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启蒙

康德在《何谓启蒙，答复这个问题》一文中劈头第一句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句话可谓全文之纲。接下去他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人类缺乏理智么？并不，问题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主客观原因，人的理智被捂盖住了，人因而处于蒙昧状态，即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类当然没有能力对自己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批判，而只能因循既定的社会状况和思维习惯，安之若素而不觉得需要改变什么。为此，康德大声疾呼：“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从字面上看，“启蒙”的意思并不难理解。然而“实现”启蒙却不容易，第一需要认识自己的“勇气”，再者需要对人类社会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奋斗，不断地用理智代替“不成熟”。

一些冲破旧桎梏的明智见解，总是首先从少数人的脑子里产生的。当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率先抛弃了陈腐观念，并把新思想传播给公众，就会使公众启蒙自己，从而使之成为社会性的启蒙运动。

康德在一七八四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五年前就写道：“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这里，康德点明了启蒙的两大“敌人”，那就是以权势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存在于民众中的愚昧主义。

所以，一个旧的思维方式植根很深的社会在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启蒙，公众的社会的启蒙就不能说“已经过时”。

启蒙的前提是“充分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是康德论启蒙的一个基本点。康德针对普鲁士官方的检查制度说，在普鲁士到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要开启民智，就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他特别强调“公开运用”这几个字，每次提到时都加了着重点。他反复讲这个道理：“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康德认为自由并非放任自流、我行我素，它体现了人类道德和人类幸福的一致性。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人”看作目的，把自由看作人的意志的属性；认为，自由既是人的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人类理性，除了人人在其中都有发言权的那种普遍的人类理性之外，并不承认其他裁判者......这样的一种权利是神圣的而且必不可剥夺的。”人类只有享有了最大的自由（康德说是充分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才算享有了最大的幸福，从而通向“至善”的境界。因此争取这种权利，就成为历代（特别是近现代）走在人类前列的思想家为之奋斗、殚精竭虑加以阐发的神圣理念和崇高目标。

这种神圣的权利应该由“法律”来保证，使争取自由权利的努力不致被权势扼杀。他提出，一部“好宪法”可以使只存于理念中的东西变成可以见诸实行而不作为无聊而有害的口号。这样的宪法应容许“最大可能的人类自由”，同时又使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和其他人的自由相一致，并在适当的时候把“制度按照理念”建立起来。康德把自由从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通过保卫自由权利的“法律”，同人类的道德、幸福浑为一体。他的最终理想是全世界都成为“普遍的公民立法社会”。

总之，康德在他的理性哲学里，充分运用理性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相一致的自由、受法律保护的自由等等概念，都一一提出来，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约翰.密尔《论自由》的一份哲学提纲。

康德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昭示世人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和争取这种自由权利。这正是“何谓启蒙，答复这个问题”的主旨。

注：本文节选自陈乐民著《启蒙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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