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眼里，身价不菲的企业家就是聚光灯下的神存在，笑傲江湖，指点江山，他们创造出人生价值和社会财富真是艳煞人的眼球。但谁能想到，“精明强干”和“春风得意”只是企业家风光的外在，他们还有真实的另一面，那就是多年征战的疲惫，披荆斩棘带来的心灵创伤和满身的疾病，面对压力和挑战，他们只能永远在孤独中逃亡。
逻辑思维2017年跨年演讲，罗振宇有段非常诙谐的演讲，道出了企业家们追求永远要“做大”的无奈。
“创业者是永远的逃亡者。两年多前，我们糊里糊涂地融了资，然后变成了必须以上市为目标的一家公司。今天我们现场有好多好多我们的投资者。融完资后才知道，原来资本市场是这么一个东西，原来我只觉的，我们做生意嘛，挣点钱嘛，后来发现不对，资本市场找你要的不是钱，也不是生意，甚至不是很大的生意，要的只是两个字“增长”，你那个钱必须越挣越多才行，挣很多不行，后来我又发现，原来他找你要的不是“增长”，是持续的“增长”，“增长”速度还要越来越快。到后来我又发现，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他要的根本不是“增长”速度，他要的是你的“增长”速度要超过预期。老天爷，我现在不管有多好，他们都要求我更好，而且比他们想的还要好，这是一个什么日子？所以我就突然想起来伟大的前辈王永庆先生，九十多岁，死在了去美国考察项目，获取超预期增长的路上。这份痛苦没人能理解，自己选的路怨谁？自己约的……做完它”。
王永庆永远不是企业家的个案，引用《法制周报》记者曹晓波2011年的一篇文章。
2011年5月23日凌晨，一位老人从23层高楼坠落死亡，人们惊讶地发现，自杀者竟然是公司刚在深交所上市的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
距此三天前，浙江商人卢立强在台州临海灵湖公园溺水身亡，卢是台州最大的钢结构生产企业之一的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
而在一个月的前一天，身家数十亿、极富传奇色彩的包头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以自焚的方式结束了44岁的生命。
仅仅两个月内，就有3位中国企业家留下亿元身家，相继走向了人生的末路。而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为自己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走向了自杀身亡的道路。
我们为了幸福而去追求金钱，金钱的追求让我们走上了创业之道，而创业就是一条不归的逻辑，成功的路上只有更大，没有最大！
企业做到了理想的“大”后，企业家就一定幸福？企业的大小跟企业家的幸福关联程度很高吗？
这个命题对吗？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企业家在解决了温饱、满足了物质所需之后，企业规模再大、财富再多，已与自身幸福无关了。反而这个“做大”变成了佛学中所说的“我执”，这种执的欲望不断噬咬内心，成为了痛苦的另一根源，也就应验了佛的“三苦”：温饱不足是“苦苦”，物质过度是“变苦”，停不下的追求是“行苦”。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成功企业家背后都有两股力量在支撑，一是法律顾问，二是心理医生。法律顾问要求企业家们“不做恶”，心理医生要求企业家们有信仰。
这个逻辑本质上是金钱与幸福感的逻辑。
德国经济学家戈森有个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说透了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
这个理论来自于系统的经济学研究。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莱亚德发掘近几十年的财富数据发现，当个人年收入超过1.2万美元的时候，更多的金钱实际上丝毫不能提高人的满足感。比如1957到1987年，日本的收入增加了5倍多，但心理学家并没有找到与之相连的幸福感增加。
中国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去年公布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远远高于多数发达国家，更令人惊奇的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大于城镇居民。
这个概念看起来匪夷所思，实际上用一个简单例子类比就一目了然，如果你把100元钱给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或给一个一掷千金的富翁，他们产生的幸福感肯定是天地之别的。
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可以解释为，一个人拥有的金钱超过一个度后就越多越烦恼，钱越多刺激的欲望就越多，而效用相对稳定，所以欲壑难填的滋味就是越来越痛苦。
幸福感实际不是一个绝对值，而是一个相对值，就是来自于人们之间的相互比较。农村居民为什么幸福，因为他们生活的方圆几十里水平都差不多，不会给他们过多的刺激。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非常大，面对永远都无法超越的竞争对手一下子就把自己打到了卑微的原形。这里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变成了攀比，我就是要与“邻居琼斯家里保持一致”。
幸福和不幸福最终还得回到生活中的时间分配上来。最近管理学提出一个概念，你好像是在和竞争对手竞争你的产品，实际你是在和所有占用你的用户时间的产品与服务竞争时间。为什么互联网巨头在移动终端的桌面入口上拼的你死我活，争入口，就是要在第一场景争用户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就是转化率与商机。
我不是不想用你的产品，只不过是我在你那里伤不起时间，这才是时间是金钱赤裸裸的新解。
为什么高收入不能带来幸福感，因为高收入者总处于紧张状态，他们根本不可能把时间投入到令人愉悦的事情中去，这里有个机会成本。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概念适合富人，不适合穷人。王健林一段很小的时间就是一亿元人民币，而农民按年计算也是少的可怜的收入。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说，提高幸福感的娱乐活动会浪费他们大量时间，时间的浪费才是他们最难以承受的奢侈品。
幸福感既然不是绝对的物质累加，那么肯定是相对比较的精神需求。如何幸福，还得去精神世界中寻找意义和价值。
我们不明白这些道理，是因为你还没洞悉企业管理学的本质，管理学教父德鲁克好早就整明白了这个道理，他给我们人类的贡献不仅仅是管理学上“组织效率的提高，更是让我们明白了企业存在的意义：“企业是什么？企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照顾投资人和企业中工作的人们的愿望和利益而存在，而是为了企业之外的那些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而存在和发展着”。
《福布斯》中文版与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近日联合发布《中国企业家幸福指数白皮书》。整个调研过程历时半年，完成了309份企业家调研问卷和12份企业家深度访谈。
尽管受访者都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但是他们都表示家庭、事业、健康是幸福感的三大主要支柱，财富并非决定幸福水平的绝对要素。旅游、进修（读书）、慈善公益是企业家热衷的前三大活动。九成企业家认为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可以带来更多的满足感。
企业就是一个逐利体，企业家从事实业，就是为了做大企业，就是为了让了业绩增长，就是为了企业不断盈利。这没有什么罪恶感，这也是企业家精神。
但追求财富的同时，能平衡好金钱、人生和价值观的关系，是每位企业家重要的基本功，这也是卓越企业家的情怀。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道德感绑架企业家，认为慈善就是幸福感的最终途径。实际企业家幸福感还是你企业的初心，就是想明白一个问题：“我们做事是为了挣钱？还是挣钱为了做事？”
看看美国股神巴菲特请马云吃饭时两人的对话，也许二人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企业家如何得到幸福感进行了神回复。
饭间，巴菲特对马云说到：“我们应该把所有的个人财富全部捐出来，在全球做慈善，帮助全球”。巴菲特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在宣布捐出他近370亿美元资产时说，“通往天堂的道路不止一条，但这条是最宽广的”。他那时想到的或许是他的灵魂。
面对巴菲特的“逼捐”，我认为马云回答到位和中肯。“等我到了你80岁的年龄，也把财富全部捐出来，但现在不行，现在中国还需要我出力，别看北京、上海富裕，那只是中国很小的一部分，去看看中国的西部，有太多贫穷落后的地方，作为商人，创造就业岗位，发展商业，让大家有好的生活条件，那才是重要的”。马云那时想到的是企业家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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