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前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在发表主题演讲时提到了三个问题，一是自贸区和过去30年的特区经验和保税区经验的本质区别。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为打造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一个积极的模板，这个改革的过程政府权力要做很大让步，如果各地政府都能壮士解腕搞改革，中国的改革前景是非常好的。二是自贸区对企业来说是炼钢炉，负面清单当然很好，减少了很多过去不必要的管制，降低了运营的成本，但同时政府的庇护也会消失，由于政府庇护而缺位的东西都要重新建起来，企业届时可能要面对一个门槛更高的国际标准。三是风险，过去十年中国没有抓住美元的金融周期和全球化的红利来解决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从现在到2015年，可能是国际金融动荡非常严重的时期，虽然现在我们有个现在已经被各种套利冲击得千疮百孔的防火墙，但是至少还有个墙能够把它隔开，当务之急不是抓紧时间把这个墙拆掉，而是整顿我们非常混乱的财政，为国际化，为资本项目开放准备条件，而不是为国际化而国际化，为开放而开放。
以下是文字实录：
刘煜辉：关于自贸区，我研究不够，我因为在飞机上利用差不多两个小时时间，写了两页纸，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关于自贸区，我觉得现在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是困惑我很久的问题。第一个，这个自贸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这里恐怕有很大分歧，政府提到会议，包括上海在内的其他地方办自贸区的热情，认知上是有偏差的。这种偏差直接的一个反映，我选了一个视角，就是房价。大家知道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北京的房子落上海的房子大概30%，之前是差不多的，真正甩下来是这一年半的时间，涨得很厉害，而且动力很强。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权力经济，就是权力的价格在上涨，为什么这么讲呢？当权力经济运行到它的末期的时候，整个经济的活力一点一点窒息掉以后资本只有把权力最集中的地方，权力中心圈的地方去寻求权力的庇护去获得回报。人力资本也一样，毕业生到北京去扎根，从他未来的规划来讲，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机会，反映了权力经济的末端以后，经济活力慢慢的被窒息掉。有时候参加投资者的论坛，我说你们要做一个中国权力的定价模型，看看北京和上海房价的价差，这个价差恐怕就是给中国权力的人的定价，至少增量的一个定价。
回到上海自贸区这个事儿，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几乎所有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土地的价格上涨，楼价上涨，资本市场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的，资本市场的逻辑往往是赤裸裸的。当然楼价上升、地价上涨，地方政府肯定是最兴奋的，因为它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来讲，特别是未来要进入自贸区的企业来讲，对于未来自贸区要成为中国服务业的成长的孵化器的功能来讲，我觉得恐怕不是个好事。还没进去之前，成本已经提前上去了，所以从这个事可以看到大家的潜意识当中恐怕还是原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老模式，一想到自贸区，首先第一印象它是个特区，它是个保税区，中间引入了很多政策的红利，尽管可能中央，我这次来的时候，政治局会议最后的文件表述，我仔细读了一遍，我深切的感受恐怕中央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想法，一定是要和过去30年的特区的经验和保税区的经验有本质的区隔。我们过去的做法就是画圈，原来小平同志在南中国海那个地方画了一个圈，出来了一批经济区，在上海浦东再画了一个圈，画圈了以后把相应的特权注入到这个圈内，然后在圈内和圈外形成一个高额的经济注入，有一个政策的红利，资本就开始流入，资本流入那个圈内，经济肯定繁荣，但是那种繁荣本身背后是一个权力配置推动的结果，未必背后是真正的体制和机制很深层次的改革的触动，但是我们不排除在这个过程中，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在成长，市场也在成长。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东西的本质，所以这个事情之所以大家还停留在以前的惯性，从资本市场的表现应该是非常明显的，资本市场的逻辑是赤裸裸的。大家怎么选自贸区最好的股票，就是看哪个公司土地储备丰厚，现在的资产储备比较大的，哪个公司的股票肯定好，所以目标可以放在金桥、外高桥，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看到经济学家为这个自贸区还在编写故事，实际上市场已经赤裸裸地告诉他们理解的自贸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我想强调的，中央对自贸区的定调我个人感觉肯定不是这么个逻辑，既然已经把它提到这个高度，就已经提高到一个改革试验区的层次。也就是说上海的自贸区未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探路的旗帜，特别是对深水区域的机制和改革的试验区去探路的，为打造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一个积极的模板，不限于这28平方公里，可以覆盖到上海全境，关键是试验的结果是要可复制，这个产生的红利不光是上海一家受益，关键是要积累宝贵的经验复制到全国。所以现在我的体会是上面和下面的理解恐怕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模糊的，没有对接，现在还是个模糊的阶段，我不知道现在上海报上去最后的方案细则是什么。下面问上面出一个顶层设计，上面对下面的要求下面先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从下面这个角度，底层的理解更多还是一个惯性思维，认为是一个政策红利，但是上面已经想得很清楚，我是给你改革的权利，路要你们自己去闯，给全国做一个表率，所以总理不断地问杨市长，你们到底是要改革还是要政策，这个话背后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你要说到改革的话，刚才讲改革是一个触动灵魂的事情，这个总理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改革的路径肯定是痛苦的，这个过程恐怕要政府权力很大的让步，政府要割肉，要壮士断腕，甚至不排除要挥刀自宫，我觉得这个理解跟底下是不太一致的。如果全国各地的政府都有今日办自贸区的热情，奋不顾身的热情，壮士解腕搞改革，我想中国的改革前景是非常好，不会像现在非常迷茫，前景是非常光明的。如果真正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大家都争前恐后，奋不顾身去看的话，这个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想法，大部分的企业还是想成一个天堂。我的理解，如果从经济学公认的角度来讲，自贸区一定要有价值发现的功能，就是它未来的市场化改革要形成价值发现的功能，这个角度来讲，自贸区恐怕不是我们现在企业所想象的是一个天堂，很有可能是一个炼狱，准确地讲，可能是一个炼钢炉，企业到这个中间要经过机制的筛选，经过价值的发现，进到自贸区以后，企业要换一套经营方式，换一套模式，千锤百炼，才能打造出一批总理所期待的升级版的世界的企业，过去成功的企业，在这个机制中间要被淘汰，如果有这样的功能的话，自贸区就办成功了。过去很多人讲在中国办企业很难，因为管制很多，我觉得这个话对了一半，确实在中国企业面临的管制确实很多，但是我们看到成功的企业背后也来自于很多政府全力的照顾。中国经济的特征，支配人的权力特别大，基本上推动经济成长的大多少要素都掌握在地方政府，土地、矿权、税收、准入，包括环保的标准，哪一项稍微改动一下，地方政府稍微给一点红利给你，你这个项目在国外可能不赚钱，在中国就变成赚钱的，资本就投下去了。而且在中国这个体制中间，关键是缺乏一套为投资效果负责的机制，干什么事书记、市长一拍板决定了，钱就下去了，没有一个所谓的听证，没有预算的，中国的预算管理几千年没有建立起来。在中国成功企业的背后都可以看到胡雪岩这种关系性企业的影子。
回到自贸区，我们都在讲负面清单，单单从企业的角度来讲，认为是获得了一种解放，但是可能伴随着另外一种枷锁，因为负面清单的另一面，负面清单当然很好，减少了很多过去不必要的管制，降低了运营的成本，但是它的另一面就是政府的庇护也会消失，由于政府庇护而缺位的那些东西都可能要重新建起来，恢复起来，包括环保、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包括国有企业限制的条款，企业届时可能要面对一个门槛更高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准则，要参与国际规则，企业在自贸区当中参与国际规则的竞争，不可能去改变它，不可能去推翻它，代表着过去成熟经济成功的模式，代表着已经成气候的高附加值这一块的资本的利益。在这个阶段，你只能改变自己，激发自我创新的企业家精神，而不是靠政府权力的庇护，这是中国企业要在自贸区取得成功的唯一一条路，如果通过自贸区能够创造出一个开放、鼓励竞争、创新驱动的市场环境，练就一批国际级企业的话，自贸区就达到了应有的目的。
第三个，就是风险。我们的看法，认为自贸区强调的不是贸易资源，我觉得它的本质一定要回归到精神上，自贸区要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一个手术台，要深入去解剖这个体制的弊端，找到正确的出路，要起这么个作用，不是现在大家想象的，这个地方把汇率浮动起来，利率浮动起来，资本项目开放，当然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说法，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圈，把这些东西启动起来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层面的改革推不动，因为改不动，所以把门打开一点，更广一点，起到一个倒逼的作用，这种方式我更觉得是值得商榷的，而且从过去中国二三十年改革的路径，改革的经验来看，这种模式也不是不可能，2003年强制性的改造我们商业银行的微观治理结构，起到一个宏观上达到一个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模式，实际上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过去很多方面都走过这样的路，特别是另外一个方向，确实我们现在恐怕有些时机已经错过了，就是任何的开放，包括次序的选择，一定是依存于特定的宏观条件的，过去十年我们没有抓住美元的金融周期和全球化的红利来解决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反而把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搞得一团糟，把自己逼到一个墙角，现在这个周期开始逆转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但是这个方向是一定的，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从现在到2015年，可能是国际金融动荡非常严重的时期，各种预期在碰撞，肯定要退的，美国经济从底子来讲是不错的，前一段周浩教授，他是从美联储统计研究部回来的，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美国的主流认为美国的经济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宏观上不是那么强，只是经济的现金流质量非常高，这是退出的一个基础性支撑，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方向，可能财政和金融口很多的人，跟他们聊，相当一部分人是谨慎的观点，我也知道3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边一套班子到北京开始串，后来下来了，当时去财政和金融口的时候谈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为什么谨慎？我想就是刚才我前面讲的，特别是做财政金融工作的人，是有故事的，所以走路的时候一定抬眼看看，关注全球金融周期的变化，不要讲什么战略机遇期，这个政府文件中这个话说得很多，战略机遇期，中国从1840年开始中国一直处于战略机遇期，其实很多机会，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比较认同我们社科院的一个教授的观点，虽然现在我们有个防火墙，这个防火墙现在已经被各种套利冲击得千疮百孔，但是至少还有个墙在那个地方，能够把它隔开，在有形的范围内给隔开，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抓紧时间把这个墙拆掉，现在当务之急一定是要抓紧时间整顿我们非常混乱的财政，这个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就是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为国际化，为资本项目开放准备条件，而不是为国际化而国际化，为开放而开放，我觉得这个思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天下没有省心的事情，改革就是痛苦的，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自贸区能够办成中国改革的手术台，能够为体制闯关做贡献，这可能是中国领导的殷切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热烈期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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