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有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描摹了西门庆一家铺排、阔绰的服饰消费，读者一般会将这些细节视作作者为表现西门一家的财富而有意为之的自然主义描写，张竹坡嫌其过于琐细而删节了相关部分，然而，从消费文化的视角看，服饰消费很好地反映出新兴商人阶层的消费理念与心理变化，对《金瓶梅》中的服饰消费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晚明社会的文化特征和士商在金钱冲击下的复杂心理。
一、西门庆服饰消费的时代标志与文化意义
作为《金瓶梅》核心人物的男主人公西门庆的服饰描写虽然不多，但每次描摹无不显示着这个时代畸形儿的财力、身份与心理。有学者认为：“服装和其他的装饰品使得人体呈现出文化意义……服装呈现了身体从而使得可以将人体当作文化来看待，服装以一种意义形式将身体的文化意义明确表达出来。”(卡佳·色沃曼)［1］289。西门庆初次亮相，作者着意描摹的便是其服装：“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得十分博浪。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丙扇玄色挑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
由西门庆的着装可看出其身上的文化因子：市井、时尚与张扬。随着西门庆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他用钱买官，做了山东省的理刑副千户，上任前，精心准备的也是衣物、佩饰，请来五六个裁缝“裁剪尺头，攒造衣服”，而且不顾忌“僭妄”，花费一百两银子，买来一品官员王招宣的“四指宽，玲珑云母，犀角鹤顶红，玳帽鱼骨香带”，准备在上任时佩戴，用应伯爵的话说：“东京卫主老爷，玉带金带空有，也没这条犀角带。……此为无价之宝！”(第三十一回)其实，他在家中请了许多匠人，钉了七八条官带，也都是这种朝廷明令规定不能滥戴的官带。做官之后，居家时的装束也颇为大胆：“带忠靖冠，丝绒鹤氅，白绫袄子。”(四十六回)“忠靖冠”是明代高级官员专有的家居服，《明史》记载，嘉靖七年，皇帝曾经因为官员宴居之服乱了贵贱等级，专门复制忠静冠服图颁发礼部，规定：“在京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许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堂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其余不许滥服。”［2］1639西门庆只是一个地方五品小官，这身打扮又一次透露出他对权势艳羡，但对朝廷法令却敢于违背的复杂心理。
西门庆之所以敢于如此藐视朝廷的权威性，是因为他准确地把握住了那个时代的脉搏：用钱买官，然后借官生钱。随着生意的扩张、与权臣蔡京关系的密切，西门庆内心的膨胀欲与不可一世的气焰也通过服饰表现出来。第七十三回，孟玉楼过生日，西门庆在家宴上穿上了东京何太监送给他的“飞鱼”服，飞鱼服是明代官服，面料由明代国家织造局专门织就，上有飞鱼形图案，因此而得名，这种服饰属于官服，是仅次于蟒衣的一种显贵服饰，二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着。《明史·舆服志》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嘉靖)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帝曰：'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2］1640难怪应伯爵见“西门庆白绫袄子上，罩着青缎五彩飞鱼蟒衣，张爪舞牙，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问：'哥，这衣服是那里的？’”如同西门庆所说，何太监能将飞鱼服送给他“此是一个大分儿(面子)。”而西门庆敢于在家宴上炫耀，已足见其财大气粗。
《金瓶梅》产生的时代“官商结合，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正在崛起，人们在两极分化中，受到金钱和权势的猛烈冲击，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奢华淫逸之风也迅即弥漫了整个社会”［3］168。在这一背景下，森严的等级制度在金钱的腐蚀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单从西门庆服饰消费中即可看出这种破坏力，《明史》中多处记载了最高统治者的不安，皇帝多次下诏书重申服饰穿着的等级，制止“奢侈越制”的风气，天顺二年，朝廷明令规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弘治十三年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2］1637然而，朝廷的律令在如西门庆一般熟谙升官发财潜规则的“时代宠儿”面前，显得有些乏力，这个时代礼崩乐坏的趋势由此也可见一斑。
二、《金瓶梅》中女性服饰消费的文化意义
女性的服饰消费更容易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尚与消费观念，在《金瓶梅》中服饰的展示主要也是围绕西门庆的妻妾们展开的，因为她们是当地豪商的妻妾，所以，穿着打扮不仅要显示出财气，还要体现出时尚性，兰陵笑笑生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通过女性服饰的描写，不仅使这个家资巨万的富商家庭更加出彩了，而且，这种描写呈现出多重的文化意义。
1.夸示性消费的表现。夸示性消费是以显示经济实力为目的的专门化消费［1］3，即消费超出日常需求，向着炫耀、夸示的趋势发展。嘉靖、万历年间，“在传统观念中被摒弃的游冶、夸耀、侈靡、聚敛风气，在商业与消费中心的城市中弥漫开来并成为风尚”［4］293，《金瓶梅》中的清河县正是一座商业化城市，小说中人物好货好色，主张享乐，服饰上去朴从艳，更重要的是，这种享乐已经突破了身体的基本需求，向着炫耀财富、显示权势的夸示性消费发展，这种趋势在女性服饰的消费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金瓶梅》通过节日、生日宴会等喜庆的场合，对西门庆妻妾的服饰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展示，如第二十七回是夏装展示、第五十六回则是秋装展示。女人们首饰之精美、服装之华丽，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第十五回上元节“佳人笑赏玩灯楼”中西门庆几位妻妾的冬装服饰更是夸示、炫耀的表现了，只见：“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缎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缎裙。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鬓后挑着许多各色灯笼儿。”
女人们的妆扮过于奢华，以致楼下的市民误以为她们是“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或是“贵戚皇孙家艳妾来此看灯”的，然而，“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搂着，显她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她举止、打扮的张扬、俗气，又透露出典型的市井文化特征，与《红楼梦》中皇族贵戚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不同，但夸示性消费的特征则表露无疑。
《金瓶梅》对西门庆妻妾们服饰消费夸饰性征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除了正面展现，还通过侧面描写反映出西门庆的女人们服饰消费已经远远超过基本需求，具有夸饰、炫耀的特点了。第六十二回李瓶儿死后，李娇儿等为李瓶儿找装殓的衣服、鞋子，小说写“拔步床第二个描金箱子里，都是新做的衣服”。盛鞋的四个小描金箱儿——约百十双鞋，箱坐厨里还有一大包，如此多的衣服、鞋子已是明显的为了应酬、为了装点西门庆的门面而进行的夸示性消费了。
第五十六回，通过西门庆的妻妾添置秋季衣服的奢侈，更可以见证这种消费特征。西门庆说：“这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才一箱是你大嫂子的，还做不完，才够一半哩。”常时节伸着舌头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费事！小户人家一匹布也难的。恁做着许多绫绢衣服，哥果是财主哩！”常时节的推断未必正确，妻妾之间应该是有区别的，但由此仍然可以看出，置办这么多，已远远超出日常消费，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证明与炫耀西门庆的财势。
而第四十回，西门庆的妻妾要去参加跟乔大户结儿女亲家的宴会，西门庆便将裁缝请到家中，为女人们缝制新衣，场面之宏大，令人惊叹：“共裁剪三十件衣服。兑了五两银子，与赵裁做工钱。一面叫了十来个裁缝，在家攒造。”小说没有交代这次服饰消费花了多少银子，但从手工费五两银子，可推知这次花销定然不菲。随后，西门庆又叫赵裁来，给西门大姐、丫环春梅、玉箫、迎春、兰香五人裁制了十七件新衣。从消费文化学的角度看，西门庆妻妾们的服饰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基本需求，是夸示需求的具体呈现。
2.女性服饰消费反映出等级贵贱与经济地位的区别。首先，《金瓶梅》通过女性服饰，反映出“一品官，二品客”的等级差别。《金瓶梅》极力渲染了新兴商人的财富与奢侈，也写了官员对商人阔绰用度与大方“进贡”的羡慕与贪婪。作者还写出了代表正统势力的官员不仅在权势上处处压着商人，迫使商人为了争得利益，不得不极尽巴结官员，而且，在看似不经意的文字中，反映出商人虽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在财富与奢侈上还远远不如官员，商人常常在官员的财势面前露出怯来。如西门庆娶了李瓶儿后，李瓶儿打开箱子与西门庆过目，不仅“一百颗西洋珠子”与“金厢鸦青帽顶子”让西门庆大开眼界，就是女人的一件头饰，也是他的妻妾们所没有的，西门庆坦言：“他每银丝髻倒有两三顶，只没编这髻。”二十七回，西门庆为了给蔡京庆生辰，专门去杭州织了“蟒衣尺头”，然而，还差一些花样儿，西门庆颇是着急，李瓶儿又拿出“两件大红纱，两匹玄色蕉布，俱是金织边五彩蟒衣，比杭州织来的，花样身份更强十倍”。这些奢华的珠宝、首饰、织物，必定是李瓶儿从梁中书或花太监家中带来，权势的优越性又一次使西门庆的财势逊色了。难怪，西门庆为儿子取名官哥，当应伯爵夸官哥“相貌端正，天生就是个戴纱帽胚胎儿”时，西门庆听了大喜。后来还情不自禁地对官哥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可见，西门庆对自己买来的武官身份还是自卑的，他对正宗文官的身份充满向往。
其次，《金瓶梅》中，女性的服饰则是其身份高低与经济地位的标志。如潘金莲初时是卖炊饼武大的妻子，衣着十分简陋：“上穿白夏布衫儿，桃红裙子，蓝比甲。”(第三回)嫁给西门庆之后，其穿着今非昔比，第三十四回，她从娘家回来下了轿：“上穿着丁香色南京云绸扌寨的五彩纳纱喜相逢天圆地方补子对衿衫儿，下着白碾光绸一尺宽攀枝耍娃娃挑线拖泥裙子，胸前扌寨带金玲珑扌寨领儿，下边羊皮金荷包。”
王六儿是奴才韩道国的浑家时，初见西门庆，尽管特意“艳妆浓抹，打扮的乔模乔样”，但其穿着也不过是“紫绫袄儿，玄色段红比甲，玉色裙子下边显着的两只脚儿，穿着老鸦段子羊皮金云头鞋儿。”(三十七回)主动与西门庆“刮搭”上，成为西门庆的女人后，“头上银丝髻，翠蓝绉纱羊皮金滚边的箍儿，周围插碎金草虫啄针儿；白杭绢对衿儿，玉色水围罗比甲儿，鹅黄挑线裙子；脚上老鸦青光素缎子高底鞋儿，羊皮金缉的云头儿；耳边金丁香儿，打扮的十分精致。”她的妆扮已超出自己的身份——韩伙计的浑家。
此外，作者在写女人们的服饰时，特别要说明吴月娘与众妾的不同，以突显出妻与妾的高下之别。如第十四回，正月初九日是潘金莲的生日：“只见潘金莲上穿越了沉香色潞绸雁衔芦花样对衿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溜金蜂赶菊钮扣儿；下着一尺宽海马潮云羊皮金沿边挑线裙子，大红缎子白绫高底鞋，妆花膝裤，青宝石坠子，珠子箍儿。与孟玉楼一样打扮。惟月娘是大红缎子袄，青素绫披袄，沙绿绸裙，头上带着髻、貂鼠卧兔儿。”
这一段服饰描写的主角是潘金莲，关于月娘的服饰描写虽然简洁，但一个“惟”字则显示出其“妻”的地位，她以贵重饰物“青宝石坠子”、“貂鼠卧兔儿”作佩饰，显得庄重、高贵。
女人们的穿着不仅显示出妻与妾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即使同为妾，由于其出嫁前经济状况的差别，进入西门家之后，吃穿用度依然显示出明显的不同。从小说中可看出，西门庆对妾的用度采用了有则多花、没则少花的方法，因而穷裁缝的女儿、卖炊饼的老婆——潘金莲的花销与带着丰厚的陪嫁进门的李瓶儿和孟玉楼自然无法相比，上一段服饰描写的主角似乎是潘金莲，但一句“与孟玉楼一样打扮”已看出，她虽与玉楼同为妾，但只有在生日这样特殊的日子，才能与玉楼一样妆扮。小说多次写了她经济的窘态，如第七十八回写她给潘姥姥付不出轿子钱，事后，月娘对潘金莲说：“你与姥姥一钱银子，写账就是了。金莲却说：“我是不惹他(西门庆)，他的银子都有数儿，只教我买东西，没教我打发轿子钱。”可见，作为西门庆的第五房妾，潘金莲的经济状况依然拮据。
四十六回，上元节，西门庆的妻妾在吴大妗子家吃酒听曲，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均有貂鼠皮袄，行院出身的李娇儿也穿着当铺里的皮袄，唯独潘金莲没有皮袄，最后由吴月娘发话临时去拿了当铺的一领青厢旧皮袄穿。在《金瓶梅》中拥有一件上好的皮袄已不仅仅用来作为御寒的工具，它更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无独有偶，有学者以貂皮大衣为例，作了很好的说明：“一件貂皮大衣的功能似乎是御寒，但在一位训练有素的符号学家看来，它实际上是贵妇人炫耀财富、显示地位的一种手段。貂皮大衣的御寒功能仅仅是一种托辞，是使某一文化秩序自然化的手段，它赋予本来是文化的东西(地位的竞争)一种自然与合理的功能(御寒)，功能也是神话的一部分。”［5］28潘金莲无力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只能寄希望于“汉子”的赏识与抬举，她直言：“有本事，到明日问汉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了人家旧皮袄来，披在身上做什么？”然而商人出身的西门庆固然有出手大方的时候，但大方背后是精明的算计，这导致潘金莲的“皮袄”梦做了很久。
三、《金瓶梅》服饰消费的商业文化特质
西门庆曾这样评价金钱：“兀那东西，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有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五十六回)从中可以看出，西门庆的金钱观已经完全不同于悭吝的地主。就连市井女人孟玉楼也懂得这个道理，她说：“常言道：世上钱财淌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由此可见，主张消费、以钱生钱的商业文化已经深入市井百姓，小说多处写西门庆出手大方，有时用奢华的绸缎、布匹送礼，有时用贵重的首饰、衣服打动女人的心，但其“散漫”使钱的背后，则是商人的精明与算计，单从服饰消费便可看出，西门庆无论是投资给官员还是女人，其收益一定是大于付出的。
《金瓶梅》中，服饰消费也成为商人西门庆巴结权豪势要的重要手段。第三十回，西门庆给蔡京和其管家翟谦的贿赂品，便有五彩夺目的锦绣蟒衣、金碧交辉的南京纻段。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为蔡京行贿的礼单中，除了珠宝和二百两黄金外，贵重的衣服布料也占了很大比例，有“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蟒袍、龙袍、玉带等均是朝廷明令禁止民间织造的，［2］1639这些衣物、佩饰可谓无价之宝。第六十八回，西门庆求钞关钱老爹办事，送的也是衣料，“添了两匹白鹇纻丝，两匹京段”，应伯爵估计“少说四匹尺头值三十两银子”。这些投资收到了超值的“利润”，西门庆从蔡京处得到了理刑副千户的官职，从蔡御史处得到提前一个月支盐引，一次便获利三万两银子，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许多无形的、关乎性命的庇护，如杀了武大逍遥法外，帮苗青摆平命案，安然渡过亲家陈洪的诛连案与曾御史的弹劾案。这时，西门庆的服饰消费已经完全失去服饰消费的基本含义，服饰消费已成为贿赂品，它与金钱一样“成为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润滑剂，为他扩展交往和生存的空间创造了便利”［6］11－12。
西门庆不仅以服饰消费为手段，在官场、商场大方投资，赢得了巨大的利润，而且在“刮搭”女人时，也是衣服、布料、首饰先行。如对待潘金莲、宋蕙莲、贲四嫂、王六儿均是如此，以宋蕙莲为例，西门庆先让玉萧送去一匹翠蓝四季团花兼喜相逢缎子，并且许诺：“你若依了我，头面衣服随你拣着用。”(二十二回)然而宋蕙莲顺从后，西门庆只是给她一些零碎银子花销，当她提出要打一个银髻时，西门庆只是口头应承，并不兑现，直到宋蕙莲死，也没有戴上需要八两银子才能打成的头饰。如果说宋蕙莲只是一个仆妇，不值得大投入，那么对待忍辱忍痛极尽讨好他的潘金莲，应该大方一些才对，然而，一旦涉及金钱，西门庆依然会精打细算，绝对不会随意出手。如潘金莲一直为没有皮袄耿耿于怀，然而，从上元节写潘金莲为皮袄怄气，直至年末，她依然在为皮袄“奋斗”。
第七十四回，李瓶儿已死，潘金莲在床上极尽讨好西门庆之后，两人围绕“皮袄“有一段对话：
妇人道：“我有桩事儿央你，依不依？”西门庆道：“怪小淫妇儿，你有甚事说不是？”妇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袄拿出来，与我穿了罢。明日吃了酒回来，他们都穿着皮袄，只奴没件儿穿。”西门庆道：“有年时王招宣府中当的皮袄，你穿就是了。”妇人道：“当的我不穿他，你与了李娇儿去；把李娇儿那皮袄却与雪娥穿。我穿李大姐这皮袄，你今日拿出来与了我，我扌寨上两个大红遍地金鹤袖，衬着白绫袄儿穿，也是与你做老婆一场，没曾与了别人。”西门庆道：“贼小淫妇儿，单管爱小便宜儿。他那件皮袄值六十两银子哩，油般大黑蜂毛儿。你穿在身上，是会摇摆！”
西门庆舍不得这件皮袄的原因只有一个：它值六十两银子，有学者估算，“明代万历年间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00元”［7］34，这件皮袄价值便在一万二千多元。潘金莲最终得到了这件皮袄，然而，它虽然质量上乘，价格不菲，却是李瓶儿的旧物，而且是在床上讨要来的，正如绣像本眉批所说：“以金莲之取索一物，但乘欢乐之际开口，可悲可叹。”但潘金莲已经不能计较那么多了，得到这件皮袄颇为不易——历时近一年且费尽心思，她说了那么多，其实，最能打动西门庆的大概是那句“替你装门面”，他的妻妾们的穿着是他财富与势力的符号，是一种夸示性消费。
服饰消费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清河县，不仅对于士、商非常重要，市井小民也十分在意穿着，帮闲常时节穷得房租都交不起，但在得到西门庆十二两银子的周济后，首先便是添置衣服，他老婆知道几件衣服花掉六两五钱银子后，不仅没埋怨常二乱花钱，反倒说：“虽没的便宜，却直这些银子。”宋蕙莲在得到西门庆的体己钱后，也没有存起来，而是指使丫头小厮买花粉、首饰子等，由此也可看出晚明普通市民的服饰消费也体现出追求夸耀、享受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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