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的《黄鹤楼》，对仗并不工整，为何还被赞为唐人七律之冠？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是已乘“白云”去？古人的说法都不一！
在唐代诗坛上，流传着这样一则佳话：有诗仙之誉的李白，曾久游江汉，并留下了大量吟咏江汉风物的优秀诗篇。但是，有一次他登临黄鹤楼时，即使是诗兴大发，也无奈地搁笔，并留下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后人为此还在黄鹤楼畔修建了“搁笔亭”。那首让李白“有景难道”而搁笔的佳作，就是崔颢的七言律诗《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的这首《黄鹤楼》不仅仅只令李白折服，即使是后来的许多唐诗选家，也对其推崇备至。许多唐诗选本都选录了 《黄鹤楼》，诸如《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唐诗正音》、《唐诗选》、《唐诗解》以及唐人选本《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等，七律部分都以《黄鹤楼》开篇或压卷。南宋著名的诗论家、诗人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更是盛赞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在唐代诗人方阵中， 崔颢并不是排名靠前的一流诗人，却能写出令李白折服搁笔的《黄鹤楼》，也是件非常难得的事。《唐诗正音》在崔颢的这首诗的题目下标注云：“此篇太白所推服，想是一时登临，高兴流出，未必常有此作。”确实， 崔颢的诗名与诗才怎能与李白相比呢？这样的诗只能是“一时登临、高兴而出”。除了这首《黄鹤楼》外， 崔颢其他的诗作都质量平平，就是佐证。
这就如某些现代歌星一样，一生只有一首好歌，就够吃一辈子的了。 崔颢就是凭着这首诗而名流千古、享誉千年。 崔颢的这首《黄鹤楼》之所以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说明这首诗确实是有值得称道过人之优。
从题材上论，《黄鹤楼》是一首吊古怀乡之佳作。首联巧用典故由仙人乘鹤归去引出黄鹤楼；颔联紧承首联，说自从仙人离去，黄鹤楼已经历经千百年之久；颈联诗意一转，进入景物描写，写晴日在黄鹤楼所见之景；尾联以写烟波江上日暮怀归之情作结，使诗意重归于开头那种渺茫不可见的境界。
诗的前四句是客观叙述，交代楼名的由来和个人的起兴的道理，后四句即景生情，发出无穷的感慨，气魄很大，境界自高。开头两句看起来好似普通的叙述，实在是别有会心。接下来的三、四两句，似乎又有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那样千秋邈然的浩叹。
结合前四句来看，黄鹤无踪，白云空在，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的浩然情怀。
诗的五六两句，既写到所见汉阳之树生于晴川，又因之而感触到鹦鹉之洲尽为芳草。第六句最重要，鹦鹉洲是三国时黄祖杀祢衡的地方。祢衡是传统戏剧中击鼓骂曹的那位，为一代才人，曾作《鹦鹉赋》，洲名鹦鹉，是为了纪念他的遇害的。如今，作赋之人也是一去不复返了，迹消名留，永生芳草，这和李白《望鹦鹦洲怀祢衡》诗意相近。
七八两句，是写诗人在日暮时分，留恋现实，怀念故乡， 江上烟波，胸中块垒，一个“愁”字了得，将通篇一齐收拾。然而精神意兴，绝不颓唐，这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黄鹤楼》这首诗的好处，就在于八句紧紧结合在一起，传达的是一个一气呵成、浑然一体的凝炼诗感，这是一般律诗所做不到的。所以，明代周珽在其《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才如此称赞其诗：
“前四句叙楼名之由，何等流利鲜活？后四句寓感慨之思，何等清迥凄怆？盖黄鹤无返期，白云空在望，睹江树洲草，自不能不触目生愁。赋景摅情，不假斧凿痕，所以成千古脍炙。李梦阳云：'一气浑成，净亮奇瑰，太白所以见屈。’周敬曰：'通篇琉越，煞处悲壮，奇妙天成。’”
关于崔颢的《黄鹤楼》，史上也曾有过争论与褒贬，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是诗的首句之争，到底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是“昔人已乘白云去”？其二是诗的对仗之疑，对仗不工整的《黄鹤楼》为何被推崇为“七律之袓”？
《黄鹤楼》的首句“昔人已乘黄鹤去”，在许多诗选中，都是当作“昔人已乘白云去”的。持这种观点的有《全唐诗》、《唐诗正音》、《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等。《唐诗解》选录这首诗时，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首句应为“昔人已乘黄鹤去”，因而在诗第一句下加了注解说：“诸本作白云，非。”《唐诗解》以后的选本，如《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等，都遵从了《唐诗解》之说，一律改为“昔人已乘黄鹤去”，并沿用至今。
那么， 那么，《黄鹤楼》的首句究竟是“乘黄鹤去”，还是“乘白云去”呢？细细分析一下，发现两者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
先说“昔人已乘白云去”。也许有人会认为“乘白云”不合常理，但是，作为诗歌语言，我们是不能以常理度之的。
首先，在唐代诗人的诗作中 “乘白云”已是一句熟语。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中，就有“乘白云”之语：
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
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
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
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
诗中的女几山，又名花果山，距宜阳县城50公里，距九朝古都洛阳90公里，是吴承恩《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创作原型。孙悟空善能腾云驾雾，所以，“乘白云”与女几山甚相契合。
南宋王灼在其所著的词曲评论笔记《碧鸡漫志》中亦有云：“忽乘白云去，空有秋风词，讥其无成也。”由此可以看出，古代诗人是常有此句法的。
其次，据《吴礼部诗话》中所开：“崔颢《黄鹤楼》诗题下自注云：'黄鹤乃人名也。’”如果黄鹤是人名，那么，诗中的第一句只能用“乘白云”而不是“乘黄鹤”了，因为，黄鹤自己是不能“乘”自己的。
最后，依据全诗的语句结构来看，第一句为“白云”，第二句作“黄鹤”；第三句为“黄鹤”，第四句又为“白云”，这样的安排是符合艺术的匀称规律的。
再说“昔人已乘黄鹤去”。 后世选家之所以选择“昔人已乘黄鹤去”，是与黄鹤楼及其传说有关。位于湖北省武昌蛇山之巅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年）。是年，吴大帝孙权修筑夏口城时，为便于瞭望守戍，特于城西南角黄鹄矶修建一座的军事楼堡，即后世人所称的黄鹤楼。
关于黄鹤楼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山”、一为“因仙”。因山说更符合历史原貌此。历代史家考证认为，黄鹤楼的名字是因为它建在黄鹄山上而取的；古代的“鹄” 与“鹤”二字一音之转，互为通用，故名为“黄鹤楼”。
但是，有着浓厚崇仙文化观念的中国人，更相信仙道传说一类的轶事。因为是传说，黄鹤楼的因仙说并不统一，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曾有仙人驾鹤经此，遂此得名。而这位驾鹤而去的仙人，就是费祎。
据唐代文人阎伯理写了一篇介绍黄鹤楼的《黄鹤楼记》，阎文的开篇就介绍了黄鹤楼的得名原由，其文曰：
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
文中的州，系指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图经》为记载某地风俗，物产，附有地图的书籍。费祎就是诸葛亮《出师表》中所说的“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的那个费祎。费祎深得诸葛亮器重，屡次出使东吴，孙权、诸葛恪、羊茞等人以辞锋刁难，而费祎据理以答，辞义兼备，始终不为所屈。费祎为三国时期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
因仙得名的另一说法是，曾有道士在此地辛氏酒楼的墙上画了一只会跳舞的黄鹤，店家生意因此大为兴隆；十年后道士重来，用笛声招下黄鹤，乘鹤飞去，辛氏遂出资建楼，称黄鹤楼。这个情节，现代的影视剧也时有引用。
而后人据其诗题判断，崔颢的《黄鹤楼》是借用费祎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的传说，神思遨游，而成此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是乘黄鹤而非白云了。从诗的整体气韵和艺术角度来看：还是用“乘黄鹤去”更为酣畅些。真所谓“一气浑成”，“天马行空，不拘迹象”。
这世上并不缺不同的声音，被许多人追捧的《黄鹤楼》，也遭受了一些人的质疑。比如，清初学者刘献廷就曾质疑过崔诗，他在《广阳杂记》中借慎庵之名来这样评价崔颢的《黄鹤楼》：
“慎庵摘崔考功黄鹤楼诗之五六云，六之鹦鹉洲，乃现成语，汉阳树则扭捏成对耳。且芳草萋萋，亦属现成，而晴川历历，则何所本？且历历汉阳树，截以成句，而萋萋鹦鹉洲，成何文理？古乐府云：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是历历字贯下树字，而萋萋则边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对，今上四句皆不对矣。而五六句草率如此，术白搁笔，而千古更无异辞，实不解也。若云只取气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气格耶？细入毛发，吾恐考功、青莲复起于九京，亦无以对吾慎庵矣！”
从这位慎庵先生挑出毛病来看，初一听来，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如果以成熟悉的七律标准来衡量，崔诗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这位慎庵先生的诗评，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忽视了律诗发展的时代关系，因而才得出了这样似是而非的论断的。
七律也好，七绝也罢，都是源自古之七言诗的。中国最早的七言诗，发端于魏晋，三曹之一的曹丕就写不少完整的七言诗。到了鲍照，他一改曹丕的连句韵为隔句韵，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晋宋诗人在建安诗注重文采的基础上，更发展了对偶，齐梁诗人沈约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四声八病的规格，产生了“永明体”。这种新体诗，可视作我国律诗的开端，经过庾信等人的改良，才具备了后来各体律诗的雏型。到了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手中，七律进一步发展定型，至盛唐杜甫手中才中渐趋成熟。
七律虽然定型于沈、宋，成熟于杜甫，但是，他们的七律诗也并非首首都对仗工整的。 对于律诗写作，大诗人杜甫年轻时也并未“循规蹈矩”，直到晚年才“老去渐于诗律细”的当崔颢写这首七律的时候，诗论家论律决不会像慎庵和刘献廷的时代论律那样的精细。即使沈佺期、宋之问二人写的律诗也还是五写得多，七律便写得极少，沈佺期的七律名作《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对得也并不工整。
其实，七律在杜甫手中也只是初步成熟而已，直到晚唐，七言律诗才打开了新局面。温庭筠、李商隐、杜牧这几位七律圣手不仅修整了律诗的形体，而且改造了律诗的气质，把律诗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已是崔颢创作《黄鹤楼》Ｎ多年以后的事了。
一个现实是，在崔颢的时代，虽然律诗创作也很火热，但是，一般诗人还是重气格而不重对偶的。足见沈宋之前乃至同时期的诗，对律法并不是十分讲究的。我们怎么可以用后人论律诗的眼光去苛求崔颢呢？
另外，如果仅用对仗工整与否作为论律的唯一条件的话，那么李白的许多诗都要因为对仗不工而落选，如他的五律《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这是一首多么好的望月怀古诗啊，然而，它通篇都没有对句，你能说它不是首律诗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者。”沈德潜也说李白的这首诗“不用对偶，一气旋折，律诗中有此一格。”
崔颢的《黄鹤楼》亦是如此。元代喾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此诗（崔颢的《黄鹤楼》）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从来豪放诗人就绝不为诗律所拘，其所谓“一气浑成，天马行空，不拘迹象，偶而得之，自成绝调”。难怪清代何焯在《唐三体诗评》中如此盛：“此篇体势可与老杜《登岳阳楼》匹敌。”清代诗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更是秉承 南宋严羽之论：“此诗为后来七律之袓。”
崔颢《黄鹤楼》的全诗虽不协律，但音节嘹亮而不拗口，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情景交融，意境深远。“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绝唱。（清·吴昌祺《删订唐诗解》）” 其实，律诗本来就有一种不像律诗的律诗写法。若以“律句不能入古体，古体诗句不容入律” 的后人成法来拘泥那个时代的崔颢和李白，自然是不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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