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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包含了三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要用人话转述鬼话。社科院语言所现任所长刘丹青当年在城大读博，讨论问题时说到了人话与鬼话的区别，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想，要“用人话转述鬼话”，把事情说得大家都能听明白，并且在同一个层次上讨论，这样才能够实现交流。
我刚从国外回到香港的时候，国内已翻译出版了形式语言学和其他语言学理论的文章。而我的感觉是，这些翻译的东西看不懂，还不如看原文。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语言问题，也就是译文有错；二是叙述问题，也就是翻译者照搬外语的叙述方式。1994年到1998年期间我悟出一个道理：不能翻译，得重写，得用国内做汉语语言学的人听得懂的语言把事情说清楚。 关于第二个问题，以形式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语言问题时，会涉及很多理论内部的假设和共识，如果不知道这些假设和共识，便不知道讨论的是什么。而国内的人往往并不明白这套理论的来龙去脉，不了解这些假设和共识。所以我们用形式的理论来解释汉语现象的时候，就必须把当中的“道道儿”说清楚。也就是说，不能将国外语言研究者的共识当成国内语言学界的共识，而应把当中跳过去的内容补出来。
关于《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与最新理论》这本书，我是想尽我的能力，用国内同行能够看明白的话把抽象的问题说清楚。假如研究者不了解形式句法的理论发展，看有关MP（最简方案）的内容，就会不知所云；假如研究者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去修改理论，那么对于有些现象，原有的理论可以解释，修改后的理论却又无法解释了。所以我的想法是要从头说起，让读者看完后知道MP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如何一路发展过来的。
“本土化”第二个方面指的是以汉语特点出发，为研究提供新思路，从而使理论更加完善。这看起来并不是个问题，五六十年代已有人开始以汉语探讨语言学理论。但存在这样一个常见的现象：英语里有了一个hot topic（热门话题），研究者便寻找汉语里类似的现象，从而证明某个理论是对的或错的。这个做法本身无可非议，因为它能夠证明语言共性，为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然而这里有一个陷阱：研究者可能只看见那些hot topics，而忽略了汉语本身的特点。换句话说，汉语成了只能为已知理论框架提供材料的语种，它本身无法促进理论的发展。
理论本土化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国外理论的思维方式、论证方式指导下，寻找汉语材料，用大家信服的方法去解决汉语问题。现代语言学由国外学者慢慢发展起来，提高到科学的高度，理应能应用于汉语研究。但要想说一个理论好，得拿出研究成果，比如用形式句法的思维方式解决汉语的实际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是大家能够接受的。
具体说来，我写文章时尽量避免写得太“formal”（形式），避免“从理论到理论”。Formal syntax paper（形式句法的论文）的常规做法是，先提出一个论断，然后证明它是对的。我把这个做法变一下：先说有一个事实，再说这个事实的generalization（总结）是什么，然后说我要怎么去解释这个generalization，解释完以后再用正反两方面的语料证明这个解释是对的。而这个解释背后的思维其实正是形式句法的思维。
下面举两个例子。先看汉语句末的“了2”。这四个句子在汉语里是可以说的：
（1）我去北京。
（2）我不去北京。
（3）我去过北京。
现在我们往四个句子里加“了2”：
（5）我去北京了。
（6）我不去北京了。
（7）我去过北京了。
（8） *我沒去过北京了。
其中（8）不能说。传统语法只讨论能说的（句子），不讨论不能说的（非句子），而形式句法的一大进步就是关注不能说的语料。“了2”的功能过去我们总说不清楚，而第（8）句不能说的句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突破口，从这儿钻进去，就能找到一个大家都同意的解释。【小编按：具体分析请参见石定栩、胡建华（2006）】
再以汉语副词为例。汉语的“常常/往往”是一对近义词，如（9）和（10），过去只是从意义上区分，但其实它们还存在分布上的差别。如果从形式语言学理论出发，就能找到一个方向：“往往”的结构位置比较高，在IP层以上，但“常常”结构位置比较低，是VP附接语。于是（11）能说，而（12）不能说。至于要怎么进一步解释，是理论上的问题，但至少到这一步，这套理论方法为研究提供了一个sharp weapon（锐利的武器）。【小编按：关于“常常/往往”，请参见石定栩、孙嘉铭 （2016）】
（9）他常常不去。
（10）他往往不去。
（11）他不常常去。
我们要使形式语言学理论本土化，其实就是要在形式框架的思维、论证方式指导下，从汉语中找材料。比如我和邓思颖老师这些年都在做汉语的Sentence Final Particles（句末助词/语气词），它是认识人类语言的突破口，与CP层理论研究有很大关联；又比如蔡维天老师在做Spec VP（VP指定语）的研究，我们都是在用形式的理论解释汉语现象。
香港也是做field work（田野调查）的好地方。除了形式句法，我也做香港书面汉语的研究。由于特殊的语言环境和地理、政治因素，港式中文与标准汉语不同，受粤语、英语影响很大。比如内陆人看香港报纸，即使是头版头条也不容易看明白。又比如香港与内陆之间的交流有时是鸡同鸭讲——双方都认为自己说的是中文，对方能够听明白，但是双方对同一句话的理解不一样，于是造成了一些误会。做Variation in Chinese（汉语变体的研究）并不需要很深奥的语言学知识，但非常有趣。它对香港本地的语言教学，对政府、香港人之间的沟通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文学界有句话：最本土的是最国际的。莫言的作品“土”，高行健的作品外国人看了觉得新鲜，这些是他们能够在国际上获奖的关键。做语言学研究也一样,如果只是在别人已经做出来的东西之上重复，只是看已有研究成果在汉语中如何体现出来，那么永远只是one of the schools、one of the sayings（学派、学说之一）。我是做形式句法的，希望促进形式句法的发展。在以前讨论过的现象之外，看看能不能找出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这么做不是刻意追求标新立异，而是说要依靠汉语普通话、粤语的语料，做出更可靠的generalization，从而为语言学理论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我想，我们在香港做语言学，既不要走国外的老路，也不要走国内的老路，应是博取众家之长，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You want to find something unique to Chinese, right? That ‘uniqueness’ does not mean Chinese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languages. It might be the manifestation of some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that will be a bigger contribution.”
石定栩。2002。《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及最新理论》。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石定栩。2006。《港式中文两面睇》。香港：星岛出版有限公司。
石定栩。2011。《名词和名词性成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石定栩、胡建华。2006。“了2”的句法语义地位。《语法研究与探索》（十三）。中国语文杂志社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采访：小巫、丸子
整理：小巫
摄影：丸子、风骏
编辑：风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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