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利南教授认为，文章列出的中国数据未必准确。“我国的避孕节育数据主要来自已婚已育夫妻。国外统计则针对全体育龄人群。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存在差异。” 实际上，根据国家卫健委2017年数据，宫内节育装置在避孕选择中，占52.2%，安全套使用率达18%。这些都明显高于《柳叶刀》文章。 《柳叶刀》所述我国女性绝育率，可能较真实情况偏高。《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1980年到2009年，中国女性绝育术达0.99亿例，年均330万例。到2019年，女性绝育术为23万余例，较此前有显著下降。 此外，程利南教授认为，《柳叶刀》文章关于我国口服避孕药使用的数据，不十分可靠。此类药物在中国是非处方药，民众能在药店轻松买到，真实数据统计难度非常大。 警惕：15-24岁女性避孕需求远没得到满足 《柳叶刀》文章指出一个严峻现状：全球仍存在较大的未被满足的避孕需求。2019年，相关数据高达1.62亿人。 细分到年龄段，15-24岁女性的“未满足”率最高，达26.5%（约4300万人）。由此或导致大量意外妊娠。文章称，在15-19岁者中，近一半的妊娠属于“计划外”。 未被期许的孩子，很可能没有出生机会。 程利南教授指出，在中国，人工流产虽然是安全性较高的妇科门诊手术，但其危害性被严重低估。约有10%-15%妇女会因人工流产出现各种并发症，甚至终生不孕。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1年刊文指出，近5年来，我国每年人工流产的总数一直徘徊在950万例左右。 同期增长的还有我国育龄妇女的不孕率，从1997年的3.5%提高至2019年的16.4%。2023年可能增至18.2%。 2009年至今，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一直在倡导、推行“科学避孕，远离人流”。即在人流手术前，对被手术者进行健康宣教，说明人流手术危害性，劝阻有可能生育的妇女别做手术、继续妊娠。而对坚决要做手术的，尽可能在术后及时落实长效、可逆的避孕方法。 建议：医生要重视提供避孕节育优质服务 随着二胎、三胎放开，许多育龄群众，甚至有些临床医生，觉得“计划生育”已经过时，不再需要提倡避孕节育。 程利南教授坦言，实际上，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计划生育意味着“拥有一种能力”，即通过使用避孕方法等，达成个人和夫妇所期望的生育间隔和时间，生育希望的子女数量。 WHO指出，确保所有人都能用上合适自己的避孕方法，有助于促进若干种人权，包括生命和自由、见解和表达自由、工作和教育权，并带来重大健康和其他利益。这还能促进各国可持续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柳叶刀》文章也强调，满足15-24岁女性的避孕需求，能有效避免其被意外妊娠所累，而失去受教育、就业机会。 “按照WHO标准，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有3大指标，包括人均期望寿命值、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避孕做得好，意外妊娠就会减少，孕产妇死亡率，尤其是少女妊娠死亡率就低。”程利南教授指出。 有效避孕还能降低围产儿死亡率。WHO数据显示，当生育间隔不到两年时，婴儿死亡率比生育间隔2-3年时高出45%，比生育间隔4年或4年以上时高出60%。 “在女性不愿生、不想生或不能生孩子的情况下，让她们获得安全、高效的综合避孕措施，保护妇女生殖健康和生育力，是我们推进计划生育的目标。”程利南教授介绍。 当下，一些对避孕方法的污名化却经久不散。比如，国内民众对含激素的避孕方法仍有误解。 在欧美国家，口服避孕药的使用率很高。很多女性青少年一旦来月经，妈妈们会告诉她这类药。荷兰性开放程度高，但由于口服避孕药使用率高，其人工流产低于千分之五，少女妊娠很少见。 程利南教授生活在上海。这几个月，她在门诊中遇到的人工流产数，不降反升。很多人回答她，怀孕纯属意外。“因为疫情防控在家，安全套用光了。” 程利南教授认为，避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掌握并使用高效、科学的避孕方法，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技能。 “科学避孕、远离人流，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程利南教授反复提及的一句话。参考资料：[1]Measuring contraceptive method mix,prevalence,and demand satisfied by age and marital status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1970–2019: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Lancet.2022;400:295–327.doi.org/10.1016/S0140-6736(22)00936-9[2]Contraceptive mix and informed choice.Lancet.2022;400:255-257.doi.org/10.1016/S0140-6736(22)01282-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