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浙江杭州余杭县一个豆腐作坊伙计因病而亡，却因承审官员先入为主、刑讯逼供而被锻造成一起“因奸毒毙本夫”案，余杭县妇人葛毕氏（本名毕秀姑，人称小白菜）以毒杀亲夫葛品连罪，同治新科举人杨乃武以“奸夫”共谋杀害罪，被分别判凌迟处死与斩立决。此案在同治光绪年间各种力量的博弈下最终沉冤昭雪，由于案情曲折离奇、审理艰难漫长，成冤过程典型且具规律性，昭雪原因更深刻地反映出晚清时期的政治、社会与制度等因素，使得此案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杨乃武，字书勋，浙江余杭人，二十多岁考取秀才，同治十二年八月，参加癸酉乡试，考取浙江第一百零四名举人，时年三十三岁。余杭全县得中癸酉科举人的，仅杨乃武一人。
毕秀姑童年死了父亲，上无伯叔兄嫂，下无弟妹子侄，随母亲过活。因她日常喜穿件绿色衣服，系条白色围裙，长得清秀淡雅，楚楚动人，街坊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小白菜。十八岁那年（同治十一年三月），嫁给葛品连，因葛品连是做豆腐的，人见小白菜长得俊俏，也有叫她“豆腐西施”的。葛品连容貌猥琐，不比武大郎强，毕秀姑俊俏如潘金莲，也有人叫她“毕金莲”。葛家原开豆腐店，葛父死后，葛品连在余杭一家豆腐店当伙计。葛毕成亲后（同年四月），以一千文月租租住杨乃武家一间房子，有一年之久。
杨乃武与毕秀姑的关系，有几种说法：
据杨乃武之女杨睿，一九六五年三月回忆父亲的文章说：葛品连夫妻搬来后，“品连每天半夜就要起床做豆腐，因此常宿在豆腐作坊，不常回家。我父母见秀姑聪明伶俐，都很喜欢她。秀姑常请我父亲教她识字，后我父亲又教她念佛经。因为品连常不在家，她只一人，我母亲常叫她到我家吃饭，吃饭时是与我父母及姑妈（杨菊贞）同桌吃。秀姑在成亲前常受人欺侮，搬入我家后，一些市井无赖就不敢再来，因我父亲看到这些人是要骂的。这些无赖便制造谣言，说‘羊（杨）吃白菜’”。
闲言碎语传出后，葛品连上了心，但没抓住把柄。同治十二年六月，葛品连夫妇搬出杨乃武家。浙江学政胡瑞澜奉旨复审杨案，光绪元年九月，他上的定案奏折，称“杨乃武屡言葛品连手艺卑微，致葛毕氏与夫不睦。（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杨见葛毕氏独处，即向调戏成奸，后非一次，并未给与钱物。”有了奸情，杀人动机也就明确了，“杨乃武起意商令将葛品连毒毙”，然后娶毕秀姑“与伊妻不分嫡庶”。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二月，刑部尚书皂保给西太后上的平反奏折，称“（同治十一年）七八月间，葛品连因屡见葛毕氏与杨乃武同坐同食，疑有奸私，潜在门外檐下窃听数夜，仅闻杨乃武教葛毕氏经卷，未经撞获奸情”。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葛品连发病，初九日死亡，十一日，葛品连改嫁母沈喻氏，告到余杭县衙。知县刘锡彤见出了命案，带领仵作前往勘验。仵作沈祥报称服毒身死，刘锡彤怀疑葛毕氏所为，将她带回县衙审问。经酷刑拷打，葛毕氏供出与杨乃武有奸情，十月初五傍晚，杨乃武交给她一包砒末，嘱她方便时下手。趁葛品连病时，葛毕氏将砒霜放入汤药中，毒杀了丈夫。
取得口供后，刘锡彤传讯杨乃武，杨乃武坚称绝无此事。因杨乃武有举人身份，不能用刑，无法获取定案口供。刘锡彤便通过逐级呈报的方式要求革去杨乃武举人功名。
杭州知府陈鲁命把全案人犯案卷解送杭州府，此时，革去杨乃武举人功名的御批已下，知府陈鲁动用大刑，严刑逼供，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诬服，承认与葛毕氏因奸谋毒之事。当陈鲁逼问砒霜来源时，杨乃武想起仓前镇爱仁堂药铺，信口诌了个“钱宝生”名字，说是以毒杀老鼠为由，在他手上购得的。后来刘锡彤派人找到了药铺老板“钱宝生”，“钱宝生”写了张卖砒霜给杨乃武的甘结。
有葛毕氏、杨乃武口供，有药商卖药供词，杭州知府陈鲁认为“铁证如山”，可定罪判刑了，遂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按律拟罪：以因奸谋杀亲夫罪，判葛毕氏凌迟处死；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罪，判杨乃武斩立决。
杭州知府陈鲁定案后，将案情详报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蒯贺荪认定原判无误，并解由巡抚杨昌濬亲鞫，杨昌濬批准原拟罪名，申报刑部待决。巡抚是最后一审，此时已是铁案难翻，一旦通过“秋审”，刑部回文一到，就可立即执行。
杨乃武姐姐杨菊贞，青年守寡，住在娘家，杨乃武在襁褓之中即由杨菊贞带养，因此姐弟情深。巡抚定案后，包括杨乃武妻子杨詹氏在内的杨家亲戚都认为伸冤无门了，只杨菊贞不死心， 与杨乃武妻杨詹氏和作“抱告”的杨乃武舅父（前清规定女人不能递呈告状），身背黄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北京，向都察院告状。都察院没有受理，将他们押解回浙，第一次上京告状失败。
杨乃武在狱中分析了形势，告诉杨菊贞再上京首先找熟识的浙江籍京官，冤状也不仅投都察院。杨菊贞第二次上京后，“遍叩”浙江京官三十多人，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递冤状。
投递的呈词，是杨乃武在监狱中以具呈人杨詹氏的口气写就的。杨乃武对葛毕氏的诬陷，县令刘锡彤的栽赃，一一作了辩驳，对所谓的犯罪事实，提出七大疑点。重要的有三条：杨乃武身上有暗记，如果与葛毕氏通奸，葛毕氏一定明了，只要询问，马上知晓。杨詹氏在接受官府审问时已多次谈及，而问官反问杨詹氏，杨乃武的暗记在何处？要她当堂说出，这样的问题却没有问过葛毕氏一次；葛毕氏供称杨乃武十月初五日给的毒药，实际上杨乃武初四日在南乡岳母家，为早已去世的岳父灵堂除灵拜服，初五日公议过继岳父之侄詹善政为岳母之子之事，初六日才回家。当时同在詹宅的亲友都曾写具公禀，但各级问官却不愿查察明白；药铺店主“钱宝生”是卖砒要证，理应当堂审问，因他与县令有私下协议，不敢当堂质对，买毒药之事何以为凭！
杨乃武的状词抓住要害，全文被《申报》登载，杨乃武的申诉理由从而使天下人尽知。加之第二次京控的方式争取了江浙京官的同情，都察院没有把她们押送回籍。都察院给事中王书瑞上疏，奏杨乃武冤，参劾杨昌濬。西太后命浙江学政胡瑞澜“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严讯确情，以期水落石出，毋得回护同官，含糊结案，致干咎戾”。
胡瑞澜经过“连日熬审”，最后仍维持原判，确认原拟罪名“查核并无出入”。胡瑞澜的奏折递上后，京中大员先后有抨击浙省官员审案不正的公呈和奏折。首先是浙籍京官汪树屏等十八人向都察院投递公呈，都察院接到公呈，随即援案具奏，称胡瑞澜“复讯此案，改饰招供，回护原题……弥缝周密”，吁请饬刑部审办。
在两宫太后召见时，咸丰状元、光绪帝师傅、常熟人翁同龢一再“为此陈奏，力请湔雪”。并利用在养心殿给西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时，借讲西汉廷尉张释之为汉文帝认真执法的故事，建议西太后，借平反冤案“振刷纲纪，收拾人心”。
大臣们的公愤，形成强大力量，加之民间舆论沸腾，西太后不得不谕示：将“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的卷宗及要犯要证，连同葛品连尸棺，“着杨昌濬派委妥员，沿途小心押解，毋得稍有疏忽”，并令刘锡彤“眼同检视”，上京送刑部审讯。
开棺验尸，是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在地安门外海会寺进行的。刑部尚书桑春荣带领刑部满汉六堂、都察院、承审各司员、仵作、差役当堂验证，带同全部人犯见证。刑部一名八十多岁的老仵作，也用车接来。尸体仅剩白骨一具（另据《申报》记载，开棺后见尸身没有完全腐烂，皮肉粗具，周身用丝棉缠裹，还是初验时形状），老仵作亲自检验。勘验现场此时已是“观者填塞，万头攒望，寂静无欬 ”。
“老仵作先取囟门骨一块，映日照看，即报云：此人实系病死，非服毒也”。尚书桑春荣大吃一惊，叱令细验。老仵作说：“某在刑部六十余年，凡服毒者，囟门骨必有黑色，似此莹白，何毒之有！”同验的仵作皆说无毒，声喊确凿。这一刻，“两旁观者欢呼雷动，叫‘青天有眼’者不绝”。再叫余杭原验仵作沈祥复验，问他有毒无毒，沈祥低头无语。
余杭县令刘锡彤“至此始咨嗟踯躅，神色惶遽，免冠而自跪于提牢厅前求救命，叩头有声”。“杨乃武之妻杨詹氏愤之气溢于眉宇，亲执利刃拟剜刘令之腹，为旁人劝阻始止”。然后她向四周的人大声说道：有人说我丈夫杨乃武踢死前妻，我即是他前妻的妹妹，假如他踢死我姐，我母亲还在，如何能让我再嫁杨乃武！
有记载称：刘锡彤自认与大学士宝鋆是乡榜同年，朝中有后台，又自恃年老，曾两次到刑部“咆哮万状”，声言自己是“奉旨来京，督同检验”的，不是接受审问的。待验尸结果出来，刘锡彤已“觳觫无人色，口齿相击有声”，丑态百出。有人评说刘锡彤，“此辈豺狼之性，犬羊之智，刀未在颈，尚欲噬人；一闻执缚，摇尾帖耳，言之为愤绝！”
当时有个法国记者在场，他看到囚在木笼中穿红衣的杨乃武，看了又看，验尸结果出来后，马上告诉杨乃武。当年外国报纸对这件奇案也有报导。两年后，法国记者到杭州还访问过杨乃武。验尸结果，杨乃武冤情大白。
原来，十月初七日，葛品连身发寒热，两膝红肿，毕秀姑知他有流火风症，以为他发流火（下肢丹毒），劝他休息两天，他不听，仍去豆腐店上工。初九日早晨，葛品连因病不支，由店回家，在路上店中吃了点东西，吃后没走多远就开始呕吐。到家后，发寒发抖，呻吟不止，毕秀姑扶他上楼，帮他脱衣盖两床被睡下。毕秀姑问他病情，他说两天来身软发冷，两膝无力，只怕是疾发气弱所致，叫毕秀姑拿一千文钱托人代买东洋参和桂元。药买来后，毕秀姑煎汤看他喝下，并把自己母亲叫来，她照料半天即回家去了。下午，毕秀姑听葛品连喉中痰响，口吐白沫，已不能说话，毕秀姑急了，叫人通知葛品连母亲沈喻氏和自己母亲，两人来后，请郎中诊视，郎中看后说是痧症（霍乱、中暑等急性病），用万年青、萝菔子煎汤灌救，无效，下午四时左右死亡。沈喻氏为葛品连换衣，尸身正常，当时谁都未起疑心。
葛品连死于十月初九日，虽在孟冬，南方气暖，第二天尸身变色，口鼻中有痰血水流出（《洗冤录》载：流火忌桂元，服之口鼻出血，足以致死）。葛母怀疑是中毒，平时知道葛毕氏“素性轻狂，虑有别情，遂以儿子身死不明，恳求相验”，第三日到县衙喊告。
县令刘锡彤接到状纸后，刚要查访情由，正遇一个叫陈竹山的秀才来衙门给人看病，陈竹山趁机向刘锡彤反映杨毕不正常的关系，说“葛毕氏曾与杨乃武同住，因不避嫌疑，外人颇多议论，搬家后夫妻吵闹”，葛品连突然死亡，都说是被毕秀姑谋害。刘锡彤派人打听，果然有此说法。于是就带领门丁仵作，“亲诣尸场相验”。
此时尸身肿胀变色，仵作沈祥辨验不真，把手指脚趾灰暗色，认作青黑色，口鼻里血水流入两耳，认作七窍流血。银针探入咽喉，把淡青色，认作青黑色，“致将发变颜色误作服毒”，又因“尸身软而不僵”，判定是烟毒致死。
门丁沈彩泉因听了陈竹山的话，怀疑杨乃武，说烟毒大多是自己服用，与案情不符，再看尸身肚腹青黑起疱，应是砒毒致死。沈祥与沈彩泉争论起来，没将银针用皂角水擦拭（据《洗冤录》载，验尸查毒毙时，银针探入喉管前需先用皂角水擦拭；银针取出后，需再用皂角水擦拭，如所染青黑色擦拭不去，始能定为有毒）。
争论之中，沈祥不能执定何毒，含糊报称“服毒身死”，填入尸格。刑堂之上，杨乃武对葛品连毒毙之事心存疑虑，刘锡彤把勘验情况说了一遍，捏称：“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青黑不去”。与此同时，刘锡彤将葛品连之母沈喻氏投递的呈词，和其他人的供词中，与尸格不合的“口鼻流血”字样，尽行涂改为“七窍流血”。
这是葛品连“服毒身死”的判定过程。
再看“卖砒要证”是如何取得的。
杨乃武解往杭州，杭州知府陈鲁用刑逼供，跪练天平架、夹棍踏杠、仗责诸刑无不用到，杨乃武昏死过去十多次，受刑不过，杨乃武诬服。陈鲁追逼毒药来源，杨乃武答：由余杭去杭州路过仓前镇时，到“钱宝生”药铺爱仁堂，假称毒鼠，用四十文钱买了一包红砒。
得到杨乃武口供后，陈鲁命刘锡彤回余杭传讯“钱宝生”。
“钱宝生”到了县衙，说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并说自己的名字叫钱坦，从来没有“宝生”这个名字。钱坦弟弟钱恺听说哥哥捉进县里，就恳托陈竹山去县里说情。陈竹山、钱恺走到县衙门房时，刘锡彤正在花厅上讯问钱坦，他们就在门房里叫门丁沈彩泉把杨乃武在杭州府的原供要来看。钱坦退出花厅，陈竹山上前询问，并劝他，说卖砒霜是药鼠，不知害人，杨乃武也供称是毒鼠，承认下来，没有什么罪。并承诺到县令那代为说话，请县里出具与他无干的谕帖。钱坦不知是头脑简单，还是没有社会经验，不知道事关重大，听他这么一说，竟答应下来，当即在门房写具一张卖砒的甘结。得到钱坦的甘结后，刘锡彤给了钱坦一张“无干”的谕单，果真再没让钱坦与杨乃武对质。
刘锡彤将甘结即日送至杭州府，陈鲁即据供词和甘结定案。
毕秀姑诬陷杨乃武，是整个案子最令人费解之事。各类资料，说法不一。
刑部定案奏折，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结论：县官用刑逼供葛毕氏与何人来往，毒杀了葛品连时，葛毕氏“一时想不出人，遂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
据杨睿的文章，原委如示：毕秀姑搬出杨家后，居住在亲戚家。县衙门有个捕役叫阮德，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与粮胥何春芳有染。知县刘锡彤有个儿子叫刘子翰，与何春芳相交甚厚，两人都有心勾搭毕秀姑。刘子翰用计赚毕秀姑到一佣妇家，暴力强奸了她。毕秀姑惧于刘子翰父亲的权势，又怕丈夫不能见谅，不敢声张。何春芳得知此事后，认为正是染指毕秀姑的好时机，他探知毕秀姑一人在家时，偷偷潜进房间，以刘子翰事相要挟，欲与之狎，毕秀姑坚决不从。正在推拒之间，葛品连从外回来撞见，何春芳被骂出了门。
葛品连死后，刘锡彤把毕秀姑带回县衙讯问，先问毒药从何而来，问不出究竟，又问与何人通奸，毕秀姑说没有。审讯毕秀姑，使刘子翰、何春芳坐立不安，怕毕秀姑当堂说出奸情，当夜就叫阮桂金入狱诱骗恐吓毕秀姑，说：“葛品连是毒死，验尸已经明确。外面传说是你谋杀亲夫，这个罪名一成立，就要凌迟处死。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家住过，外面早有人说你和杨某有关系，你如果说出是杨某叫你毒死的，你就不会有死罪了。杨是新科举人，有面子，也不会死。还威胁她决不能说出刘公子之事，此事毫无对证，说出来就是诬陷好人，要罪上加罪。” 再审时，动了刑，毕秀姑熬刑不过，照阮桂金教的话说了。说杨乃武初五日给她一包药，葛品连吃下去就死了。
葛毕氏多次翻供，其翻供原因为：“前系刘大老爷叫妇人一口咬定杨乃武，便可免我死罪；妇人因与杨某向有宿嫌，遂尔仇攀。现妇人自知万无生理，何苦害人，反结来世冤仇，是以翻供。”
毕秀姑许配葛品连，后想赖婚，葛品连曾求杨乃武说合，葛品连得以完婚。毕秀姑在这件事上，对杨乃武不满。葛品连租住杨乃武家住下，毕秀姑时常责骂葛品连，并趁他不在家之际，勾引何春芳等人往来。杨乃武曾把情况说与葛品连听，要他管束妻子，葛品连斥责毕秀姑时，把杨乃武的话带出来，毕秀姑更加痛恨杨乃武。杨乃武想让葛品连搬出去住，但他们迟久不搬，杨乃武请出地保，押令移徙，毕秀姑又怨又骂地搬了出去。
毕秀姑未嫁之前，曾想退婚，被杨乃武“逼勒不准”，所以“积忿于心”。后葛毕氏见葛品连日渐“贫窘”，“故不能安于室”。葛品连曾有杀掉葛毕氏的举动，被人劝止，葛毕氏怕性命难保，遂起谋杀葛品连的想法。因杨乃武新中举，想以他作护身符，所以诬攀。
类似的资料还有一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竟如何，只能永远是个谜了。
案情虽然大白了，但平反又拖了两个多月。四川总督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曾诛杀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名声大噪，朝中京官都惧他三分。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七月，慈禧命安德海出宫去南方“织办龙衣”。同治帝虽年幼，但厌恶得势而干涉国柄的安德海，曾有密诏给“遇事敢为”的丁宝桢，令他“俟机”而行。丁宝桢在泰安将安德海逮住，慈安太后也有心翦除慈禧羽翼，以“祖制太监不能出都门”为由，令丁宝桢将其就地正法。
当刑部平反尚未奏结时，丁宝桢正在北京，他听说开棺验尸的结果，大怒，认为刑部不能为此案平反，到处宣扬：葛品连已死了三年，毒已散尽，骨头还能不白！当面斥责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并威胁说，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就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附和丁宝桢意见的有几个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吏，多为湖南、湖北人，被称为两湖派，又称实力派。
刑部尚书桑春荣年老颟顸，经丁宝桢威吓，就拿不定主意。刑部尚书皂保，原是极力主张平反的，因受了杨昌濬的厚贿，就不说话了。刑部对平反及参革各员的奏折，一改再改，迟迟不复。另一派主张平反的，以大学士翁同龢为中心人物，附和的以江浙人为多，这些人多系言官文臣，称朝议派，又称江浙派。
翁同龢抓住刑部“委系无毒，因病身死”的结论，授意监察御史王昕弹劾胡瑞澜、杨昌濬。奏折上去，震动两宫。 刑部勘验结果出来后，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被革职。
光绪三年二月，余杭知县刘锡彤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当时刑律规定，凡妇女和年老之人因犯罪，被判徒刑或流放，可以银钱抵赎）。刘锡彤此时年逾七十，死在充军路上。杭州知府陈鲁、浙江学政胡瑞澜、浙江巡抚杨昌濬即行革职，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失入死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不加追究。余杭仵作沈祥，杖八十，徒二年。
刘锡彤门丁沈彩泉，杖一百，流三千里。葛品连之母沈喻氏，因“妄供”，而获“杖一百，徒四年”的刑罚，须交银子才能赎罪。陈竹山“劝令钱宝生诬认卖砒”，本应论罪，但他已死在监狱，也就与已经“病故”的“钱宝生”，“均毋庸议”了。
杨乃武按律应受杖一百的刑罚，但考虑到已革去举人功名，也就不再追究。革除杨乃武的功名，因有同治帝的御批，刑部只能抓条小辫子，不可能再恢复杨乃武的举人身份了。葛毕氏“捏供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另“与杨乃武同住时，不避嫌疑，招致物议，虽无奸私实据，究属不守妇道”，再获杖八十的刑罚。
杨乃武是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二月底出狱的。他曾到在京的浙省籍官员家“踵门叩谢”，有见的，也有不愿见他的。此时他伤痕累累，功名也没了，家产荡然，回家的路费，还是胡雪岩帮助的。杨乃武回家后，生活困难，靠亲友的帮助，赎回几亩桑地，养蚕种桑维生。他家世代养蚕，有一定经验，经过全家劳碌，几年之后，生活日渐好转。
杨乃武因患疮疽，死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享年七十四岁。墓在余杭县西门外新庙前。一九九三年，一度荒芜的杨乃武墓，由当地政府重修，现已辟为旅游景点。
毕秀姑出狱后，回到余杭，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准提庵供奉的是准提菩萨，后改为京受庵，意思是接受从京里归来修行的毕秀姑。毕秀姑的法名叫慧定，因庵里没有香火，毕秀姑以养猪养鸡维持生计，于一九三Ｏ年圆寂，享年七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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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案插画源自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版 孙大钧 绘《杨乃武与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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