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诊断病理在中国人们心目中究竟是一什么位置？其存在的价值应该是什么？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及今后的相当时间内如何摆正其位置和促进其发展，是我们每一个病理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临床诊断病理已有150多年的历史（1858年威尔啸开创细胞病理学开始至今），但真正在中国发挥作用不足100年的光景，解放后有了充分地发展，在80年代后期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医学诊疗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经济转轨时期，在人们思想普遍浮躁的状态下，在一味创新求变、追求疾病分子水平研究的驱动下，人们把临床病理放在了一个不应有的位置——视为检验科但科室收益却远差于检验科,视为医技科室，诊断和作用却与临床不相上下，甚至是“医生的医生”。临床医师普遍认为病理是最后的诊断，但给你一块组织，得出一个准确、即时的诊断是应该和必然的，往往不给病理提供详细的病人相关资料，也不与病理医师进行交流，他们不理解病理的局限性（只能对送来的组织进行选择性的形态学观察）和得出一个准确病理诊断的曲折复杂过程——需要全面的临床、影象和检验结果的资料，足够大的送检组织，另外送检组织在病变中的位置、疾病所处的不同时期、疾病本身在形态学方面体现出来是否具有特异性、诊断医师所具有的经验…….都对诊断带来变数；在大多数医院行政领导及普通老百姓看来，病理是一检验科，形同生化、临检、微生物，结果应该一次性，出来应当快速、客观，他们不理解病理过程的复杂性——深切、补取、作特殊染色、作免疫组化、作电镜、作必要的分子检查，有的甚至作了以上工作仍不能明确诊断，还需要传阅、讨论、会诊，以至于最后仍拿不准诊断——由于病理诊断是一个主观判断客观的过程，形态学的相似性和疾病的阶段性导致病理诊断的困难性，再有目前病理医师是“全科医师”（需要对临床各科送来的标本进行诊断,各种疾病的病理诊断名称近5000个，病理形态学特征10000余个——即使是计算机，也有程序运行出错的时候，何况是人啦！！！），这种“全而不易精”容易导致一些疑难病例的误诊，因此在诊断方面，大的原则诊断（良、恶性）一致，小的方面（具体的诊断名称）应当允许有出入；同时不同级别的医院也应当允许有不同比例的误诊率——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病理诊断的准确性应100%，一出误诊就面临被告。正是这些不恰当的认识加上一些病理医师自身的“盲目客观 ”——认为不用参考临床资料诊断更客观，导致目前病理的尴尬境地：不被理解，不被认同，自己凭形态学冒巨大风险承担着作出疾病最后诊断的责任。
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兴趣和对职业的执着追求外，工作的风险性和工资待遇直接导向着人才的去向。近几年来，中国病理人才流失严重，许多中小医院病理无人达关科的地步，甚至一流大医院也面临“人荒”，究其原因：临床病理诊断风险大，待遇低，幕后工作不被人理解和认同；病理收费低（约是美国收费的1/40），医院对病理投入少，给政策上的倾斜低；一些有威望的病理工作者自视清高，老是埋头苦干，不谈待遇，未看清形势即时为病理这一医学群体要政策和找对策。然而病理是否就顺应时代就此萎缩下去了，是否有新的替代科目了？
在经过风靡一时，现在还仍方兴未艾的对疾病的分子水平研究——通过PCR、原位杂交、基因芯片、蛋白芯片、组织芯片等手段拿到了海量的数据信息，但获得这些数据耗资是惊人的，数据结果的重复性和准确性是有待提高的，其实际应用价值是需要进一步认识的，基因改变和疾病的对接尚需时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其实基因的改变和疾病的发生如同量变和质变，量变范围内的改变是波动的和可逆的，不同人从量变到质变的界限是有差异的，而综合了各方面资料的临床病理诊断恰恰是判断是否“质变”的简便可行的金标准，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临床病理诊断在医院的诊疗过程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临床诊疗工作保驾护航，作为诊断的“终结者”直接印证临床和影象科室的诊断思路正确与否，通过尸检还可判断死因，让相关科室回顾和反思生前的诊疗经过。正因为如此，临床病理理应成为诊断的中心角色——即临床资料、影像和检验结果向病理汇集（通过完整、详细的申请单和相关科室人员到病理科交流，通过医院局域网查阅）——这是提高诊断准确性的必要途径；同时应当较多的组织临床病理讨论会、尸检结果讨论会，以丰富病理工作者的临床知识和提高临床医师的诊治水平，减少误诊误治，尽可能少地使医院成为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的病人及病人家属的“被告对象”。
既然病理诊断无可替代，尚需进一步提高，那么最基本就应该想办法留住和进一步培养高水平的病理人才。俗话说“穷则思变”，纵观中国诊断病理现状，大小医院设点，多者数十人，少者一两人；水平参差不齐，高者院士、教授、博士后，低者卫校毕业生，甚至有未受专科教育者；至今没有一个医院的病理科进行了诊断人员的细分科，均是全科大夫……
中国诊断病理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改革是出路，改革是希望。改革是大事，需要方方面面的调研，作为在病理一线工作的我想提几点自己的浅薄想法：
1.首先要对病理进行科普性宣传，使广大医务人员和普通老百性认识病理工作——它是等同临床并高出临床的一种会诊、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终审判决，完全不同于检验科、生化科、微生物科等自动化强、主观责任较小而经济收益较高的科室，要求得理解，求得支持，获得政策上的倾斜。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工作的价值和是否受重视除了本身工作的实际价值外，更多是在收费方面的体现（对医院的贡献），故增加收费是改革的瓶颈；争取收费提高是必要的，但肯定是有难度的，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目前北京可能只能通过病理大夫共同“罢工”才有可能引起价格部门的重视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在现行的政策下想出路，比如新上一些项目，如（1）肿瘤药敏实验——为临床化疗提供支持，（2）肿瘤疫苗——为晚期肿瘤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途径，（3）分子病理靶向检测——FISH、基因突变检测等，为临床靶向生物治疗提供有力支持；（4）多作一些免疫组化——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提供预后的预测、提供耐药基因和激素、激素受体的检测，（5）多作特染、电镜和分子病理，图文分析、图文报告；通过这些工作后再发报告，可以降低诊断的风险，为临床的治疗提供更多的依据，同时大幅度增加总体收费，而改善病理工作者的待遇；
3.提高劳动效率，走承包之路，合理分配收入，收入首先应与劳动者劳动的科技含量与风险挂钩，其次要与劳动量、劳动强度等挂钩；
4.相邻医院间联合，走病理中心之路：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有限设备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可以搞病理亚专科发展，这对提高病理诊断的准确性和培养人才都大有好处；
5.严格病理医师的准入制度，因为目前许多医院病理缺人，行政人员又不太理解病理工作，于是就让检验科人员甚至是临床的护士外出短期进修后勉为其难地照图谱开展诊断工作，这样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建议病理医师至少应大学本科毕业，在从事独立签发病理报告之前至少应在不少于600张床位的医院，有辅导老师带教的情况下阅片5000例以上，并通过考核方可；
6.病理诊断应密切联系当前科技发展，充分利用相对成熟的科技成果和技术为诊断服务，如利用目前的宽带互联网广泛开展会诊，多参考专家的意见以降低诊断风险；检测与不同肿瘤相关的特异癌基因，染色体改变，利用芯片技术检测基因和蛋白表达情况等；
7.人体组织是非常宝贵的，用于诊断往往是其中一少部分，将 剩 余组织妥善储存，建立组织库，可用于科研、教学、组织工程、异体组织替代材料等;
8. 临床诊断病理应该从病理生理专业里分出来，否则临床病理医生在学术地位上永无出头之日——临床把我们当基础科室，其实目前受重视的是搞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病理人士，基础科室却因我们干的是临床诊断方面的活把我们当临床科室看待，我们是两不沾边——申请不到课题，也享受不到临床医生的待遇，天天却在刀尖上走——“你对了没人记住你，你错了没人忘记你”。
9．病理诊断亚专科势在必行：目前各系统的病理诊断名称大幅度增加，形态学特征也千奇百怪，各种疾病的免疫组化、分子生物学特征也千差万别；临床医生对病理诊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已不是一个诊断名称就能解决问题，他们需要诊断依据，需要了解具体的发病机制、预后判断，还需要靶向治疗的可靠证据；一个病理医生根本不可能掌握全身各系统如此多疾病的相关知识和为临床提供完美服务，因此必须分亚专业，一人负责一到两个系统，并多与临床医生、病人沟通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矛盾，构建共同和谐医院。
目前正是病理改革的最佳时期：病理工作人员相对较少，可以有较少的人为阻力；相当一批有威望的中、老专家尚在，可以帮助改革顺利落实和推广；在目前医疗官司日益增多的关口，通过改革提高诊断准确性和医务人员积极性的举措也容易得到行政人员的支持和肯定；而错过这一时期，病理工作人员众多，但可能鱼目混珠，诊断水平参差不齐，因医院自我利益的保护必将进一步损害病人的利益、病理工作者的形象；再改革各方面的阻力必然增大。希望通过改革，提高待遇，减低工作风险，稳定诊断病理者队伍，使病理诊断工作受到应有的重视，使病理事业进一步欣欣向荣，走上诊断和临床科研齐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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