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宫剧时，往往会看到这样的桥段，面对不听话的臣民，皇帝老子一发怒，大手一挥，就会来一句：“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永世不得入关！”领刑者顿时吓得面如死灰，大有生不如死之感。确实，有清一代，除了死刑，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就是“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是流刑，中国古代按五行相生相克之理发行了处罚罪犯的五种刑法，是为五行。奴隶制时代的五刑最为残酷，分别为刵刑（割耳朵），劓刑（割鼻子），剕刑（砍双脚），宫刑（剜掉性器），大辟（死刑），那是一种非常野蛮的不人道的刑罚。
进入封建社会后，这些血腥的刑罚才逐渐废除，代之以新的“五刑”——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流刑又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流放宁古塔就是最重的三等流刑了。
那么，宁古塔在哪里，为何受刑者如此害怕呢？宁古塔为古地名，约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带，范围大概是图们江以北，乌苏里江东西两岸地区。清朝初期，宁古塔是吉林的一部分，属吉林将军所管辖，主要作为牧场及流放囚犯的地方。
“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研堂见闻杂录》）”有人还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流徙来者，多吴、越、闽、广、齐、楚、梁、秦、燕、赵之人。”宁古塔常年冰封，是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的苦寒之地，中原人在那里很难生存。不仅如此，由于交通及其他原因，许多流放者还没能到达目的地，就会惨死途中，有的是冻饿而死，有的则是被沿途的山贼恶匪劫掠而死。所以，一提到宁古塔，内陆人犯才会“谈塔色变”。
例如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就被流放到此地，一说被处死于此。因丁酉科场案，著名诗人吴兆骞就被发配到宁古塔。后经明珠、徐干学、徐元文等朝廷重臣相救，纳资赎归，前后历经23年，可谓是九死一生。
当个流犯已够不易，还要为披甲人为奴，那样的结果就让人更受煎熬。因为，披甲人是一个非常不好相处的群体。
所谓“披甲人”，就是穿上盔甲的人，泛指戍边的军人。但是，在清朝，披甲人又另人含义。清朝实行的八旗制度，即“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这些旗丁，按照身份地位又分为“阿哈”、“披甲人”、和“旗丁”三种。阿哈即奴隶，多是汉人、朝鲜人；披甲人是降人，民族不一，地位高于阿哈；旗丁是女真人。披甲人就是一群帮助清王朝镇守边疆的降者，世代居住边疆，早已适应了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是清廷固边的重要依靠。
为了安定军心，清王朝会经常将一些犯人或其家属发配给这些人，供其驱使，沦为他们的家奴。“与披甲人为奴”，就是去给披甲人当奴隶。披甲人的地位就够低了，并且都不是什么善茬。给这种人当奴隶，其结果也只有受辱或是被折磨而死，下场比死还要难受。
这种流放制度，除了给当事流犯造成巨大伤害外，也间接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与经贸发展。吴兆骞有个叫杨越的好友，也因事发配到宁古塔服役。杨越，原名杨春华，浙江绍兴人，“杨越”是他在流徙宁古塔后改的名字，以示怀念浙东故乡。
杨越是条汉子，对于塞外荒凉诡异的景象，同路的难友中有的人吓得面目失色甚或大声恸哭，而杨越却神色自若。刚到宁古塔时没米下锅，他就在街头摆上地摊，拿自己的物品与当地人换粮食。杨越的妻子烹饪技术出色，夫妻二人开了一座糕饼铺，还制作绍兴风味小吃，每天食客盈门。
后因沙俄入侵黑龙江，杨越在流放宁古塔的第三年被征编入伍，充当水兵。兵役结束后，他见当地土著旗人主要从事渔猎，而“耕者绝少”，于是首倡“满汉人耕与贾”。他走街串户，与人们交谈，向满人讲述耕作技术，教人们经商，他还教土著民族以造屋取暖之术（火炕）；同时教以《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典，传播中原文化。宁古塔将军巴海还请杨越到自己家中给两个儿子讲授汉学，后来还出资办起了龙城书院——宁古塔第一所官学。
慢慢地，流人在宁古塔的地位日趋提升。宁古塔将军府还大胆启用流人学者，让他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一时之间，流人们常常是官吏们的座上客，经常陪宴、陪饮。他们行动有一定的自由，耕种土地，也进行一些经商活动。流人可以不当差，不纳粮，生活困难时，还能得到救济。历史以残酷的方式做出了多情的选择。流人们对这块土地进行了文化的启蒙，并延续了绵绵不绝的灵脉。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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