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留下了最温暖最宝贵的家风
文/（河北饶阳）赵新猛
看央视新闻里讨论家风，我忽然想起母亲，仿佛看到高天下那忙碌的身影，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又好像回到那个寒冷的清晨，母亲蹲在房顶，风雨扑打在她身上遮雨的白色塑料布上……
勤劳是一种美吧，可母亲的勤劳，却令我忍不住心酸。
父亲不善农活，又常在外耍手艺，十几亩农田毫无怜惜地落在母亲肩上。八十年代初，农机并不很多，母亲常常要像男人一样，赶着牲口下地。女人活要做，男人活也要做，力要费，心同样要操。
因为地太多，母亲总是忙到很晚，傍晚放学回家，我看到最多的是自家窗户一团黑。即使是天长的夏天，母亲也常顶着月亮回家。有时我去地里找母亲，黑乎乎的庄稼里，传来唰唰的声响，那是母亲在打草——地里活看不清时，母亲常打一捆草背回家，给牲口，给猪、鸭。那时流行种棉花，但还没现在的抗虫棉。农药治不过来，人们就抓，几百几百的抓虫子，很耗时间和体力。我家的棉田不比别人少，做活的却只有母亲，常常是别人收拾完了这块地、转移到其它地块，母亲还在这地块忙。高高的棉花像无边的小树林，母亲独自在这“树林”里忙碌，忙碌。多年以后，我想起母亲，总会想到一个场景：高远的天空，无边的棉田，母亲孤独的身影。常年的艰辛让母亲早早患上了腰腿疼，母亲曾说，一次地里干活，腰疼得厉害，可农时不能误，又没人可以替她，她便爬着干，从早上一直爬到中午。
然而，这许多的困难却没有打垮母亲。她爱唱歌，爱说笑。邻地块有人，她总能和人们聊得开心。剩下她自己，她就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从做姑娘时的老歌，到时下流行的新歌。母亲和乡邻关系极好，就算是在父亲“仇人”眼里，她也有很好的口碑。村里谁家有事，她总惦记着帮忙，帮着规划。又拉了一群女人做干姐妹。有点空闲就爱串门，玩玩纸牌，按照母亲自己的话，她有点“野”，就连吃饭也经常去对门，一边端着饭碗，一边嘎嘎的说笑不停。我不爱说话，父亲性格怪辟。我家盖房，我和妹妹结婚，都有许多人来帮忙，我知道，这是母亲的功劳。
而要说起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的孝顺。
我家和奶奶家分别在村子东头和南头。做了好吃的，母亲常给奶奶送去点儿，而赶集，母亲绕道给奶奶捎回些好吃的更是常事，比如几根油条，比如一把杂面，再比如一套煎饼。“娘，给你买了煎饼果子了。快来吃啊……”隔着土坯的墙头，母亲就大喊。奶奶“诶“了一声，跑到院里，见母亲站在短墙外，手里举着纸包的煎饼，就近乎小跑地迎上去。那情景，就像一对无比融洽的母女。
老年间的房子爱漏，赶上雨天，母亲总惦记着去奶奶家转转，哪怕是晚上。记得一个雨天，我跟母亲去奶奶家，看着母亲爬上破旧的墙头，翻上房顶。用绳子提上一筐泥，蹲在房上抹着。脖子上系着的白色塑料布，被风雨高高吹起，发出啪啪的声响。如果是下雪后，她便给奶奶家扫雪。我稍大后，就叫我去，指挥着我爬上房顶，脚底下的光滑让我战战兢兢。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学会了给奶奶担水，给爷爷涮带着浓痰的瓶子，过年时清扫院子……至今我还记得手伸进爷爷痰瓶时，那滑腻腻的有点恶心的感觉。
我的父亲弟兄三个，除了县城上班的三叔，家里还有二叔。我也有个叔伯弟弟。无论父亲，叔叔，还是那个弟弟，我真不记得谁像母亲那样惦记过奶奶。有时想，这雨雪天上房，不正该是父亲叔叔他们的事吗？何况父亲母亲的关系并不好，但母亲从没和谁计较过，没发过一句抱怨。当然，母亲的好，爷爷奶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一次父亲和母亲打架后，爷爷跑来，骂父亲，拐棍敲打的地面啪啪作响。
爷爷去世后，奶奶时常去外地姑姑家住，老屋的钥匙一定是交给母亲的。母亲去世后，钥匙只有交给叔叔家。几年后，老屋就坍塌了。
我结婚后在县城上班，奶奶特爱来跟着我。我陪着她散步，给她搓澡。奶奶逢人就说：“我可得了大孙子济（好）了。”年纪大了，奶奶有些糊涂了，时常哭，想我的母亲。跟我父亲住，她不愿意；住闺女家，不是长法；在我这里，她又觉得不合适。她说：如果有你娘，我的房还在，我还可以住在自己屋里！说着就又会哭起来。她眼睛不好了，解手后裤子上时常蹭上大便，添煤后手上粘着煤灰，接着她会到处坐、到处摸。随着她的“勤快”，脏东西到处是，屋里臭臭的。而我们一家没有人因此嫌弃。奶奶过世后，我又开始照顾性格怪僻的父亲。而此时，母亲去世已十几年了。
母亲从没向我们讲过什么大道理，从不指责别人，她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又自然地让我们去劳动，去助人，去孝敬老人。勤劳，乐观，和善，孝顺，母亲给了我最形象、最感动的诠释。她的一言一行，像一缕温柔的清风，吹散在我的人生里，感动着我，影响着我。
母亲，实在是给我留下了最温暖最珍贵的家风。
(本文编辑/杨关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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