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是书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逢飘尽悲歌气，泥絮招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难成，春鸟秋虫自作声。
——黄仲则《杂感》
《两当轩集》仲则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景仁四岁而孤，鲜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读。稍长，从塾师受制艺，心块然不知其可好。先是，应试无韵语，老生宿儒，鲜谈及五字学者，旧藏一二古今诗集，束置高阁，尘寸许积，窃取翻视，不甚解，偶以为可解，则栩栩自得曰：可好者在是矣。间一为之，人且笑姗，且以其好作幽苦语，益唾弃之，而好益甚也。”
四岁而孤的情形，前文已有交代。而少小时候在私塾学习，仲则的叛逆、倔强的个性就有所体现了。他分不清老师教的东西好不好，在清朝的考试中，已经没有韵语，而包括老师和一些社会名流，也很少有人谈诗论词了。偏偏仲则家里又有着两本过去的诗集，具体是什么书如今无从考证，但是仲则看到了这个书的时候，这书上已经累积了寸许厚的尘土，可见从父亲过世前后，大约这书就没有人肯看。这也表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里，诗歌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但是偏偏仲则就喜欢上了这个。
一个人研究诗歌，有些地方当然有些迷惑难解；而一旦有了可以接纳并且自以为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句子，仲则就喜不自禁。认为这才是好东西，是自己希望学习的。因此偶尔仲则也会效仿着写些诗歌，这个时候就有人挑出来笑话他，等到仲则更喜欢学习、创作一些相当幽苦的句子，这时候人们的讥笑已经转化为唾弃，认为仲则是不务正业。但是在别人的讥笑和唾弃的境地里，仲则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爱好，而是更加专心地开始在这一方领域钻研。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母亲，一直不想让他学诗的一个原因，正如当今社会一样，应试教育的体制往往会决定学生们死记硬背，但是最终能够学以致用的，却只能是凤毛麟角。
而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从来人们都认为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他的《七缀集·诗可以怨》之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chmerz 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
《论语·阳货》讲：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哪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至于《上品》里对李陵的评语：“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更明白指出了刘勰所谓“蚌病成珠”，也就是后世常说的“诗必穷而后工”。
节选了钱钟书先生几句，有些断章取义的嫌疑；因为钱先生当然不会不写孟襄阳在李隆基面前吟出的那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被人誉为“一生失意之诗，千古得意之句”；而钱先生也列举白居易、刘禹锡等等，最终推出自己的观点，那就是：“不病而呻包含一个人生希望：有那么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会产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装来像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这也许要看个人的本领或艺术。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当然，作诗者也在哄自己。”
而在一个以学诗为另类的时代，仲则学诗本身，无疑就惹人讪笑，认为他在消磨大好青春——仲则最终诗才高远但是一生凄苦，事实上也验证了时人的眼光，那就是仲则如果改换一个方向，那和可能就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只是人世间可能就多出一个俗世官吏，文学史上则少了一颗熠熠明珠。
而钱先生最后的观点，恕本人在写黄仲则的时候不能完全同意。仲则的诗作，符合了“诗必穷而后工”，也符合了“蚌病成珠”，但是他并非在“造假”。
家贫、丧多、才高、学诗为人唾弃，诸多原因夹杂一起，仲则的郁郁之气，实在是发之于心，动之于情。而在十九岁那年秋天，第一次应江宁试不中，满腔的悲愤无从发泄之余，次年春日夜凉如水之际，仲则的思想忽然就如同长江大河忽泄闸门，情感奔放而出，仲则带着微醺的酒意，在纸上泼墨狂歌，写下了这首《杂感》。
九霄之外，仙山难觅；四海之间，佛道何求？无从登上那金碧辉煌的桂殿兰宫，也只能对着这孤独的夜晚，孤独的酒杯，发出自己一声不平的呐喊；四海为家的日子，泛舟江河上，快乐总是太少，悲歌总是太多；尽管也因为一些文章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名气，但是这远远不是我的理想啊！
仲则以仙佛，暗示茫茫仕程，以江海，寄托平生思想。但是残酷的是现实，那就是身边多数人都在白眼相加，原因自己只是一个百无一用、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因此哀哀地感叹，诗卷难成之际，闲听春鸟秋虫，给这春这秋，平添若干声色。
不平则鸣！这首诗整体就是这种不平则鸣的感慨，只是仲则此刻的思想里，完全没有体现更多的凄凉和伤感，而是还蕴藏着一种远志。那就是他仍然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够折桂蟾宫，平步青云，因为他也知道，想要扭转目前的艰难局面，只能是走这样一条道路。
不过，仲则此时无法想到，他这首诗更像一曲悲歌唱响，为他日后的人生，潜伏下一个悲剧的信号。并非百无一用，可恨生不逢时，纵然才高八斗，终是潦倒平生。这是仲则的悲剧，或者说他所处时代的一个悲剧。
和穷困潦倒陪伴了一生一世的仲则，苦吟着自己的人生。忽然想起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沧桑句始工”，生于康乾盛世，似乎本不该产生仲则这样的苦吟诗人的，但是他偏偏不合时宜一般地出现了，而且显得那样的耀眼生辉，一如比他早了近百年的纳兰。
和当年锦衣玉食里哀哀叹息的纳兰比较起来，恐怕仲则的这种伤痛，纳兰永生也是无法体会的，因为他太顺了，顺得让老天都嫉妒。因此他的词传阅于社会名流之间，让众人看到一个贵胄公子，生活里感觉到的种种不如意，但是这种感觉，若和真正贫苦的寒门比较，其实是算不了什么的！
纳兰为情而生，因此他的词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这样的作品，是很容易打动人心的，包括他和顾贞观的交往，恐怕这样的江湖人士，就是纳兰接触社会最底层的观感了；而悼亡词，每每会让人心有戚戚焉，生死两茫茫，向来是中国的文学主题之一。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的结局，于是前人只能是供后人追思缅怀的，这样的句子更如希露珍珠，让人感觉那是泪水凝成。
等到这些情感，到了仲则的手中，在纳兰的基础上，他多出来的是家贫的窘迫、仕途的不顺、漂泊的苦涩；少了纳兰那种潜在的优越感和自然天成的大度，仲则则是过于坎坷了，坎坷得让人感觉到心痛。
纳兰是无法体会十有九人堪白眼的感觉的，因为周遭的人，都在巴不得巴结他，因为他父亲炙手可热的地位，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和才华。周围的人，都像捧着一件宝贝一样呵护着他，但是纳兰是不满的，他不满宫廷里各种各样的束缚，不满自己不能像山野闲人一样去外界逍遥，这是一种富贵人才可以有的病征，纳兰不得不去结交一些“江湖人士”，听他们娓娓诉说江湖上的奇闻异事，然后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品味那种生活里的韵味和快乐。
而纳兰耳中、眼中的快乐和韵味，在仲则身上则是现实的存在，只是快乐较少，更多是痛苦的折磨。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