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卡夫卡的段子里最出名的是这一个：有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偶然读到了《变形记》，不禁拍腿大喊：小说还能这么写！从此开了天眼，一发不可收拾，抟土成人，用拉美民间故事素材，点化出了魔幻现实主义。
后来阎连科也讲述了这个故事，并且对马尔克斯和卡夫卡的关系做了进一步延伸说明。
他说，卡夫卡只完成了“人变成了甲壳虫”这一道工序，但是他没有论证，人为什么就能变成甲壳虫？中间有什么转化机制？这个问题，卡夫卡没回答，他只是“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拒绝进一步解释。
马尔克斯把活儿做全了，在《百年孤独》里他不光是把人变成了虫子，还说清了变化的过程、机制，令这个事儿从先验预设变为可信。
阎连科后来搞出了神实主义，是继续在这条道上走。他不光要写人变成虫子，不光要论证其合理性，还要声明这全是真的，是实在发生的。
比如他的小说里，人卖皮换钱卖血建房是故事，有合理性，同时还是真的；一个村子靠偷东西当小姐致富是故事，有合理性，同时还是真的；生前姻缘有憾死后葬礼时旁边树上站一对儿蝴蝶是故事，有合理性，同时也是真的。
也就是说，不光故事里人变成虫子了，现实里也一样。从人到虫子不是寓言，就是现实。作者完全相信，他所叙述的，本来就是已经发生了的现象。
神实主义搞到这个地步，已经有点宗教的意思了。这么魔幻的东西还能有鼻子有眼，让读者耐烦看，我看主要还是题材和素材的衬托。我虽然未必认同阎连科老师的理念，但是我佩服他的良知。
再说回卡夫卡，人变成甲壳虫这个事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这个事儿里，卡夫卡深刻地洞见了现代性，并非常形象地写了出来。
《变形记》的故事里，主人公格里高尔实际上有两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天生的，作为自然人的格里高尔，有动物性，有七情六欲，也有人的崇高情操；第二重身份是社会赋予他的，有家庭关系，有社会关系，是自己公司里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卢梭讲，人生而自由，这是自然人属性；又无往不在枷锁中，这是社会人属性。
实际上人们一直都是这么生活的，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则，则是激化了两重属性的关系。社会人拼力侵占自然人的存在空间。
社会约束你，规训你，评价你，评判你，审判你，羁绊你，最终形塑你，社会就是你的上帝。它赋予你你不曾有的东西，拿走你甚至未及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东西。社会把你划到这个阵营，敌视那个阵营。社会让你和这个人亲如密友，和那个人敌若仇寇。
现代社会中，丢失自然人属性是不易发觉的，丢失社会人属性则是不可想象的。
身份证，社保卡，银行存折，个人资产……都不过是社会人属性的注脚，自然人属性则是被随身带着，若即若离。
《变形记》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剥离格里高尔的社会人属性，同时又把他的自然人属性装进一个甲壳虫的躯壳里。
格里高尔还在思想，但他变成了对社会、对公司、对家人无用的人，变成了他人的累赘。
他以一种失去社会人资格的身份继续存在于社会中，去承受社会对于一个自然人的恶意与忽略，绞杀与侮辱。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社会公平赋予每个人以社会人属性，却不要，那就只能进退失据，时时煎熬：
格里高尔的请求全然无效，事实上别人根本不理解；不管他怎样谦恭地低下头去，他父亲反而把脚顿得更响。另一边，他母亲不顾天气寒冷，打开了一扇窗子，双手掩住脸，尽量把身子往外探。一阵劲风从街上刮到楼梯，窗帘掀了起来，桌上的报纸吹得拍达拍达乱响，有几张吹落在地板上。格里高尔的父亲无情地把他往后赶，一面嘘嘘叫着，简直像个野人。
格里高尔是悲惨而被唾弃的，然则卡夫卡是在批判我们自然人的一面吗？
并不是。
人死如灯灭。作为自然人的人注定会死去，作为社会人的人却可以永垂不朽。张麻子对胡万说：你活着，你早晚会死，你死了，你永远都活着！
精明的政治家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榜样会激励无数后继者奋不顾身。掌握权力的政治家于是常常化身社会，去决定哪个社会人可以永垂不朽。
然则谁来拯救作为自然人的人？
在现代社会而言，这是个悬置的问题，悬置在极容易被忽略的角落。卡夫卡就是那个目光如炬的人，最先发现了它。塑造格里高尔这样的人物并非在批判自然人属性，恰恰相反，这是在警醒我们注意自己正在失去的东西。
卡夫卡的另一部作品《审判》，名字就非常耐人寻味。
审判是一种最具社会性的行为，暗示着法律作为仲裁者的在场，在法律的注视下，人必须以社会人的身份出现，俯首听任其将任何后果加诸于身。
自然人被藐视到不允许在场的地步。
奥逊·威尔斯导演作品《审判》
在这个故事的开头，两位法律的化身（颇有几分和善的人）找上主人公K，声明后者已经被依法逮捕。
K被看顾在自己的寓所里，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不仅不能置疑对方的身份，甚至还不允许证明自己。
他四处寻找自己的证件，这时他发现：
一进房间他马上拉开书桌的抽屉，里面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偏偏他要找的身份证件却由于紧张而一时找不到。
身份证件象征着K的社会人属性。丢失身份证件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社会的冒犯。
社会自然就可以审判你。
和每一个守法良民一样，K身家清白，有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对法律提供给自己的安全感坚信不疑：
毕竟K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处处祥和，所有的法律都屹立不倒，谁敢在他的住处侵犯他？
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即便是穷人的破屋，在法律的保护下，也能让主人对尊贵如国王者说不。
诚然，国王不能进，但这也默认了法律可以。法律可以去它想去的任何地方，也可以让它的仆人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乃至于技术上有人还可以冒充法律的仆人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谁敢在他的住处侵犯他？”，当然是法律敢了。
两个极和善的人，一旦成为法律的仆人，也能立刻让主人公K失去人身自由。不用问两个守卫多大年纪，从哪来的，只要其代表了法律，就立即失去特殊性的面孔，变成了某种贯彻普世意志的东西，而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则只能束手就擒，任其宰割。
《审判》的故事充分说明现代法治社会下，作为自然人的人是如何渺小，甚至不用人对他煽惑：“你活着，你早晚会死，你死了，你将永远活着”，他就已经处于生与死的叠加状态下了。
豆瓣上有个有名无实的电影叫《即使变成甲壳虫卡夫卡还是进不去城堡》，好事者杜撰出这么个名目，是想讽刺某些豆瓣青年，观赏他们装逼出洋相。
然则杜撰者也实在露怯了。
如果他了解卡夫卡，便会知道最进不去城堡的，恰恰是甲壳虫。
甲壳虫代表了被剥离社会人属性的自然人，对这样的人而言，生存本身就已是问题，遑论进入城堡？
城堡是权力的象征，进入城堡的办法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它变成你的城堡。而此时的你，也将变成城堡的你。
在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个甲壳虫，祝大家国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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