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这些诗在先秦时代，只称为“诗”或“诗三百”，西汉时立于学宫，被奉为经典，从此尊称为《诗经》。
爱情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诗经》也不例外，其中有大量反映爱情和婚姻的诗篇，即所谓的婚恋诗。《诗经》中的婚恋诗内容十分丰富，例如《周南·关雎》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王风·采葛》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念，“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相互尊重、体贴的感情，并相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但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是这样恩爱，也不是所有的女子都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爱情的产生和妇女在家庭中被奴役的地位一同出现的。所以过去的爱情史，其实也是妇女的一部血泪史。爱情问题总是和妇女问题，和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状态纠缠在一起。”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福对女子来说，常常是水月镜花。
《诗经》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为数不少，《卫风·氓》便是弃妇诗的代表作。朱熹《诗集传》说：“此为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以道学的口吻称女主人公为“淫妇”，有失妥当，其实这是一位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无端抛弃的自伤之诗，即“为弃妇而作也”。
《氓》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婚恋诗，讲述了女主人公从恋爱、结婚到受虐待，直至被抛弃的全过程。诗人通过这首诗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温婉贤德、单纯痴情，又富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英国评论家弗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两个美学概念。扁形人物是用单线条平涂的方法勾勒出的线性人物，仅占平面的三维空间；圆形人物主体的三维空间，像个水晶球，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而《氓》中的女主人公虽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她的性格复杂，形象饱满，展现着人性的光辉。若按以上标准，则可以归为“圆形人物”。
《氓》 中的女主人公一定有着姣好的面容，沉静的气质，否则集市上车水马龙，氓怎么会一见钟情呢？貌似忠厚老实的氓以“贸丝”为由前来搭讪，实则“来即我谋”。女主人公是单纯的，落花有意流水有情，便私自确立了恋爱关系，把礼教抛在一边，不在乎是否有“良媒”，便“秋以为期”
通过《氓》第一个章节，一个单纯的、温婉的女子跃然纸上。她胸无城府，轻信了氓的花言巧语，还劝慰生气的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私自定下婚期。此时的女主人公就像一株白玉兰，静静地伫立，期待幸福伴随她到永久。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与月”。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沉浸在爱情中的女子，往往难以自拔。《氓》中的女主人公天天等待氓驾着婚车来迎娶她。“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那种见与不见截然不同的情感状态，将女主人公对氓的痴情刻画地入木三分。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不见则忧，既见则喜，无情之所不容已者，女殆痴情与情耳”，一个“痴”字道出了女主人公内心呼声，也为其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女主人公就像盛开的红罂粟，开得浓烈，如火如荼。她如飞蛾扑火般爱恋着氓，为他抛却名声，蔑视礼法，勇敢无畏地追随。“以尔车来”，就是这样简单的仪式，女主人公便嫁给了氓，她以自身的行动保护着自己的爱情，她以为从此以后她就是幸福的小妇人，殊不知，当她紧张而又坚定地道出“秋以为期”时，在气量上便输了。
舒婷在《致橡树》中写到：“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分担着寒潮、风雪、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而又终身相伴”。这“红硕的花朵”木棉形象象征着具有新的审美气质的女性性格。而《氓》中的女主人公就像一株木棉，她追随着爱情，却又不作爱情的附属品，并且充溢着丰盈、刚健的生命气息。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可想而知，女主人公的生活是艰难拮据的，但她毫无怨言，也不是只是等待氓来改变自己的境遇。“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夕”，她辛勤地为这个家操劳着，没有朝旦之暇。女主人公勇敢地面对现实，承担起建设美好家园的重任。可以想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中，她是怎样按捺心中的孤寂、失落与痛苦！
有人说女主人公是生活在爱情中的，爱情给予了她无穷无尽的力量，是她生命中重要的精神支柱。爱一人意味着要为他的幸福而高兴，为使他幸福而去做需要做的一切，并从这当中得到快乐。恋家缘于恋人，恋人才会有含辛如饴的持恒之举。《氓》中的女主人公的确如此。可她这种行动不仅体现了她的钟情、勤劳，更重要的是那种坚强、独立、不妥协现状的人格精神。此时的女主人公就像一株木棉，超越了“青藤缠树”“夫贵妻荣”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闪现着自强独立的人格光辉。
然而，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付出，并未得到氓的认同与感激。“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静言思之”具有理性自省意识的女性。她一方面陈述了情变的事实，另一方面不忘检讨自己。也许这时女主人公对氓还报有一丝希望，还幻想着氓还记得当初的誓言，能够与她恩爱如初，可最终也挽回不了见弃的悲剧命运，“感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很多结婚的人如是说。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抱怨：天下男人一般黑，个个都喜新厌旧。她们的声讨使得现在的单身人士队伍渐渐庞大：他们害怕走进围城，走进去的又匆忙逃离。众所周知，任何情感变故中，受伤害最大的是女性，而男子则成为众矢之的，女人们大都指责男人的负心，始乱终弃，而很少思考自身的原因。而与现代女人遭遇类似的《氓》中的女主人公，她的悲剧是怎样造成的呢？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自从女主人公嫁过去，一直是她充当建设家园的角色，对于氓的贡献只字未提。或许他出门在外，也或许他拿着女主人公转来的血汗钱在外面花天酒地、肆意挥霍。
氓，可以说是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他用花言巧语骗取女主人公的倾心相爱，以身相许，娶回家中却像婢女一样使唤。对于女主人公的辛勤劳作，他没有半点感激，却“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动不动就施以暴虐，给女主人带来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与创伤。而这一切是氓虚伪本质的暴露，也是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
虽然西周时期有男女相会于山野、水滨的习俗，但时间仅限于早春三月，且有取悦神灵以获子嗣的意思。至于婚娶则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可见在西周时期，不经媒人、父母允许的自由恋爱是违背社会道德准则的“非理行为” 。《氓》中的女主人公与氓自由恋爱，没有父母允许下私定婚期，是冲破封建习俗的壮举，但也导致了自己的悲剧命运。
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女主人公太过于鲁莽了，她没有把氓带回家让父母过目一下，殊不知，父母的眼睛是雪亮的，是真是假，难逃父母的一双“火眼金睛”。在爱情的驱使下，她没有认真考虑这个男人是否真的诚实可靠，是否值得托付终身，便毅然嫁给了他。
没有媒人的牵线，没有父母之命，“聘则为妻奔则妾”，这样的婚姻是注定没有任何保障的。所以后来，当女主人在夫家受了委屈过不下去时，“兄弟不知，咥其笑矣”，连家中的父兄也在冷嘲热讽，而不是去关心她，为她挺身而出，出一口恶气。
“夙兴夜寐，靡有朝兮”，在爱情的驱使下，她为这个家可谓是鞠躬尽瘁，只是她忽略了最重要的问题：忘了自己。这种没有自我的付出，必然会使自己因操劳过度而没有时间去修饰自己，她的青春流逝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苍老了容颜，就像一朵花努力开放，却忘记汲取营养。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的意象起兴，有“一念之差，所托非人，以致不忠”，也有劝谏他人莫被情误的激愤，更有看清氓之虚伪本质的彻悟。
只有自己爱自己，别人才能更尊重你，爱你。如果《氓》中的女主人能够认清这个问题，或许她的命运不会是个悲剧。
身为女人，总不能摆脱传宗接代的历史宿命。正所谓“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纲”。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所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也深深地根植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中。宗教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所谓“宗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基于这种思想的影响，结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两性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对家族子嗣的生殖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氓》整首诗中，诗人一直对子嗣避而不谈，可以想见，女主人公并未与氓生下一儿半女。虽然这不完全是女人的过错，可是在西周那个时代，却是一个女人的耻辱。没有子嗣以流传家族的血脉，则是造成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
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步入父系氏族时代，女性逐渐退到幕后，男性则占据着历史舞台。随着男权意识的强化，女性的地位渐渐削弱，并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女人被束缚在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之中，没有权利和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人生，她们得不到爱与尊重，自己又缺乏主动争取的意识，因而成为夫权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
《氓》中的女主人公则是一个例外，她不像其他女性那样逆来顺受，由别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有着清醒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精神活动，爱情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源于人的生命本能。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是人类渴望生命本性完整的体现。
在那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宰婚姻大事的时代，《氓》中的女主人公的爱情意识并未完全泯灭。当她和氓一见倾心之后，内心的爱情意识被唤醒了，燃烧成炽烈的爱情之火。她盼望着氓驾着婚车来迎娶她，盼望着成为氓的妻子，既见则喜，不见则忧。当氓的婚车到来时，她毫不迟疑，便“以尔贿迁”。她的这种对爱情大胆、热烈的追求，不仅体现着她对爱情的执著和渴望，更体现了她爱情意识的觉醒。
在西周时期，由于女性经济上未能独立，丈夫总是她们生身立命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女性往往成为男性的附庸，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氓》中的女主人公则有着较为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她嫁给氓，是以两情相悦为基础的，她要的是爱情，并非是一个靠山。
从诗中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是家庭生活的支撑者，她没日没夜地劳作，不仅表现了她勤劳的美德，更重要的是她把自己摆在一个独立的人的位置，不依赖氓去改变艰苦的生活。这种坚强、独立的精神，闪现着耀眼的人性光辉，也表现出女主人公具有清醒的独立人格意识。
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中国古代女性的反抗意识往往受到压制。面对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和人身压迫，她们不是去抗争，而是逆来顺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像《氓》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敢于蔑视封建理法，敢于反抗夫权，则极为罕见。
女主人公是重感情的，但她并不是感情的附属品。她在历尽辛酸之后，终于明白自己悲苦遭遇的原因了。“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男人的要求永远没有边际，他们会朝三暮四，与其在他们身上耗着岁月，不如依靠自己活出一片天地。此时的女主人公完全觉醒了，她不像《谷风》中的女主人公在丈夫的新欢面前强颜欢笑；也不会抓住对方的衣袖，为自己辩白，苦苦哀求。在诗的结尾处，女主人公发出了最后的呼喊“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坚定、决绝、掷地有声。
如果说女主人公和氓的自由恋爱是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壮举，那么当她发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的呼喊时，则是她反抗精神的最高峰，此时的女主人公不再是单纯的弃妇形象了她一反从前的隐忍、温顺，变得刚强起来，俨然是一位反抗者。
女主人公最后发出来的呼喊，使她的形象立刻变得鲜明、生动、饱满。她终于像一株真正的木棉一样，勇敢地以一个女人的姿态站了起来。正是因为她这种刚强的人格精神和鲜明的女性意识，让这一形象永垂不朽。
女人的婚姻悲剧不仅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所描述，在现当代文学中也屡见不鲜，例如亦舒在《我的前半生》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女主人公子君，她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了丈夫、孩子身上，却没有为自己想过。当她和涓生的感情出现危机时，在女儿的点拨下，她才恍然大悟：她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别人，而忽视了自我。
清醒后的子君勇敢地走出了涓生的世界，努力地修炼自己，终于遇见属于自己的爱情。在那段爱情里，她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付出者，而是变得理性，懂得如何去爱自己。
“泉涸，鱼双与予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放手的意义，在于一个人在历经感情创伤之后，仍然追求自我以及更值得期待的未来。既然爱情已如东逝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
《氓》中的女主人公和子君一样，在尽辛酸之后毅然和氓决裂，去追寻自己的美好生活。于此，《氓》中主人公的遭遇就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启示着现代女性，只有自强，才可摆脱被抛弃的宿命。在当今这个社会上，逐渐独立起来的女性更要时刻保持着一份清醒和理性，才能更好地保护爱情、婚姻，保护自己。
婚姻并不是爱情的坟墓，除非你先让婚姻淹没了自己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