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迁都北京是破坏了国家防御体系吗？

朱棣迁都幽燕，就长期来说非但没有起到加强北方防御的作用，反而破坏了朱元璋创建的完备的北防体系，大大削弱了对北方蛮族的韧性抵抗力：

由于长城一线大致是游猎和农耕的气候分界线，故长城内外，是历史上中国防御北方蛮族天然的前线；迁都北平，就等于把国家的政治中心迁到北方前线附近，从此保卫首都的需要，取代了一切防务，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从此重点防卫（防卫北京）取代了原先朱元璋制定的均衡防卫，成为长期国策，这就造成了以下重大弊端：
一是破坏了北防系统的均衡。首都决不能被攻破，否则就有覆国之危，此乃政治常识；为了防护北京，万无一失，明朝不得不在全面翻修长城的基础上，增筑由晋北到山海关的“九边”——长城支线，来拱卫北京，并沿九边遍设军事要塞——“卫所”。
由于一国财力和人力是有限的，“彼涨”必然导致“此消”，新增拱卫北京的重头需要，迫使明廷不得不很快由西、东两面向北京方向收缩长城防线，并将塞外的防线由北向南内收：先是废撤西线，由哈密卫撤退到嘉峪关，再缩到河套，明中期以后又放弃河套，退守到晋北；在东（北）面，明中期后退到松花江以南，明末再缩到辽宁中部以南，山海——吉林——鸭绿江的卫所废弛，为建州女真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为了重点防守北京，迁都北平不久（朱棣死后），明廷就不得不放弃由常遇春创立、能同时俯瞰蒙、满地的开平卫，以及前辽王卫所，向南退守至居庸关至山海关一线。

拱卫北京的重点需要，导致明朝北防系统向幽燕退缩内守，西、北、东三面日益空虚，此不仅招致其后蒙古瓦剌部、鞑靼部的进逼、肆虐，更埋下了辽东后金（满清）崛起的巨祸。
二是破坏了中国对北防蛮族的韧性防卫能力：
首都迁到北平后，明朝的国防力量，倾注于拱卫幽燕的重头需要，而无力顾及长城以南的二、三线防御。原来明朝苦心经营的晋冀鲁二线防御、黄河三线防御、淮防、江防，在朱棣死后很快废弛了；明朝的国防能力，从此集中于北京“九边”一线，一旦突破了这一线，就等于突破了全线，这样的国防，也就完全丧失了韧性，如景德瓷器般的易碎：表面上看明朝在北京附近军威颇壮，但只要“九边”的军队一失败（或投降），外敌就长驱直入，如无人之境。

1645年满清渡黄、淮进攻南明，南明之所以连南宋十分之一的抵抗能力都没有，简单归咎于腐败是大而无当的（宋朝并不比明朝廉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因为定都北京，早已抛却了宋朝的内线防御系统。
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设立的北防系统，就不存在以上诸种大弊：
由于当时的国都在南京，距长城一线在1200公里左右，这是防御北方蛮族的理想纵深空间——蛮族即使突破了长城一线，也难形成致命威胁；蛮族若长驱直入直取南京，则有孤军深入和不习水战、气候的艰难；因此，朱元璋可以打造均衡的北防体系。事实上，朱棣北迁之前，明朝的北方防御体系取法于汉，而与明成祖以后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就是重在经营长城以外卫所系统，以哈密、河套、定襄（山西以北）、开平、辽阳等战略要地为据点，编织抗北系统，并未被动依凭宋以后已经破败不堪的长城。
由于定都南京问题，所以朱元璋在设立北防系统的时候，特别考虑了一旦长城防线被胡人突破，该如何防御的问题，为此精心设立了贯穿山西、河北中部直到山东沿海的二道防线；再设立黄河防线、效法南宋设立淮河到大散关三道防线；且在太平府到江阴设立防卫南京的长江水师。。。这些部署，都是非常有远见的，可以，这些有远见的内线纵深防御部署，都随着朱棣北迁而废弃了。
当然，定都南京也有着相当大的弊端，就是距长城一线偏远，有“偏安”之嫌，故朱元璋对定都南京并不满意，曾立志迁都关中；但这个遗愿，随着朱棣的“靖难”上台，而被永远抛弃了。
朱棣迁都北平，在毁坏朱元璋均衡北防系统的同时，也是在以民族、国家为赌注，剑走偏锋地弄险。在冷兵器时代长城一线是天然前线的当时，迁都幽燕，如同迁都于虎口。由于北京城距长城一线最近处仅四十公里（八达岭），从前线到首都没有纵深防御的空间，外敌一旦突破长城，便立即可形成致命威胁。


其实，这种致命危险，在朱棣迁都北平后仅二十八年就显露无遗：1449年，西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统大军突破紫金关，逼近北京，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明军仓皇迎战，结果土木堡一役明军大败，英宗被俘，消息传来，明廷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甚至在北京朝堂上发生了群臣内侍撕咬打群架的内讧。。。但对明朝来说万幸的是，也先俘获朱祁镇后，高兴得昏了头，挟持大明天子退走，而没有第一时间进军北京，而当也先押着明英宗进抵北京城下的时候，明廷已经缓过气来：于谦等人已经拥立了新君、稳住了阵脚。。。明朝逃过一劫，有很大运气的成份。
后金（满清）皇太极时期，女真（满）人更是五次兵临北京城下，次次都是灭顶之灾：要不是皇太极因忧惧汉化、对入主中原兴趣不高，否则北京城必早已沦陷，而崇祯上吊的时间还会提前。
迁都北平，大方便塞外游猎民族对中国首都的突袭，而极不利于各地军队勤王。因为地理接近的原因，对华军本来就以机动见长的北方蛮族骑兵袭击北京，进可攻，退可守：胜则可以以北京为据点，从容向南进攻；败则可以便捷地一转身逃回关外；而甚少身后之忧，不会身陷孤军深入的险境。
但北京周边地区以外，中国各地勤王的军队就没有这样方便了，他们得千里迢迢地赶赴华北平原北端，到了也难以对外敌形成合围之势，每每事半功倍，甚至徒劳无功。
就经济来说，迁都北平长远也是大弊。虽然短时期内（在国势旺盛的时候），北迁对恢复华北经济有益，但国都远离经济重心长江流域，大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造成漕运重负；而且，为了支撑偏在华北北端的国都，必须在幽燕一带迁置大量人口、进行大量的投入，这就等于把财富资源搬到北方蛮族的虎口边，便于其掳掠屠杀，于是在国势转衰的时期，朝廷便成了蒙、满（女真）等蛮族侵略者的“运输大队长”：
明朝中后期，鞑靼在晋北、“九边”地区掳掠上百年；皇太极时期，后金（满清）五次入塞，每次都杀人如麻、饱掠而归，共掳走汉民上百万，分置各旗为奴。


北方蛮族政权，特别是游猎性质的女真政权，经济的主要来源就是掠夺。定都幽燕便于蛮族掠夺的特点，有利于北方蛮族不断自肥坐大，正是是明末后金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将蒙元强迁入幽燕、以及晋北、陕北的汉民，大量地移往中原、关中，在试图复兴中原的同时，将元大都变作荒凉的边防城市北平，将长城一线变作荒僻之所。。。以此坚壁清野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遏蛮族掳掠成效，以达到遏制其兴起的目的。可惜的是，朱棣为一己之私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将这一富有远见的战略抛弃无遗。
与方便蛮族掳掠屠杀一样的效果，朱棣北迁之后，明朝投入巨资长期苦心营建全国第一大城市北京城，等于是为异族入侵者建设完美的据点，起了为北方蛮族征服中国主铺路搭桥的作用；这已经为满清入关所证明。
综上所述，朱棣迁都北平，是巨大的立国战略败着，它种下了中国后来被满洲轻易整体征服的祸根。历史上对朱棣迁都的“天子戍边”美誉，不过是朱棣残酷打击迁都反对者的结果而已，类同文字狱创造出来的满清“康乾盛世”。“天子戍边”说的荒谬显而易见的，皇宫设于于北方抗敌前沿，未必能够提升军队士气（因为大多数皇帝不可能象朱棣那样骁勇善战），却肯定成为军队的特殊负担：把国家中枢首脑迁置于易受外敌攻击的前沿地带，大大提升了政治风险、增加了国防的难度。这如同象棋博弈中无谓地坐出老帅，自找“将军”，自取被动。

朱棣迁都地处华北平原北端——农耕文明边缘带的幽燕地，完全违背了华夏民族的建都传统。发明《周易》、《黄帝内经》的华夏祖先，其实在诸多方面，有着高于现代中国人的智慧；祖先建都，讲究地理上的“不偏不倚”。
在朱棣之前，历史上除了封地局限于幽燕地的诸侯国燕国外，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本土王朝，建都于偏处蛮族牧猎边缘地带的幽燕地，周、秦、汉、晋、隋、唐、宋无一不建都于关中地区或中原地区，此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大智慧的讲究的：关中和中原，都处于中国的中心地带，不偏不倚，且距中国主要的外患前线——北方长城一线有800公里左右的纵深空间，游猎民族即使突破长城一线，也难以迅速造成致命的威胁，蛮族若采取绕城不攻，长驱直入中原的战术（如突厥袭唐、辽袭后晋、金袭北宋），又得冒孤军深入的巨大风险；孤军深入无法深根，这就是契丹（辽）军攻取洛阳灭掉后晋后，未敢取而代之，而是匆匆退回塞外的原因，这也是金军攻陷东京后，不敢象满清那样迁都继续进攻，而是掳掠北去的原因。。。这就给了赵构一伙的喘息之机，这其实就是南宋成功，而南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纵观历史，定都中原的本土王朝，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象明朝那样，被北方蛮族一鼓而灭亡的，即便是“偏安”杭州的南宋，抗蒙战争也打了四十四年之久；而唯一被北方胡人一口气端掉的本土王朝，唯有定都北平的明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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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由小编挚友科西嘉的拿破仑提供，时间仓促，排班比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