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中文版书影
黄典林：好，刚才冷子依同学为我们做了关于《叫魂》一书的读书报告。之前她非常主动地给我发了她已经成文的读书笔记，我看了一下，觉得她写得很认真，我就想请她来做一个读书报告。简单说一下这本书。这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你现在看的这个版本是应该是2012年版的，是新版。早年有一个老版，十几年前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书当然影响非常大，在中国学界影响非常大，是一个清史的研究。这本书的作者孔飞力，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刚刚去世。应该说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里面，特别是清史的研究领域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他的其他几本著作也都翻译过来了，包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及《他者中的华人》等等。但这些书中应该说《叫魂》的影响力可能是最大的。如果大家自己去看这本书，会发现故事性还是非常强的，里面讲了很多作者基于史料所重构的故事。如果大家多去读几本美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研究，在新史学强调叙事性的写作风格指引下，美国的很多历史学家的叙述都有很强的故事性，注重史学叙述的文学性、可读性、趣味性。比如，你去看史景迁的著作，有类似的叙事特征。
这个新版的《叫魂》后面有一个《后记》，因为这本书再版之后作为一个纪念，又加入了一个译者对这本书的一个看法，包括对孔飞力个人的历史研究和学术成就的评价，讲得非常丰富。比如说，译者在这篇《后记》里面把黄仁宇和孔飞力做了一个比较，说作为一个华人出身的黄仁宇，和作为一个纯正的、美国人的孔飞力，同样是研究中国历史，一个研究明朝，一个研究清朝，他们俩的出发点是不同的。黄仁宇毕竟是一个华人，他是军人出身，人到中年去了美国，才投身学术。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他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情节，考虑历史问题时还要考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问题意识，对中国本身的历史的发展走向有一个发自国族身份认同的关怀。但孔飞力就没有这个历史或文化身份的包袱，他不需要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完全可以跳出来看问题。译者在《后记》里面也提到一个当时的学术背景，就是说孔飞力在写这本书之前，已经很久没有出版过著作。这本书跟他的上一本书隔着20年，20年他一直在研究很多课题。按照《后记》的说法，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在20年前他就提出来，研究中国历史还是要从中国历史的内部去寻找它的原因，比如说它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它的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其实他主张从一个内生的角度去看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西方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当中，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范式，就是叫冲击-回应范式，就是强调中国历史近代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外部的冲击造成的。孔飞力可能对这个看法不太赞同。他基本的看法就是要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的衰落，其实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从中国社会内部去看，从中华文明内部去看，包括它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方式，其实更多的可能是源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要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同样也在于它自身，这是《后记》里提到的。当然其他的很多书评文章也提到了，孔飞力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大家可以参考。
这本书反映了西方史学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特别喜欢从小处着手，通过一个具体的微观个案，或事件，或年代，或人物，通过这样一个比较细微的视角，去透析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或社会心理的全局性状况。《叫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整个这本书里讲的个案，根据刚才冷子依的报告，大家也了解到其实就讲了一个叫魂事件，一个妖术大的大恐慌的事件。这样一个完全出于偶然原因而出现的现象，却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运动，一场清剿异端“宗教势力”的威胁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总的来讲涉及到三种势力：一个就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帝制政权，最高的统治机制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作为整个帝国日常行政事务运行主体的官僚集团，因为国家不可能只是靠皇帝，而离不开整个的文官系统，我们知道中国在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发明就是文官制度，就是通过科举选出一帮职业官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国家的日常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管理，就是国家日常事务的管理者。但官僚集团的运作逻辑跟皇权的逻辑，既有合作也有斗争或冲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帝制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整个帝制的一个基本逻辑。在这个情况下，官僚集团当然会产生一种自利倾向，因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专制集权制度下，官僚往往会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形成一个利益集团。第三个就是普通民众。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普通民众应该说是非常弱势的。但在妖术大恐慌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众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变成了相互检举揭发、迫害，相互告发的这么一种非常癫狂的状态。
以上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妖术大恐慌当中的晚清浮世绘的主要行动者，书中详细描述了三者的不同角色和互动关系，是如何导致了这场席卷整个帝国的政治歇斯底里。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刚才冷子依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讲《大清律例》里面提到的一些细节，非常有意思。包括统治者对满清官僚集团汉化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必须得汉化，因为他不汉化，他就永远是一个得不到合法性的政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帝国时代的正统是汉文化，包括儒家，包括整个皇帝制度都是汉人发明的，是汉文化的产物。所以满清统治者必须进行汉化，必须以汉文化的代表自居，才能获得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汉化又模糊了它原有的满清统治精英集团的特殊身份认同，导致了统治集团的身份焦虑，同时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汉族民众产生一种疑问，这个书里也提到了，就是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需要满族统治集团来来代表汉族文化和汉文明？这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过程。书里很多这样的分析。
这本书对学传播学的同学来讲，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同学们可能会疑问：新闻媒体或传播研究与乾隆时代的妖术大恐慌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作者所讲的案例是晚清的，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没有过时。译者在《后记》里面提到，他们当时去一个城市开会，然后去书店去买这本书，问书店的小姑娘说，这本书有没有？小姑娘说剩下最后一本，不舍得卖给他。然后作者说他就是这本书的译者，就想拿到这本书，然后这个小姑娘非常不高兴地把这本书给他了，当时电视里恰巧正播放的新闻所呈现的恰恰是1990年代末的一场现代版“妖术”大恐慌事件。小姑娘把这本书递过来的时候，就对着电视说，这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这种政治语境下的政治传播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传播的极好的案例，虽然它讲的是乾隆时期的事情。但在中国过去的半个世纪，一百年来，或者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传播现实当中，它有没有某种启发意义？我认为它是有的。因为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不断重构或再生产的过程中，合法性问题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下，如何从传播层面去构建这种合法性？去杜绝对这种合法性的破坏？我想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所以这本书虽然讲的是历史问题，但是对当下是有很强的启发意义的。所以为什么这本书会再版？为什么会有很多学者去反复阐释它，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孔飞力当时问译者说，你们中国人能看懂这本书吗？译者说，中国人当然能看得懂。但是译者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弧说，显然孔飞力并没有影射现实的意图，但是我们学过文化研究的同学都知道，阐释权已经不在作者那边。我们如何解读这个文本，如何通过这个文本来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政治传播现实，这就由不得孔飞力先生了。这就是我们读者的任务。包括我们怎么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几年热炒的反腐传播的问题，反腐这个现象，在舆论当中的呈现，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官僚集团，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及普通网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想，历史其实是有相似性的。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以及它所使用的技术形态可能不一样。但是这种政治逻辑，可能就有延续性。
好，以上是我的一个简单总结。下面把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有疑问，都可以提出来。
孔飞力
同学发言：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冷子依在讲皇帝的时候，是否需要涉及一下乾隆本人的个性特质？他本身是否特别敏感？因为你在讲述的时候，把皇帝当作一个符号，抽离了他本身的个性特质。他本人的特质是否加重了这样一种政治闹剧？
冷子依：其实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是说他从小就是被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来培养的，所以无论是他的个性，他从父母那边遗传下来的，他的遗传基因是怎么样的，就是在这里其实他任何的一种个性价值都不会与他的这个职位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相违背。就是他不管是怎样的个性，他要维护这个统治合法的存在，不让这些事件影响到统治基础，这都是他的底线。他的个性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处理方，但是不会影响到底线的问题。你说个性会影响他的处理方式，确实会影响的吧，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皇帝，作为一种制度载体他们本应都具有相似的政治功能，但是表现却大相径庭。
同学发言：能否请老师稍微进一步阐释一下这个事件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
黄典林：刚才冷子依也提到了，就是清朝统治集团，除了任何一个传统政权都可能面临的帝制合法性的危机这种恐惧感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外族政权，这构成了其政治合法性问题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维度。汉族政权可能就没有民族身份的包袱。所以有些学者说，假如说不是满清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帝制政权存在的话，也许中国的君主立宪制改革就容易得多。革命派的最重要的一个口号就是驱除鞑虏，这鞑虏当然指的就是满族。确实，满清它的这种合法性危机当中有一个民族身份的问题。这种恐惧感，也在妖术大恐慌这个事件当中有所表现。比如说乾隆，实际上在最后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方法上，他最后是偏袒满人官员，这个实际上对他个人也是一个开脱，因为他自己也是满族。假如说惩罚得很重的话，那最后是不是要责怪自己？因为他实际上是整个满清统治集团的最高代表。包括这本书里的讨论，如果你仔细看这本书当中关于这个官僚集团汉化的问题，其实里面是有表现的。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妖术大恐慌，最后能够看出来，以乾隆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最担心的还是合法性的问题，因为这个妖术它的外在符号表现是割辫子，而这个辫子本身，冷子依刚才也讲了，这个书里也提到了，它虽然没有说出来，所有人都不会提这个东西，但大家心知肚明，这个东西本身表现的就是对满清统治的一种不满，你现在把辫子割了，因为辫子是满清统治的一种象征，所以你说这跟它的心头之患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它触动了一个非常敏感的神经，就是乾隆他对满清贵族这种身份危机的担忧，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这个问题，包括他最后下的这个诏书里面，从来没有提这个问题。
我们看后来历史上也上演了各种现代版本的妖术大恐慌，其实也不提这个问题，它并不会把合法性的问题放到台面上来讲，他不会这样的。政治传播里，这种带有“帝制”色彩的传播里面，一个特点就是会用各种道德标签，各种世俗的现实利害关系的标签，来掩盖这个合法性问题的表述。刚才她分析的时候说到了大清律例里面做了这种分化，做了张冠李戴，做了移花接木，其实从公开演讲里面也看到，他也不会提这个问题。
同学发言：这本书我之前翻过，然后刚才黄老师说了几点，我比较有感触。我比较关注一些细微但却能够反射到整个时代的一些问题。以前有一位政治学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或许能跟今天的主题产生联系。他说分析理工科治国和文科治国之间的一个差别，在定义某一次事件的时候，定义为邪教和定义为非法组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效果。因为西方的宗教往往都产生与异端或所谓的邪教，所以说西方对这种说法反而有认同感。如果说你定义为非法组织的话，在面对西方的判断时，或许局面就容易得多。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说这本书其实就在论述信息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它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是通过修辞学的方式，如何赋予一个小小的名词以一个权力的关系。其实你在默认地去接受某一个名词的时候，你就在默认接受它里面所蕴含的逻辑，包括妖术，包括叫魂，包括你由这个名词所产生的语境化想象。
黄典林：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请陈老师来点评一下。
陈卫星
陈卫星：我这几天忙一些事情，你们黄老师那么辛苦，他昨天晚上11点离开办公室，当时，我还在办公室。
黄典林：陈老师，你这是在自我表扬。（现场听众笑）
陈卫星：我的意思是说，这两天昏天黑地的，所以今天没办法把这个活动参加全。同学做这个报告还是比较辛苦的，因为这还是一本比较比较复杂，比较气势磅礴的书。作者大家都知道，去年刚去世，名气很大。有时候想起来很感叹，美国人写了一本中国历史的书，然后成为中国学术界反复研讨的经典。我们却很少看到一个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写出一本美国历史书，被美国人当成经典，至少我还没听说过这样的例子。这说明我们现在认识事物的方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阐释力，显然与西方学术的实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孔飞力先生是费正清的高徒。大家都知道，费正清是美国汉学的泰斗，开创人，对中美关系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不光是他自己有著作，还有他指导的几个能够继承这个学术传统的学生，即所谓汉学三杰，史景迁、孔飞力、魏斐德。孔飞力我印象中好像也就那么三四本书，并不算高产。但他的基本著作的评价都跟高，都很经典。因为经典，所以可能就成为了我们学习的对象。这里我先泼点凉水。因为同学说要借鉴，其实但凡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人们从来没有从历史当中借鉴到什么。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年代重复差不多一样的故事。或许你再过一段时间，你会想起来你个人大概也是这样的。另外，你们的黄老师说这不是传播学的书，那我再纠偏一下，这其实就是一本传播学的书。这本书1990年出英文版，1999年出中文版，第一次就印了2万，加起来这么二十年，估计10万册应该问题不大，很是畅销。它的中文版的《序言》就有这么一句，他说：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运作的。通讯两个字就已经表明这是一本传播史的书。
那么关键是，这本书是通过一个信息事件来讲中国的权力故事，通过这个权力故事来解剖中国的权力结构。孔飞力不是一个政治学家，但问题是他的学术逻辑却明确地展示了他的这种历史政治学的方法。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方法呢？大概应该是属于年鉴学派第三代的方法。法国人发明的年鉴学派从1960年代开始进入第三代，强调文化史、心理史、社会想象，包括心态和统计数据。大概是在1966年，意大利学者卡洛·金斯伯格写了一本书叫做《奶酪与蛆虫》，那本书应该最近会有中文版，就是这本书开创这种模板的先河，就是一种微观史学，讲小故事，通过小故事来形成一个情节链，故事链，证据链。这叫做以小见大，强调历史叙事的生动感。其实这套方法，后来影响到整个人文学科的转向。到1973年，格尔兹写了《文化的解释》，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概念，叫深描。实际上，如果聚焦一个场面，写了几万字的方法叫深描，那孔飞力的写法或许应该叫长描，我编的一个词。因为它把一个断代史的界面给拉出来了。
这里面实际上讲的是通过信息引发一场权力危机的过程。当信息的生产和出现，通过事件化的形态引起了、政治效果的时候，一个正处于盛世的专制王朝居然会如此大动干戈。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皇帝自信心不足。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对18世纪的清王朝来说这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明确区分紧急情况和日常事务，从而使各种问题能在适当的层次上，根据合理的秩序得到解决。第二，确保地方官能及时、准确地提出报告。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从未使皇帝得到满意。在中国的古代历史的专制王朝当中，除了个别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之外，一般的皇帝即便在盛世年代，他的信息满足度始终是有限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专制王朝的形成机制是，它下面是一个官僚集团，是一个吏制国家。行政官员集团实际上是为自己的职位利益而服务的。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个皇权跟行政官僚之间的权力博弈。所以，行政官僚集团的身份地位从秦朝到明清时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从秦朝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到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清朝的军机处，一直到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你会发现，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始终存在这种君权和官僚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旦皇帝感到不确定的时候，他只能通过专制的权力来组织一场行政运动。行政运动当然也就成为公文旅行，而公文旅行在这个行政机构当中，又根据各个级别区域的官僚集团自身的属性，比如说是哪一门哪一派，是什么种族出身，是高一级还是下一级的，形成了一个消磨信息，转移信息的行政操作过程。在这种官僚机构下的信息转换当中，信息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再生产，或者说是权力的再改造。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使事情越搞越复杂，越搞越模糊。而复杂也好，模糊也好，甚至越搞越残酷叶好，最终的成本和代价是由底层社会来承担的。因为专制权力与底层社会是一种压迫性、对抗性的关系，而底层社会在缺乏组织能力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自保优先。所以，上层的专制和下层的互害，就形成了维持这个权力运行的必然现象。这样，专制结构就可以继续运行下去。最后，打板子也是轻描淡写的，关键是走完这么一个程序之后，实际上有利于官员集团的重新站队，有利于皇帝对官员的重新整饬，结果妖术谣言问题的真相问题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场运动完成了一次权力秩序的再结构，再改造。
那么，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当然也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系。孔飞力跑到北京故宫档案馆看了半年的档案材料，然后对中国底层人的文化心理，有了深入的把握。我第一次读到《叫魂》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在1970年代，我在北方乡下插队的时候，有时候就看见隔壁的老奶奶出来拿个碗敲盆，叫她那个生在生病的孙子的名字，那就是叫魂。一旦小孩生了病之后，发高烧，这个时候还没药可吃，或者吃了药还没见效的时候，老奶奶就要这么走一圈。现在估计应该还有。所以，孔飞力说中国人相信，灵魂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也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手段去分离的。中国人作为个体是渺小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好依靠的，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现象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又会感叹，这种社会生态的孱弱，导致它几乎很难维持一个有自信的存在状态。
但是刚才我在听同学义正言词正在讲皇权的来源的不可靠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我们这个同学，已经是一个鲜明的汉族中心主义者，幸好在座的同学当中有没有汉族以外的民族？（黄典林插话：有留学生在现场。）因为要是有汉族以外的民族的话，很难认同你这个以民族亲疏，民族身份来鉴别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做法。再一个是刚才讨论的时候，有同学问提到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封建？这个当然也是被误读了几十年的一个概念。因为中国的封建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有，到了秦朝之后，中国就是一个专制国家，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东方专制主义，它不是封建。所谓封建，在西方的封建制度里面是国王下面有很多贵族，大贵族小贵族，然后这些小贵族跟国王之间要签各种契约、条约，到时候国王需要打仗的时候，各个层级不同的贵族要出兵员赋税，当然国王要给他们认定他们的地方统治合法性的权力。所以欧洲的历史上老是打来打去。但是我们一看中国，从秦朝以后到汉朝，那还是汉族人最伟大的一个朝代，之后到魏晋南北朝，但是南北朝时代就发现汉族已经不能打仗了，因为这个时候北方人来了。或者再有人考证，其实中国春秋时代的车马战车的技术都不是汉族人发明的，是从游牧民族或通过丝绸之路过来的。所以有史学家认为，到那个时候，到南北朝以后，中国没有自己的兵，因为它是专制国家，它下面没有贵族，没有人给他养兵，所以他就只能靠地方武装集团崛起，来成为开创新王朝，比如隋唐。然后到了宋朝，那是中国最有文化的一个朝代，但是它被辽和金灭掉，先是辽，打不过辽，后来被金灭掉了，之后就是蒙古人。
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力的合法性，是靠暴力循环。君权神授，汉朝的说法，天人合一，那以后都可以有效，也可以无效。那你说朱元璋是天人合一吗？不是。蒙古人最后要退出东亚是因为他在整个欧亚大陆失败了。然后，明朝有上百万兵员的明朝，居然挡不住十万女真铁骑，你说汉人的伟大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讲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惭愧一点，要认真一点。所以你就不能说，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机缘导致的。清王朝的性质是满蒙帝国，它是满蒙人统治汉族。所以后来，国外的左翼史学界，主要是美国，就研究新清史，来讨论满蒙帝国的问题。我们知道，一旦非汉族人入主中原统治华夏之后，就慢慢被腐化，然后自身的各种能力开始丧失，但是这个时候，汉族人当中由于儒学的传统，还能培养一些至少有思考能力的人，或者说有文化能力的人，还能拯救一些危局。满清后期就靠这几个汉人，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到袁世凯。
所以后来孙中山他们要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来推翻清朝的时候，革命快要成功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如果按照这个革命纲领，满清赶走之后，满清人就应该回到东北去了，结果是东北就不属于中华。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革命之后，要继续维持帝国的遗产，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概念发明。所以1902年，梁启超就发明了一个名词，叫中华民族。后来的大中华主义，是国民政府高举的一面文化旗帜。所以，今天，你在以中华儿女的身份出场的时候，就不能说满清政权合法性，因为这个合法性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历史选择。当然你说它有统治危机，这种统治危机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几点，第一，它对官僚集团的不信任，第二，它对帝国运行的担忧。因为这种不确定的信息，恰好发生在江南这个赋税重地。从隋唐以后，这个地方向来是帝国的经济命脉。就是说在这种地方，不能出现任何不稳定的信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专制王朝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脆弱性，就是不确定信息的干扰。当然我们会看到，往往在历史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时候这种不确定信息一方面它是属于中国人从推翻秦朝开始，完全打破种族血统的那种观念的一个起因，因为陈胜吴广不就是篝火狐鸣吗？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就制造这些不确定信息，来为暴力革命制造一个借口。所以，以后这种不确定信息，在专制王朝那里，就会成为一种不稳定的信号。当然，如果操作得法，如果机制健全，如果皇帝投了心血，他也可以把这种不确定信息作为重造权力秩序的一种技术手段。所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就会发现中国这种专制王朝的一些信息规律。这些信息规律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这种政治秩序下，信息事件的真实性和确切性不是人们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这种对信息事件的整理和清理，来重新解构一遍政治秩序，也就是权力秩序。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些阐释。
黄典林：好，非常感谢陈老师富有历史纵深感的解释，也对刚才我们讨论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纠偏和提示，非常感谢。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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