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子 初
一
晋侯稣编钟14件，于1992年8月31日被盗掘出土于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西南天马－曲村遗址8号墓，随同墓中数十件青铜器被走私至香港，同年12月22日由上海博物馆购回入藏(编号73627～73640)。1992年10月起，北京大学考古系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1)，确认这里是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穆王前后至西周晚期宣王之世的晋侯墓地；8号墓( I11M8 )是这次发掘的5座大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虽经盗扰，仍然出土了金、铜、玉、牙、陶等器239件。文物主要有晋侯稣鼎1件、晋侯臣斤?簋2件、晋侯臣斤？壶2件、兔尊3件、金带饰1组15件以及大量玉饰。另有编钟2件尤可注意：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与上海所藏编钟73631～73640完全一致。其中I11M8：33通高25.9厘米，有铭文7字：“年无疆，子子孙孙”；I11M8：32通高22.3厘米，有铭文4字：“永宝兹钟”。铭文与上海博物馆藏钟76340相接，为这套编钟的最后二钟；如果从二钟的测音结果看，确切地说应为这套编钟的第二组的最后二钟。晋侯稣编钟全套应为16件。
晋侯稣编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李学勤先生在《夏商周年代学的新希望》一文2)中指出：“根据金文重构西周历谱的工作，多年由于‘月相’的解释分歧不清，陷于各执一说，没有公认的结果。最近的一些发现，如出自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晋侯稣编钟，为解决这项难题投射了光明。由之出发，有可能达到突破。”充分肯定了晋侯稣编钟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研究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笔者因工作需要，曾对上海博物馆所藏的14件晋侯稣编钟进行过仔细的考察。今应李学勤先生之约，敢以所获音乐学方面的初浅看法，就教于方家。
二
晋侯稣编钟355字的铭文，马承源先生已有极为精辟的论述3)。铭文中的晋侯稣即晋献侯苏；铭文所记载的周厉王亲率晋侯稣征伐东夷、并取得胜利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修正和补充，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它纠正了以前所谓的厉王在位二十三年的谬传，使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得到了确证。铭文还证明《史记》有关西周晋世家排列的定位有问题：晋侯稣不在宣王而在厉王时。由此反推到以前的世次，也颇重新认识的必要。铭文中所记载的年代为西周厉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846年)，战事从该年的正月八日发动，三月间投入战斗并击溃夙夷，至六月对晋侯稣论功行赏，总共为半年时间。由此推测，编钟刻铭的时间应在这一重大事件之后不久，很可能即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晚。但是，这能否说明这套编钟的铸造也在此时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刻铭本身已经说明，铸钟在前，刻字必在其后，中间应有一定的时间差。另外，事件发生在前，对事件的追述也必在其后。实际上，编钟自身所透射出来的信息表明，其情况还要复杂一些，编钟的铸造年代可能要大大早于厉王三十三年。
编钟均为青铜铸制，保存较好，少有锈蚀。 钟73627与73628分别缺损3枚和1枚。钟73629破裂，有修补。钟73630断裂1枚。钟73631缺损1枚、断裂1枚。钟73632甬端变形，有缺损。钟73636缺损2枚,于口有一处锉痕。钟73637、73638各缺损1枚；钟73638数枚磨蚀，一铣磕缺。其余各钟基本完好，这为本文研究该套编钟的形制以及其音乐音响性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有利条件。
单从形制上分析，16钟可分三式，各式钟自有其鲜明的特征：
I式2件，即钟73627与73628，亦即16钟中最大的2件。其甬呈椭圆柱形，锥度极微。从其数据可以看出(参见表1《晋侯稣钟形制数据表》)，其甬端与甬基的外径之差仅在0.4~0.7厘米之间，基本上可看作为上下同径。甬中空，与腔体相通，有旋无斡，甬端不封衡。于口内有三棱状内唇，枚端呈球圆形。枚、篆、钲间以圆圈纹带分隔，鼓部、篆间、旋上有细阳线构成的云纹，舞素面，正面钲间及右铣有铭文数十字。
II式2件，即钟73629与73630。其甬、内唇、铭文部位、钟体纹饰大体同I式。区别：a.旋上有斡；b.舞面有纹饰；c.枚端为平面。
III式12件，即钟73631~73640及M8：33、32。其甬中空与腔体相通，不封衡；但大多数甬内留存泥芯，甬与腔体相通之处(即舞底面)口有大小，个别钟几乎铸没；甬呈椭圆柱形或圆角方柱形，锥度较大，斡旋具备。于口无内唇。鼓部纹饰为左右对称的云雷纹。篆间纹饰略同鼓部，但为适合篆间狭长的空间改变了云雷纹的结构形式。较之I、II式钟，其纹饰要精致、清晰的多。铭文刻于钲间，钟73631、73632右铣也有铭文。14件钟形制数据见附表1。
I式钟的形制结构对中国青铜钟类乐器发展史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关键特征在于有旋而无斡。斡，即甬钟的吊钮，北宋的沈括称之为‘旋虫’4)。今人也有叫做‘干’的，显然是因繁体“幹”“斡”形近而产生的分歧。甬钟不设斡，说明其并未按吊挂演奏的方式设计，可证这种钟不是悬挂击奏的。I式钟重达20余千克，自然也无用手执奏的可能。故其必如商铙一样，将其钟口朝上，套植于柱架之上进行演奏，即所谓‘植奏’。西周甬钟源自商铙，已为公论。但它究竟如何演变为甬钟，尚未有系统的材料可资论证。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商铙已不在少数，基本上都是殷商后期的遗物。它们在形制的发展上已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合瓦形腔体，铣棱一般不很突出；于口弧曲下(口朝上为正)凹，二铣角上叉；圆柱形空甬，与腔体相通，并带一定锥度(甬端稍粗，向甬基渐细)。甚至在纹饰方面也已无多大差异，饕餮纹或云雷纹十分流行。显然商铙已是早期青铜钟类乐器发展成熟时期的产品。与商铙相比，I式钟在形制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是体量的急剧增大，2钟的重量均超过20千克，通高达50厘米以上。而商铙的重量，小的一般不足1千克，大的也不过数千克。通高在七八厘米至二十余厘米上下。如以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市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所藏数十件年代较为可靠的商铙为例，其中最大的为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亚 止铙(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通高25.0、重3.25千克；最小的为出土于妇好墓的亚 编铙，其中最小的一枚通高8.1厘米，重量仅为0.1千克5)。二是出现了“枚”的设施，2钟设有带锥度的二截圆柱形枚36个。枚布钟体两面，每面分左右2区，区3行，行3枚。这种形式的钟枚设置，一直保持到编钟的衰亡，再无大的改变。不过，I式钟枚区宽疏，挤占了钟面的3/4，致使鼓部显得比较狭窄，形成了早期乐钟的一种主要特征。而商铙尚无枚的设置。三是甬的变化，不仅其锥度减小，还出现了‘旋’的结构。商铙甬端渐扩，这种带锥度的设计，是为了在演奏时套植于柱架上的方便；但这种带锥度的甬的套植，对铙体的自由振动显然会有较大的约束，影响乐器的发音。I式钟缩小了甬的锥度，并增加了旋的设施，在很大的程度上解放了这种约束，有利于改善编钟的音色。四是形制的进一步规范化，如于口弧曲的减小，铣棱斜直，钲、篆、枚、鼓、铣、甬、于、舞、衡的布局分明，钟体的合瓦形更加明确等等。I式钟已处于由商铙向甬钟转化的临界点上，它单等斡的出现了。因为斡的出现，象征着这种青铜乐器的演奏方式由植奏向悬奏过渡的彻底完成。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进一步来讨论I式钟的时代问题。
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已可以提供大量的有关西周编钟的实物依据。但其中年代较为可靠的，基本上都是西周中、晚期以后的文物，西周早期的资料微乎其微。一般来说。人们把1980年5月出土于宝鸡市南郊竹园沟西周鱼伯各墓的3件编钟看作是目前年代最早的一组西周编钟。此墓共出铜、玉等器400余件，从墓主 伯各所作礼器和同出的丰公鼎、目父癸鼎等器看，其时代约当在西周康、昭之世，编钟的时代应与之相当6)。鱼伯各编钟的形制与晋侯稣I式钟几乎完全相同：空甬、平舞、直铣棱、枚篆疏朗、狭鼓、于曲平缓、鼓部饰以左右对称的2组云雷纹等等。尽管仍保留着商铙的空甬结构这一尚未退尽的尾巴，但它甬上斡、旋具备的设计，清楚的表明了它已可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早期甬钟。1974年12月出土于宝鸡市南郊茹家庄鱼伯脂编钟也为3件一组，形制与鱼伯各钟基本一致，唯其第三器(宝鸡市博物馆BZM1乙：30)枚区明显上缩，鼓部扩展至钟腔面的2/5处，显示了此钟的一种进步。从年代上来看，鱼伯脂编钟的确稍晚于鱼伯各钟,根据此墓所出的礼器，墓葬的时代可以定在昭、穆之世。另外还有一些被考古界认作西周早期的钟，大都非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品，于年代方面并无坚实可靠的依据，这里暂不讨论。既然，出现于西周早期康、昭、穆之世的鱼国编钟已经从根本上完成了商铙向甬钟的革命，那么尚处于这种变革过渡阶段的晋侯稣I式编钟的年代，无疑应该早于(或稍早于)鱼国编钟。晋侯稣编钟的年代至少应在康王之世以前的西周初期。至于能否再向前推至商末，目前并无依据。
假如以上将I式钟的时代定在西周初期的推断不误，II式钟的时代已不难推定。I、II式钟的钟体结构几乎完全一致，甚至连纹饰都一样，唯一重要的区别在于钟甬的无斡或有斡。不难看出，II式钟是由I式钟直接发展而来的，它增加了斡的设施，从而可以悬挂起来进行演奏；但又保留了I式钟空甬结构，使其仍可以套植演奏。显然，其年代应略晚于I式钟，但离西周初期又不会太远。另外，从其形制发展的程度分析，其正处在鱼国编钟的同一水平上，其年代也应与鱼国编钟相当。由此而论，将II式钟的年代定在康王之世前后，应是顺理成章的。
III式钟与I、II式钟相比，其空甬的特征，这条由商铙遗留下来尾巴，已被消除殆尽：不仅甬管中的泥芯仍旧留存，有些钟的甬底(即与舞部相接之处)几乎铸没。钟甬的外形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与商铙相比，钟甬的锥度被作了相反设计，即甬基向甬端渐尖细的形制。这一点，在II式钟上已有所体现，它在I式钟钟甬锥度极微(甬端与甬基的外径之差为0.4~0.7厘米之间)的基础上，渐增到0.9~1.3厘米之间，而III式钟又有了进一步加大的趋势。钟甬锥度的变化，扩大了甬基与舞面铸接的面积，从而使其结构更为牢固；同时，锥度的改变引起乐钟重心的相应改变，加强了乐钟悬挂时的稳定性，使其更适合于悬奏。不言而喻，III式钟已不存在套植的必要，甬钟唯一的悬挂演奏的方式，由此确立了。钟的这种演奏方式被沿用于整个先秦时期，直到青铜时代的终结。III式钟的总体造型较之I、II式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其产生的年代应在其后，这应没有什么疑问。但从另一角度分析，III式钟无论在其平舞直甬、铣棱斜直、于曲平缓、枚区疏朗等等方面，与I、II式钟完全一致，清楚地体现了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故其在时代上也不会相隔过远。统观已知的与III式钟形制相同或形近的西周编钟，大都为西周中、晚期器。其中年代较早的有应侯见工钟，已知的有2件，其一收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另一件于1974年3月出土于陕西蓝田县红星村7)。后者器型完整，甬内留存泥芯，钟腔内壁有调音凹槽3条，舞、篆、鼓皆饰云纹，右鼓部饰一小鸟纹。这些特征与晋侯稣III式钟几乎完全一致。应侯钟被认为是西周恭王时期器，III式钟当也应在这一时期的前后。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较早时期的西周编钟均为2～3件成套，逐步发展到西周中期的多件成套。如驭钟，已知的至少有5件。1976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庄白1窖藏的兴钟，多达14件同时出土。至于西周晚期的编钟，较著名的如8件成组的中义钟、柞钟，至少7件的兮仲钟、虢叔旅钟等等，多件成套已是屡见不鲜。8)可见，把下限为厉王三十三年的晋侯稣III式钟的年代推前至恭王时期是有一定理由的。
总之，16件晋侯稣编钟并非同一个时期的产品，它们很可能是在自西周初期至恭王世前后的百余年间逐步发展增扩形成的。晋侯稣钟产生的时代，正是西周甬钟重要的变革时代。它们的形制特征，生动地展示了一条西周甬钟演变成形的典型轨迹。
三
自曾侯乙编钟出土以来，有关中国青铜乐钟的调音问题引起了人们热切的关注，不少专家多有论述。笔者因工作需要，在各地考察音乐文物的同时，对中国青铜乐钟的内腔的音梁结构和调音锉磨情形给予了较多的注意，有些心得，已于山西太原赵卿墓(金胜村M251)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将出版)中详述。中国青铜乐钟的双音性能主要由其合瓦形的钟体结构所决定，而这种结构早确立于商铙；但是由于这种双音结构的乐钟工艺十分复杂，给铸钟的工匠提出了极高的技术要求。要使造成的钟完全符合其音高的设计，当然是极其困难的，铸成钟坯后的微调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微调的方法是在钟腔内壁加以锉磨。同时，调整乐钟的音准只是一个方面，为使同一乐钟上的2个音音量均衡，音色统一，这道锉磨调音工序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后者的原因，在中国青铜乐钟发展中期终于出现了音梁(又称音脊或音塬)结构，它大大改善了乐钟双音性能。音梁出现的时间大约在西周末期到春秋初期，乐钟音梁的结构形态，可以成为先秦乐钟断代的一条重要标准。
晋侯稣钟产生于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馆的14件编钟(山西的2件笔者尚未实地考察，故不论)内腔除了调音凹槽之外，余部平整，确无音梁结构。根据凹槽数目不等、形状有异的情况看，凹槽应非铸制，而为锉磨而成。各钟的调音锉磨情况很值得加以研究。
I、II式钟的调音锉磨情况较为简单。钟73627背面正鼓处内唇上有锉磨缺口，正好将内唇锉断，余部无明显的修磨；钟73628于口内唇上两正鼓处有2.7厘米宽的锉磨槽，将内唇锉断并及钟壁，向腔内延伸至约10厘米处，渐浅平。钟73629内腔有音槽两条，长约28.0、宽1.5厘米，自于口两正鼓处直通舞底，渐浅平，未见其他明显的锉磨痕迹；钟73630内唇上稍有锉磨痕，深度约为唇厚的一半。I、II式钟的调音手法体现了如下特点：调音锉磨的部位基本集中在于口内唇的正鼓处。显然，这是具有音响学方面的深意的做法：双音钟具有双基频的特性。当击奏正鼓音时，钟体振动的节线在两铣处；钟体的合瓦形结构，使得乐钟两铣的节线较容易形成。当击奏侧鼓音时，振动的节线除了在钟体两铣部位之外，又增加了沿钟面中轴线上的一对节线；而I、II式钟为使于口不易开裂，设计有三棱状内唇。于是，钟体虽然得到了加固，却限制了钟面中轴线上节线的形成，影响了侧鼓音的振动。锉断了钟面中轴线上的内唇部位，显然有利于其振动节线的形成，从而使得侧鼓部位正常发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编钟的双音性能。这是编钟调音中的最基本的手法。当然，如果在于口内的两铣角处另加锉槽的话，可使编钟的正、侧鼓音都得到改善。这一点在III式钟上被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III式的10钟调音情况较为复杂，较之I、II式钟，其手法要成熟得多。具体情况如下：
钟73640较典型，两正鼓、四侧鼓、两铣角内，各有1条纵向凹槽，自于口向舞底延伸，至近舞底处渐浅平消失。槽弧形内凹，长约8～9、宽0.9厘米。腔内保留铸制砂面。钟73631与73640相比，除正面左鼓、背面右鼓无槽外，余部有音槽6条，槽内有锉磨痕，较浅，长约25厘米。钟73632有音槽8条，情况同钟73640，槽较深，长约25厘米。钟73633有音槽9条：两正鼓、背面右鼓各1条，正面两侧鼓、背面左鼓各2条并列；两铣内无明显槽痕。钟73634唯正面左鼓有音槽1条，腔内平整。钟73635～73637音槽情况同钟73640，两铣角内有明显的锉磨痕，槽长约15厘米。钟73638仅有音槽5条，位于两正鼓、两铣角及正面右鼓内，槽长约8～14厘米不等。钟73639正面两侧鼓内无槽，余部有音槽6条。
关于III式钟的调音手法，具有如下规则：1.多数钟内腔的纵向凹槽，集中于两铣角、两正鼓、四侧鼓这8个部位。这些凹槽起自于口内沿，向舞底延伸，至近舞底处渐浅平消失。凹槽横断面呈半圆形，于口较宽深，向内渐窄浅。位于两铣角、两正鼓的4条凹槽主要出于乐钟产生双基频的需要。振动时的节线的位置与编钟的锉槽完全重合。2.相比之下，两铣的节线对编钟正、侧鼓音都有影响，所以，一般铣角内的槽更宽深、磨砺痕更明显些。调音时首先锉磨的应该时两铣，其次是两正鼓，再次是四侧鼓。偶有例外，是因为钟坯本身已有较好的双音性能，故无需多作加工了。3.侧鼓部锉磨槽多少、大小、长短的差异最大，并往往被省略。它的作用很可能在于调准乐钟的音高。当然，这只能是微调，乐钟的基本音高已在铸前设计其体量和形制时决定了。钟体铸成后，其实际音高往往与原先的设计音高存在一定的误差，钟匠技术的好坏，决定了误差的大小，也就影响到微调时锉磨量的多少，即影响到凹槽的数量和锉磨的程度。部分钟凹槽不足8条，被减省者多为侧鼓内的凹槽。个别钟也有在同一部位2条凹槽并列的情况。当然，其每一条锉槽所隐含的声学原理，还可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研究；但它较之I、II式钟体现了一种调音工艺上的进步，则已是明白无误的了。这种进步，正与编钟的形制结构从I、II式钟到III式钟的演进相吻合，可为上文关于晋侯稣钟的年代推断之旁证。曾侯乙编钟所反映出来的调音锉磨的基本规律是：“两铣角内不似腔外有棱，成为光滑的凹槽；正鼓音也有凹槽，但比铣角处的槽浅；侧鼓部约从枚篆底缘鼓起，由上而下逐渐宽厚，直至钟口的圆凸带(音脊)，已不见坯状时的凸面，被磨成与钟腔适合的反凹状。9)”曾侯乙编钟是中国青铜乐钟发展的顶峰，所体现出来的已完全规范化了的调音工艺，已可从晋侯稣III式编钟上找到其滥觞。
顺便提及，《周礼·考工记》在论述乐钟结构时，有“于上之靡谓之隧”的说法。何谓“靡”，何谓“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人冯水在其《钟靡钟隧考》中，误将钟腔内铸范芯撑遗孔认作隧，侧鼓部内的音梁(或音塬)凸起认作靡；今人李京华、华觉明则认为“靡即隧”，即为铣内和正鼓内的几条凹槽10)。冯光生主张将钟腔内的四条凸带(笔者注：即音梁)释为“靡”，“隧”则是“靡”上的凹槽9)。诸家的聚讼在于求之过深。其实，《考工记》凫氏章句通畅明白，说的就是“于上之靡谓之隧”，关键在于对“靡”的解释。同是《考工记》的磬氏章句云：“磬氏为磬……已上则摩其旁，已下则摩其端”，意为音偏高则修磨磬面，音偏低则修磨磬端。说的是磬的调音问题。“摩”即是“磨”。窃以为“靡”也即指“锉磨”：于上的锉磨(处)叫做“隧”。隧，指的正是西周乐钟于口内因调音锉磨而形成的凹槽。从这一点上来看，《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的确是西周时期的制度。西周乐钟内腔无音梁，锉磨形成的凹槽－－隧－－一目了然，隧的名实完全一致。春秋以往，青铜乐钟出现了音梁设施，人们对西周的磨隧调音方法逐渐模糊起来。尤其进入战国以后，音梁由原先的长条形向板块状凸起发展，隧的形状已往往名不符其实，“隧”的概念也就不再那么清楚了。应该说，李、华二人“靡即隧”的说法并不错；站在春秋以后有音梁的乐钟的立场上看，冯光生把音梁上因调音锉磨形成的凹槽叫做“隧”，也是正确的。此“隧”与那“隧”，其形未必一致，本质却并无区别。只是他们都未对东、西周间乐钟音梁结构从无到有的演变加以充分的注意。
四
16钟中，除了73629一钟已哑之外，其余15钟均能很好发音。尤其以后12钟(III式)音质较佳。12钟正面右鼓部均铸有一凤鸟纹，为侧鼓音的敲击点标志；击鸟纹处，可得较清楚的正鼓音上方的小三度音，较击其周围其它部位时的音质更纯，不易被正鼓音所干扰。可见铸造此12钟的工匠已基本掌握了编钟正、侧鼓音的设计和铸造方法。I、II式钟音质较差，正、侧鼓音的均衡性也不如III式钟。与其形制特征、调音手法相一致，此二式钟的音乐、音响性能也尚处于过渡时期。14钟的形制特征、调音手法、音乐音响性能均反映出此套编钟的形成，经历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此可为前面有关编钟年代推论的又一旁证。
本研究所视听实验室对晋侯稣编钟作了测音研究，并于此发布正式测音报告 ( 参见表2)。根据测音结果可以看出，钟73631与73632的尺寸及音高均近，应为重复钟。同样的情况又可见73633和73634、73635和73636、73637和73638，若加上现存山西的2钟分析，还可看到73639和I11M8:33、73640和I11M8:32较为接近的现象。由之可以判断，这套编钟可以分为音列相同的2组，每组8枚。马承源先生根据铭文文意将编钟分为如下2组，完全符合此套编钟的音列关系。这说明，当年钟匠在刻铭时，没有打乱编钟原有的编列。这也是晋侯稣编钟的一大可贵之处。
为了叙述和理解的方便，今将研究结果制成《晋侯稣钟音列比较》一表(表3)，说明如下：1. 《测音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为物理学的表述方式，需作音乐学的换算，换算的结果即表中“测音数据”一栏。2.测音数据为借助物理仪器所得到的定量分析的依据；而音乐是一门艺术，本身具有极强的主观性。故再列“耳测阶名定性”一栏，以为定性分析的依据。3.测音数据以国际标准音a1=440赫兹为标准，采用十二平均律，半音为100音分，八度为1200音分。显然，这并非就是当时铸钟乐人所采用的音律标准。西周乐钟的音律标准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现用统计学的方法，取得原始测音数据中全部补正音分数的平均数，约为-40音分。然后结合耳测结果，设定以C-40音分为宫音标准，并以此换算全部测音数据，得到第三栏“换算后的结果”。现在，可就“换算后的结果”进行分析。
从换算后的结果可以较为清楚的看出，编钟的音准情况是比较差的。究其原因有五：一是古代的钟师调音，是“以耳齐其声”，即完全凭人的听觉进行的。钟师听觉的好坏，、音准的习惯，以及调钟的经验丰富与否，直接决定了调音的质量。显然，晋侯稣编钟的铸造工匠的水平还不是很高。二是人耳对音高的感受，并不与物理学上的音频变化完全吻合。例如，假定一位调琴师把一架钢琴上所有八度音凭仪器调成精确的频率倍半关系，音乐家的听觉是决不会接受的。他会希望高音再高一些。此例可以解释这套编钟何以会高音偏高、低音偏低的现象，因为这符合人耳听觉的习惯，也是先秦编钟的一种常见现象。三是年代久远，钟体难免会有不同程度受损而导致音频的改变。不过，这一点在晋侯稣编钟上并不严重。第四，上文已证，这套编钟并非同时设计，一次铸就，而是数百年间拼合发展而成。后钟的设计铸造要完全符合前钟的音律，即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也是十分困难的事。可见，该钟的音准较差，是在情理之中的。第五，上文对编钟的调音工艺的论述已经说明，当时的编钟铸造技术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调音技术尚未成熟。与后世曾侯乙编钟的工匠相比，在水平上还有较大距离。考虑到这些因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表3中要把那些偏高或偏低了将近半音的音级，如钟73630、73638、73640的宫音，还要把它们定为宫音的道理。相反，如果真把它们简单地判定为变宫或变商音，恐怕这样的音列在西周编钟中很难解释得通了。
中国青铜乐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演奏旋律的要求和实践。在目前出土的多套殷商编铙上，正、侧鼓音已可构成完整的五声或五声以上的音阶。如妇好墓出土的亚弓铙11)、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312号墓出土的亚凡棚编铙等均是例证12)。但是作为旋律乐器来说，青铜乐钟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先不说其造价昂贵，技术复杂，享用等级森严等方面的因素，单从乐钟自身的音响性能方面考察，也并非最好的旋律乐器。这主要是其发音绵长，若数钟连续击奏，易造成不同音频相互干扰，出现“混响”的现象。尤其乐曲的音符进行速度较快时，不协和的乐声就简直不忍测听。所以，青铜乐钟的重要功能，在于利用其宏大、悠长的声响，造成一种庄严、崇高甚至肃穆、可怖的气氛。这当然是商周统治者所需要的。在实际音乐演奏场合，早期编钟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演奏旋律中的骨干音，起到加强节奏，烘托气氛的作用。这就是《国语·周语》中所说的：“钟不过以动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演奏旋律的主体乐器，是琴瑟笙管类丝竹乐器。周承商制，但正如文献所载，周钟不用商音。这一方面反映了周人对商的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周人对其乐钟仍无追求旋律的强烈意识。五声缺商，其音乐表现力无疑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周初人们对青铜乐钟的旋律性能的追求，比商人还要淡漠。表3清楚的说明，西周早期的晋侯稣编钟尽管已发展到16件成套、8件成组的庞大规模，其仍是克守不用商音这一准则的最好典范。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晋侯稣对周王室的恭谨态度，与编钟铭文中记载的晋侯稣为周王出征夙夷、冲锋陷阵的忠心相吻合。即便是西周中晚期的柞钟，规模同为8件为一套，音域扩展至三个半八度，其于五声中仍只用宫、角、徵、羽四声13)。直至西周末期的山西闻喜上郭村210号墓的编钟才打破了不用商音的的情形，其增设了正、侧鼓音分别为商－变徵的第4、第7二钟，全套钟在两个八度上构成了规范的、带变徵音的六声音阶，商声得到了肯定和巩固。最后还应该指出，晋侯稣编钟的音域自小字组的a至小字四组的c4，从低到高跨越三个八度又一个小三度，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参见《表4. 晋侯稣编钟的四声音列》)。暂不说这套编钟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上的重大意义；即便从中国乐律学史上来说，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注释：
1)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一期。
2)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的新希望》，《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29日。
3) 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
4)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5) 另有一种形体巨大、多见于南方的大铙，与先秦甬钟在发展上也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目前在其断代
问题上，学术界尚要较大分歧，本文暂不展开。
6) 卢连成等：《宝鸡 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7)韧松等：《记陕西蓝田县新出土的应侯钟》，《文物》1975年第10期；韧松：《“记陕西蓝田县新
出土的应侯钟”一文补正》，《文物》1977年第8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9) 冯光生：《曾侯乙编钟若干问题浅论》，“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活动”论文，
1988年，武汉。
10) 李京华、华觉明：《编钟的钟靡钟隧新考》，《科技史文集》第13辑40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版。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2) 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13) 陕西省博物馆等：《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
出土商周青铜器(二)》，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