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思想文化3：儒家的民本思想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人民的地位问题，向来是政治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思想，被公认是伦理型的，无论是什么问题，最后都在归结到伦理道德上，看它对民风民俗会有什么影响。而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儒家思想始终是最主要的思想，即使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的先秦时代，儒家思想也是四大显学（儒、道、法、墨）之一。在这四大显学中，儒家向来是既最伦理化又最政治化的。从整体上来看，在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中，一直发展着后来被称作“民本思想”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民本思想”的发展，在历史上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与否的一个根本的标志。

    从古代的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可能发现，虽然“民本”的基本含义是“以民为本”，也有对民持什么态度，以民为什么之本。

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对国家的盛衰兴亡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求执政者重视民心民意，为政以德，一切政策、法规应符合民众的愿望。儒家经典《尚书》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从西周的“敬德保民”到《左传》的“民，神之主也”，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直接从周代的政治伦理思想演化出来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宋国贵族的后代，在其接受的文化中不可避免地有着殷商文化传统的影响，因为宋国本是商朝亡国后由周武王分封的一个诸侯国。但是，孔子又是生在鲁国、长在鲁国的，而周王朝经过外族洗劫、东迁、王室内乱纷争、诸侯侵扰之后，文化典籍散失很多，而保存周文化典章最好、最能体现周文化的就是当时的鲁国了。所以，孔子既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把鲁国当成自己的故土，周游列国，最后又回到鲁。

从孔子的“富民，教民，使民”。 《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是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赶车，孔子说的一段话，集中地反映了孔子对待百姓的思想。首先是“庶之”，添丁口，使之人丁兴旺。在古代，增加人口，即增加劳力，是发展生产的主要方法，当然也同时是战争的后果和战争的需要。其次是“富之”。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基础，最终会造成“无上”的局面。第三是“教之”。教的内容即孝悌忠信，使民成为顺民。

孟子的民本思想十分突出，他在《孟子·尽心下》中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了重民、贵民的思想。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和先进的思想家都赞成，而一些专制暴君确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歪理邪说，极为反感。例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命令删除儒学的这部分内容，但受到群臣抵制，没有得逞。

孟子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他提出了“制民之产”的思想。这是对孔子“藏富于民”思想的具体化。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怛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网民也。”欲使民，必先教民；欲教民，必先富民；欲富民，必先置民之产。这就是孟子“制民之产”的逻辑思路。第二，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在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民，而不是保社稷和忠君了。这是对《左传》中“民，神之主也”以及“社稷重于君主”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儒家吸收了道家的“赤子”思想，把周代的“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发展到“爱民如赤子”和“父母官”这一层次。第三，从“君轻民贵”的思想中，孟子还引伸出了“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子·尽心下》）的结论。这一结论既是对以前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政治思想自政治实践。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孟子之后就成了人们的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了。孟子的这一思想，也将西周的“敬德保民”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桀、纣失天下的直接原因，不再被看作是丧失天命，而是被看作丧失民心。“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得民心的手段，其实质就是孟子自己所说的“与民同乐” （《孟子·梁惠王下》），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同甘苦共患难。民心向背，是政治生活中决定性的力量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孟子对民本思想的这三个方面的发展，无论是对维护封建专制的思想还是对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的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孟子的思想中，既有对百姓的贬低，说百姓是劳力的，而士是劳心的，“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塍文公上》）又有对百姓伟大力量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即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归属。

与孟子相比，荀子更强调民众的力量的两面性。一方面荀子明确地提出了“上之于下，如保赤子；下之视上，欢如父母”（《荀子·王制》）的“父母官”思想；另一方面则又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所以，比孟子更为重视教化，更加重视对利用民心作乱的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