据。该调查在1968年收集近5000个美国家庭样本，随后每一年或两年对这些家庭成员和他们后代的进行信息收集。作者从性别、已婚和初婚情况对所需样本进行筛选，夫妻年龄需在18-55岁之间，且任何一方此前都没有过婚姻史。由于同居关系和同性恋夫妻的稳定性受复杂社会关系的影响，作者将该类人群从样本中剔除。删除信息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6309对夫妇样本，其中有1684对已经离异或分居。为了使历年的调查数据标准化，作者对早期调查的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结论与讨论
以往相关研究尝试分析婚姻稳定性是否与以下几个变量相关：妻子在离异中的自我支持能力、夫妻的财务资源、性别视角下夫妻的工作和收入。作者构建了一个与妻子收入和工作相区别的经济独立性指标，并将经济独立性、财务压力和性别制度观点加以区分，其分析方法使夫妻收入、工作与离异风险之间的关系检验更为严谨，且不以单一的分析为这些关系下决定性的评论。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无论是已婚还是离异，物质条件都不是婚姻稳定性的决定因素。因此，关于20世纪下半叶离婚率的增长是因为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的说法是不可信的。研究支持了性别制度观点，即在1975年及其之后结婚的夫妻，当丈夫没有全职工作时，夫妻离异的可能性较大。研究证实了男性扮演养家糊口角色在稳定婚姻关系中的一贯重要性。与女性没有全职工作相比，男性没有全职工作对婚姻破裂的影响更大，其原因在于丈夫的兼职或失业状态是否为非自愿，因为非自愿性失业对婚姻的负面影响远大于自愿性失业。总之，研究结论着重强调了男性在性别规范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研究中的重要性。
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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