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
正德十六年(1521)始登进士，年已47岁。同年三月，武宗朱厚燳病死，无子，大臣拥立堂弟朱厚熜为帝。即位后，帝欲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考，朝议援汉定陶、宋濮王故事，称明孝宗朱祐樘（武宗之父）为皇考，以朱祐杬为兴献帝，世宗不乐，议三上三却。璁时在部观政，七月初一上疏，认为“汉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和“今武宗无嗣”迎立“兴献王长子”，情况不同，前者属于继嗣，后者属于继统，因此力主尊本生父为皇考，世宗得疏大喜，但迫于武宗遗诏起草者杨廷和等的反对，未能更议，授璁南京刑部主事。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同官桂萼上疏申论继统之说，世宗心动，复下廷议。三年正月，璁再上疏斥继嗣说“宁负天子，不敢忤权臣”，于是世宗排除阻挠，诏令璁进京议礼，升二人为翰林学士。继嗣派官员在杨廷和支持下“欲扑杀之”，璁冒死面折廷臣之非，得到世宗赞同。廷和子杨慎偕翰林学士三十六人以罢退相威胁，均遭斥责停俸，月余，杨慎、王元正等又发动疏谏和撼门大哭，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拘捕为首者，廷杖死者十七人，下狱一百数十人，史称“大礼仪之争”。从此璁深得宠信。
四年冬，《大礼集议》成，进詹事兼翰林学士。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寻进左侍郎。六年，进《大礼要略》，命开馆纂修《明伦大典》，敕掌都察院事。冬，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七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七月《明伦大典》成，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八年九月，杨一清罢相，遂为首辅。十三年，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十四年春得疾，屡疏致仕，护送回乡。十八年二月六日卒，享年65岁，谥文忠，封赠太师。今鹿城人民西路妙果寺西侧有张璁碑亭纪念其人。
延伸阅读（一）
张璁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的人。他13岁时，便有共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在《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但是，他一生坎坷，经过七次科场拼搏之后，直至47岁时，正德十五年二月礼部会试，终于榜上有名。第二年，殿廷对策，中二甲进士，分发礼部观政，从此进入仕途。张璁人生政治命运的转折点，是在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之后。因武宗无嗣，由朱厚继位，次年改元嘉靖。厚是武宗的从弟，同祖不同父。厚想尊称亲生父兴献王为帝，却遭到朝廷宰相杨廷和等旧臣的坚决反对。于是，引发了一场大礼议的斗争。此时，张璁中进士不久，正在部观政。他博学多才，胸怀大志，平日熟谙史事，精于《三礼》之学。议大礼是他政治学术的强项。于是，为了展示自己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张璁抓住了政治机遇，发挥议礼的学术优势，于正德十六年七月三日上疏力主尊兴献王为皇考。疏中有云：
圣考只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其父母之义。故在陛下谓入继祖后，而不废其尊亲则可；谓为人后，以自绝其亲则不可。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
奏疏正合嘉靖皇帝的心意，他看了奏疏大喜，说道：“此论一出，吾父子获全矣。”
大礼议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学术争论，似乎是嘉靖皇帝为了将自己已故的生身之父兴献王朱佑杭为皇考，母蒋氏为皇太后的称谓问题。但深层次的政治内核则是嘉靖要捍卫自身君主的绝对专制权力，而杨廷和则希望制约皇权的过分膨胀，提高和巩固阁权，实施统治阶级的集体专制。这样，从嘉靖刚当上皇帝到嘉靖三年，经过几场大礼议“文明辩论”之后，终于发生了一场政治流血事件。嘉靖皇帝开始了“文攻武卫”的战略。
在这场政治学术论战的背后，是皇权与相权的激烈较量。天下公器的学术，一旦成为权术效应的武器，必将会造成一场政治灾难。世宗一手持着张璁大礼议的学术理论依据，一手持着皇权实力，开始与杨廷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嘉靖三年（1524）二月，杨廷和被免职。同年七月，杨廷和之子杨慎和两个内阁大臣纠合官员200多人，在京城左顺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哭谏”，自晨至午时不散。这下可激怒了世宗，他下旨逮捕为首者下狱，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五品以下官员杖责，被杖责者有近200人，受杖创先后死者17人。可见这场大礼议论战之残酷激烈。
这场斗争从深层次去分析，与学术思想斗争也有着内在联系，是杨廷和封建社会儒家居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与张璁倡导新兴的王阳明“心即理也”论述的一场学术思想领域的斗争。张璁认为：“《礼》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一》）
张璁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反旧制、重人伦，从人性人情出发，在当时封建社会的特定环境里，难能可贵。通过这场“大礼议”的激烈斗争，张璁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从此步入仕途，飞黄腾达。
勇于改革 敢为人先
张璁少年时，以卧龙自期，入仕后以身许国，务求匡时清世，拯救百姓民众水火之苦，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成效卓著。
“大礼议”的斗争，使张璁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为他入阁后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比如：明代时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一部分权贵豪奴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因民田被夺，导致大批农民被迫离乡背井，成为流民。为改革弊政，清勋戚庄田，杨廷和曾提出过一些改革措施。张璁并不因为杨廷和是政敌而弃之，由于他的鼎力改革，消除了明代百年积弊的勋戚庄田，制止了土地兼并的急剧上升，缓和了社会矛盾，解决了国计民生，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皇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璁在基层百姓中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是一位布衣出身的首辅。他对宦官结党营私，草菅人命，甚至斥逐杀害朝廷大臣的行为深恶痛绝。明代时，宦官专权乱政是一大祸患。为了政局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他入阁后便一再向嘉靖皇帝陈述镇守的流毒，请将镇守太监一律撤除。史称在明朝，只有嘉靖期间没有出现过太监弄权把持朝政的局面。
贪官污吏、庄田膨胀、宦官干政是明代正德期间的三大弊政。经张璁鼎新革政，严以治律，为明代嘉靖年间的国泰民安作出了贡献。他还改革了乡试的科举制度。经他改革的科举制度，终明世不变，到了清代仍继续奉行，一直沿用了400来年，对革除科举弊端、
公正取士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璁是一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政治家，勇于改革，敢为人先。他在阁10年，任首辅6年，对社会变革有着不可磨灭的政绩。但是政治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改革者不免招来许多阻力和非议。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张璁的权威影响增大，嘉靖皇帝又怕他专擅而有损于皇权的独揽朝纲，致使张璁宦海浮沉，在入阁辅政的七年间四起四落，其遭际在明代阁臣中也是少见的。
奉公廉洁反腐倡廉
张璁出身布衣，13岁便有了“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的济世理想。他对民间疾苦洞若观火，深知老百姓痛恨官场腐败。
清人曾唯辑的《广雁荡山志》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刘提学要游雁荡。当官要游雁荡，雁荡山百姓为凭空增加负担而发愁。作为一介书生的张璁，愿意为百姓分忧，写了一首婉言劝说的诗文，打消了刘提学游雁荡的念头。诗云：
海内衣冠集雁山，草茅无路得追攀。山中定扫豺狼道，天下谁当虎豹关？王辇奚从瞻乐地，金樽未许破愁颜。江湖廊庙心相似，莫道樵渔尽日闲。张璁作此诗时，还是个诸生（秀才），后来，他做了高官时，更加关切天下百姓的疾苦。在他50岁时有诗云：“一饭还三叹，黎民正阻饥。”（《元日》）“有雪未为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几行乞，粒米不成炊。”（《对雪》）“年饥难独乐，官冗得偷闲。”（《游蒋山》）。
张璁的政治改革，坚持以澄清吏治、严禁贪污、减轻人民负担为出发点。他深悉民间百姓痛恶官吏的贪污腐败，曾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嘉靖十年闰六月，吏部侍郎徐缙因徇私舞弊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缙为求解脱，投书行贿于张璁之门。张璁立即公开暴露其行贿行为，由法司审问，依照犯罪证据的事实，将其削职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京官和地方官的贪污纳贿行为大为收敛。同时，张璁还对吏治进行了整顿。如调整内阁翰林，加强科道官员对官吏的监督。在他掌都察院时，严监察制度，重法司之权。他先后两次罢黜、更替了不称职的御史和巡按御史25人，并申明宪纲规定：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领、各道监察御吏、吏典，但有不法等事，许 互相纠举；监察御吏巡历所至，不许地方官出郭迎接；巡按不许带人 马随行，凡设彩铺毡无名供馈之属一切不用等等。
张璁奉公廉洁，严于律己。他在位时，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由于张璁一生做事刚毅果敢，不畏权势，廉洁自敛，深得后人好评。明史有载：“孚敬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明史·张璁传》）今人蔡美彪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称张璁“始终清廉自守，博学明辨，而勇于革新，可谓嘉靖朝难得的贤相，也是明代一少有的阁臣。”
创办书院培养人才
张璁一生十分重视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建设，培养文化人才。正德十三年（1518），他在七应礼部试，铩羽而归之后，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建立在为家乡培养人才的事业上。他在大罗山的东麓瑶溪创办了罗峰书院，他常常带着一些青年学士，到大罗山的瑶溪、茶山、仙岩等地进行游学，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
读张璁当年写下《建书院告山灵》一文时，就能发现他创办罗峰书院的心迹：
孚敬顽钝无成，苦无肄业之地，托址溪山，建兹书院，将率学徒讲学其间。窃念武夷、白鹿之胜，固地灵而人杰也，今兹地灵矣，其人杰固有所待者。
据记载，罗峰书院有学生数十人，都是青年学子，有族侄，也有远近慕名而来的学生。讲学内容，大抵属儒家经典、名家诗文和时务政书之类，而以礼学为主。《礼》是历代典制和人伦规范的经典著作。在张璁看来是为政的根本，为人的基础。由于张璁的悉心培育，明代的永强出现了一批文化人才，将永强文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张璁之后，永强又出现了众多佼佼者，有嘉靖年间任广东参政的项乔（1493—1552）、天启年间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张天麟（1586—1639）等。
张璁到了晚年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教育与文化建设，当他在嘉靖十年七月第一次归田时，便将旧时的罗峰书院扩充建设，于书院内外更建御书楼、来青园、富春园、栏杆桥、万竹亭、留胜亭、观荷亭，使嘉靖七年（1528），世宗皇帝为之敕建赐名的贞义书院更具规模。
诗词文章寄情抒怀
张璁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写下了大量诗文，留给后世一份深厚的人文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弘扬。作为布衣出身的宰相，在温州民间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在瑶溪创办书院，去过茶山、仙岩、江心屿等地，对这里的人民与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并留下许多赞美诗篇。
在张璁笔下有罗峰书院的风景：“卧龙潭下书院成，白鹿洞主惭齐名。松菊已变荒芜径，壑更添吾伊声。”（《罗峰书院成》）有茶山的秀美风光：“我有山东一亩宅，还忆山西五美园。落日放舟循桔浦，轻霞入路是桃源。”（《游五美园》）有仙岩的奇美美景：“落日在招提，山深藏古洞。水落正石出，穿岩入其空。绝壁合欲倾，观天如望。飞流泻中潭，山根似浮动。”（《仙岩洞》）有江心寺的江浪景色：“烟波渺天际，孤屿天悠悠。浩荡疑非世，登临况属秋。霞标双塔迥，浪挟众山浮。露白蒹葭老，凌风生我愁。”（《江心寺》）
张璁热爱故乡的一草一木，他曾描写瑶溪的山居生活：“自汲龙潭水，长烹雁荡茶。客来无一物，篱豆始开花。”“自分布衣久，为园种木棉，山妻听蟋蟀，抒袖夜无眠。”（《山居二首》）在他的诗里，使我们体会到诗人寄情山水草木，激情抒怀的美感：“寒枝自许风霜傲，细蕊惟堪晚节香。”（《观菊》）“碧桃红杏不须猜，雨露无私次第栽。玉蕊芙蓉带甘菊，也应无日不花开。”（《种花》）“两山夹深谷，溪流到处闻。登高息川上，尊酒此乐群。”（《川上吟》）
从张璁的诗里，我们还感受到诗人强烈的政治抱负与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当他在“大礼议”初期受阻时，发出长叹：“独怜知已少，只见直躬难，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赴南京留别诸友》）在创办书院时寄托情怀：“苍生有望山中相，白首愿观天下平。青衿登进乐相与，日听沧浪歌水清。”（《罗峰书院成》）“信是此行天下独，只因日月卧云根。”（《游五美园》）张璁毕生好学，撰著颇多，存世的有《礼记章句》八卷；《周礼注疏》十二卷；《仪礼注疏》五卷；《杜律训解》六卷等著作。嘉靖十六年，他还独力编纂《温州府志》。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了解到张璁的生平、性情、学问和功业，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延伸阅读（二）
张璁“大礼议事件”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当时还是新科进士的张璁上疏支持明世宗朱厚熜，认为世宗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不可，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兴献王为明宪宗次子，明世宗父）。世宗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
三年之后，世宗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与桂萼、胡铎等相互考证经史的张璁，与同僚等揣测帝意，纷纷上书重提旧事。嘉靖三年，张璁受杨一清帮助，得以奉召赴京，获世宗重用，委为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官至内阁首辅，世称“张阁老”。并迫使杨廷和辞职，而其他反对者都被下狱、贬官夺俸。张璁和桂萼等在朝廷中形成了“议礼派”，支持、奉迎皇帝，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张璁上疏列举礼官欺妄十三事，力挺世宗，曰：“《记》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失。’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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