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出版发行，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本书中作者用翔实数据和生动事例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是一本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中文版由巴曙松教授、陈剑博士等翻译，于2014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下文为书中摘编内容，敬请阅读。
本书对财富不平等机制的分析基本上是从狭义的国家角度出发，尽管在前文数次提及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海外资产的重要性，但对此还应进行更进一步的剖析。现在就来看看全球范围财富不平等的动态以及造就它并持续发挥作用的规律。金融全球化是否会导致全球资本出现空前的高度集中？或许这种令人忧心的状况早已发生？
在分析该问题之前，首先要看看个人的财富：那些在富豪榜上位列前茅的人是否会在21世纪继续扩大对财富的占有？随后还将分析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如今的富裕国家是否会最终落入石油出口国、中国或是本土亿万富豪手中？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讨论经常被忽视但又在分析中具有关键作用的因素：不平等的资本回报。
资本回报的不平等
许多经济学模型都假设，资本回报不受资本所有权影响，即无论资本拥有者的财富大小，资本回报是相同的。但这一点其实是有待推敲的：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富裕者的平均资本回报率往往会高于那些财富规模不大的人。最为明显的解释就是，一个拥有1000万欧元的人肯定要比拥有10万欧元的人更能聘请到优秀的理财师或财务顾问，如果这些理财中介是管用的，他们能较常人找到更好的投资选择，那么在资产管理中就可能出现“规模经济”效应。第二个解释是，假如投资者的资产丰厚，那么他比那些“输不起”的普通人来说就会更加愿意承担风险，也更能沉得住气。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最富阶层的资产（包括那些通过继承获得的巨富）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都非常快（年均6%-7%的增长速度），其增速要远远高于社会总财富的平均增速。那么不难看出，这样的机制会自动导致资本分配的两极化。
从严格逻辑上讲，唯一的“自然存在”的抵消因素（在此“自然”的定义是无需政府介入）就是经济增长。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率较高，那么大规模财富的相对增长速度就会显得比较温和，即不会比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平均增速高出太多。
全球财富排行的变化
要想让这些富豪排行榜变得合理，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看全球人口中某固定比例人口的财富变动，比如全球成年人中1/20000000最富有人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全球成年人口30亿，那么这部分人的数量大约是150人；本世纪头十年全球成年人口45亿人，那么这部分人的数量大约是225人。随后就可发现，这部分固定比例人口的平均财富数量从1987年略高于1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约150亿美元，平均增速经通胀调整为6.4%。与此相对，全球人均财富同期增速只有2.1%，而人均收入增速更是只有每年1.4%。
过去几年间，有一些国际金融机构试图提供这些信息来满足社会需求，这些机构的方法是对媒体发布的财富排行榜进行扩充，形成不仅仅包括身家超十亿的富豪所谓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s）。如果我们也采用这些报告中的全球分析模式并比较各个不同的估测，那么将大致获得如下的结论：自2010年以来的全球财富不公平程度似乎与欧洲在1900-1910年间的财富差距相似。最富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拥有约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总额的80-90%。
举例而言，如果最富的0.1%人群可获得6%的投资回报，而全球平均财富的增长率只有2%，那在经过30年的发展，最富0.1%的人所拥有的资本在全球资本总额中的比重就可增长3倍，即最富的0.1%人群将拥有全球60%的财富，这可能是现有的政治体系所无法承受的，除非产生特别有效的管制体系或极其有力的维稳机制，甚至要两者兼而有之才能避免社会崩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对资本实行累进税才可有效遏制这样的势头。
大学基金会的纯资本回报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资本回报的不平等并减少因个人好恶而产生的主观影响，在此不妨看看美国高校基金会在过去几十年间所实现的投资回报。
目前美国有800多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在管理自己的基金会投资。我从这些数据中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一个结论是，美国高校在过去几十年的基金会资产管理方面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投资回报，在1980-2010年间年均投资回报率为8.2%（1990-2010期间的年均投资回报率是7.2%）。第二个结论是，管理资产规模越大，回报就越高。对于850所高校中基金会资产管理规模在1亿美元以下的500所高校，1980-2010年间的年均投资回报率是6.1%（1990-2010年间的年均投资回报率是5.1%），对于这60所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上的高校，其平均投资回报率达到了8.8%（1990-2010年间的回报率是7.8%）。对于金字塔尖的三所高校（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高校自1980年以来就一直是全美高校中基金会规模最大的，其投资回报率竟高达10.2%（1990-2010年间的回报率是10.0%）。
如果我们观察各高校的投资策略，那么就会发现所有的高校都很重视多元化投资，而投资明显偏好于美国和海外股票以及私人部门债券。数据清楚显示了为何资产规模最大的高校能获得超过10%的年均回报率，而资产管理规模较小的高校只能获得5%的回报率，关键就在于这些高校对另类投资的倚重。
主权财富基金的回报：资本和政治
现在来看看主权财富基金的状况，主权财富基金在近些年来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和回报情况的公开数据并不像美国大学基金会投资那样充分，其他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尤其是中东国家的基金，那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要比挪威差许多。
不同的主权财富基金显然是采取了不同的投资策略，这或许与这些基金对待公众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全球政治形势的不同看法有关。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报告则更加沉稳，并提供了从石油储量到国际收支和政府预算的情况，沙特基金的投资似乎更加保守。按官方文件披露的信息，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不会超过2-3%，因为大量资金都投向了美国国债。沙特的财务报告中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让外界推断其投资组合变化，但其提供的信息却要比阿联酋详细许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更准确。
那么为什么明明可以在别处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沙特阿拉伯却选择美国国债作为主要投资对象？诚然，美国国债是动荡世界中最安全的投资港湾，或许沙特阿拉伯的公众对于另类投资毫无兴趣。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考虑这种选择背后的政治和军事考量：尽管这从来没有公开说破，但如果说沙特阿拉伯是在通过这种方式给为其提供军事保护的美国提供低息贷款，这在逻辑上似乎也并无不通之处。
主权财富基金会拥有全世界吗？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会膨胀到什么程度？根据目前的估测（当然这些估测十分粗糙），2013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总规模是5.3万亿美元，其中3.2万亿美元属于石油出口国家（除上面提到的国家和地区外，还有迪拜、利比亚、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伊朗、阿塞拜疆、文莱、阿曼等国家），其余的2.1万亿美元则属于非石油出口国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小型主权财富基金等）。为方便理解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这与《福布斯》财富榜上所有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相当（2013年约为5.4万亿美元）。按现有的推算，在21世纪下半叶之前这两者还不至于很快就成为世界财富的主宰（如占比10%到20%），但如果我们完全忽略，那就会犯下严重错误。
主权财富基金与亿万富豪的关键区别在于，主权财富基金或至少是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不仅会将投资所得用于再投资，而且还会接受来自石油销售收入的源源不断的投入。尽管这些新增流量究竟能有多少还充满着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地下到底有多少石油、石油需求如何以及每桶石油价格等都属于未知信息，但可以料想的是，来自石油销售的投入会远远超过现有资产的投资回报。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西方国家会越来越难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本国资产越来越多被来自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迟早这会引发政治上的应对措施。请注意，即便是石油出口国家本身也在开始减少对外投资，相反这些国家希望把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
中国会买下全世界吗？
非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则略有不同。为何一个没有特殊自然资源的国家会决定去买下另外一个国家？中国和其他非石油产出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迅速发展，当然证据都表明，一旦这些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以及生活水平，那么其高速发展也自然会走到尽头。
在第五章中对全球资本/收入比变化的核心情境的设置中，我假设当国际平等化过程接近尾声时，储蓄率将会稳定在国民收入10%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地的资本积累都会呈现相似的状况。世界很大一部分的资本积累当然会发生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这将与该地区在未来全球产出中的比重相配。但根据核心情境的假设，世界各大洲的资本/收入比都会趋同，因此各地区都不会产生储蓄和投资的严重不平等。总而言之，石油租金或许能让石油生产国买下全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并依靠所积累资本的租金自我延续。
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则不同。这些国家人口众多，国内人口的需求（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还远远未满足。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储蓄率会继续大大高于欧洲和北美的储蓄率，那么到了本世纪末，新旧世界的许多资产都会被庞大的中国养老基金掌控。这虽然在逻辑上能说通，但这种可能性却并不大，因为首先中国工人和中国社会整体肯定更希望（当然是有理由的）来依靠公共养老体系维持退休后生活（如同欧美那样），第二个原因正如上面对石油出口国家和其主权财富基金论述时提到的政治考量，中国的养老基金也会受此影响。
无论如何，现在不用担心由于中国（或石油出口国的财富主权基金）逐渐买下发达国家而造成国际财富分化，最大的危险还是在于国内寡头的崛起，即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资产将集中在国内富豪手里，甚至更进一步，包括中国和石油出口国在内的国家也会越来越被掌握在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手里。当然现在很难判断说，这种寡头两极化究竟会发展多快，但似乎寡头两极化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国际两极化。
富国难道真的很穷？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现在全球金融资产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已经都隐匿在各避税天堂里，由此也给全球财富地理分布分析增加了不少难度。如果仅仅看官方数据（根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所收集的各国数据），那么富裕国家的净资产头寸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负的。如果将发达国家的国际头寸全部加起来，那么最终的净头寸是负的，大约相当于2010年全球GDP的-4%，这种负头寸的规模实际上是不大的（大约相当于全球财富的1%）。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发达国家负的国际头寸也就对应着这世界其他国家的正头寸。但实际上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将世界各国的财务数据汇总起来，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头寸也是负值，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头寸都是负的。这其实是历史上常见的“统计误差”,具体而言，即便是避税天堂的银行机构在理论上也有责任向国际机构汇报其情况。因此这种“误差”可能是由不同的统计失误或估算错误造成的。
通过比较现有的全部数据并利用了此前并不公开的瑞士银行业数据，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发现，造成这种误差的最大可能性是避税天堂里大量金融资产的瞒报。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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