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遇到问题而自省的做法似乎已经陌生和遥远。然而在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即使是身为皇帝，勤于反观内视、注重自己修为的例子却是不胜枚举的。
《资治通鉴》在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一段历史时写道：“皇上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厉的刑法来制止。皇上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天下太平，没有人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拾了据为己有，大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唐太宗在贞观六年，将死刑犯约四百人放回家去，约定一年后要求他们回来接受死刑执行（秋决）。结果到了约定日期之前，全部的死刑犯，一个也没少，提前回来就死。最后唐太宗以这些死囚讲信义，就赦其死罪。
贞观年间社会秩序很好：贞观四年，全国死刑犯二十九个；贞观二十二年，全国死刑犯仅两人。
而今的教科书上总是强调唐太宗说的：“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让人以为古代君王是怕百姓扰事、危及自身才采取措施来安民的。从史实记载来看，其实不然。
从远古的黄帝、尧舜、周文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盛世，真正开明的君王都是敬天知命，视天下黎民百姓的生计为己任，因此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一方面在勤俭、敬业中，加强自己的修为；一方面推己及人，既重视百姓的道德礼仪教化，又促进生产与物资沟通，让百姓富足、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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