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群体中肺囊虫肺炎及卡波西肉瘤病例的密集出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简称“艾滋病”，AIDS）流行的前兆1。人们也很快注意到艾滋病还和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的高发病率相关。由于艾滋病的定义已经具体化，因此在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患者体内出现的卡波西肉瘤、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和宫颈浸润癌均可视为艾滋病界定癌症（AIDS-defining cancers）2。现在已知还有其他癌症也和HIV相关（表1）。本文用HIV相关性癌症一词来统称这些在HIV感染患者中发病率增高的癌症大群（包括艾滋病界定癌症和非艾滋病界定癌症）。此外，HIV感染者也可能罹患偶发癌症。
表1. 主要HIV相关性肿瘤*
* 表中列出在美国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人群中，标准化发病率比（SIR）上升的主要肿瘤类型。加号（由0到++++）表明癌症与免疫抑制及低CD4+细胞计数的相对关联程度，0表示无关联，而++++表示高度关联。ART表示抗逆转录病毒疗法，EBV表示EB病毒，HBV表示乙型肝炎病毒，HCV表示丙型肝炎病毒，HPV表示人乳头瘤病毒，KSHV表示卡波西肉瘤相关疱疹病毒。
† 本列信息根据Shiels等人2001～2005年的数据整理而得3。根据Shiels等人32004～2007年的数据，在HIV感染人群（包括已患或未患艾滋病）中，非艾滋病界定癌症每年的总病例数要比这里列出的高约32%。
‡ 本列信息来自Hernández-Ramírez等人的论文4。
§ EBV导致了30%～100%不同类型的、界定艾滋病的非霍奇金淋巴瘤；然而在KSHV相关性多中心卡斯尔曼病（Castleman’s disease）中并发的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和大B细胞淋巴瘤是两个例外，它们是由KSHV引起的。大约80%的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患者同时也感染了EBV。
¶ 这里显示的是HPV相关性癌症的SIR值；非HPV相关性癌症的SIR值为2.2。
HIV相关性癌症的流行病学和发病机制
卡波西肉瘤和数种类型的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最常见于CD4+ T细胞计数降低的患者。在有效的抗HIV疗法出现之前，有30%或以上的艾滋病患者患有这些癌症。自从齐多夫定和去羟肌苷（didanosine）用于临床治疗以后，这些肿瘤的发病率开始下降。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三药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方案之后，这些癌症的发病率下降≥70%，并且在2000年后继续呈缓慢下降4,5。然而，由于联合ART疗法极大地提高了HIV感染及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率，美国境内活着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已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该人群的年龄也增加了（图1A）。HIV感染或艾滋病患者中，有一大部分目前已经达到患癌风险增加的年龄。目前在HIV感染者中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癌症，这些癌症类型与一系列CD4+细胞计数值相关联3,4,6,7。艾滋病界定癌症的负荷在过去20年保持相对稳定，然而非艾滋病界定癌症的负荷增加；在该人群的癌症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中，非艾滋病界定癌症所占的比例在增加（图1B）。法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高度发达国家的HIV感染人群中，癌症是首要死亡原因8。
图1. HIV感染者中艾滋病和癌症发病趋势
图A显示美国艾滋病患者群体的年度和年龄分布。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国家HIV监控系统。图B显示美国活着的艾滋病患者中估计年度癌症病例数，本图依照艾滋病界定癌症、非艾滋病界定癌症和不明确的癌症进行分层3。
流行病学模式，包括发现卡波西肉瘤在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中的流行程度要远高于其他HIV感染高危人群这一观察事实，提示另有一种感染原引发卡波西肉瘤9。Chang等人于1994年在卡波西肉瘤病灶中发现了一种新的γ-疱疹病毒（卡波西肉瘤相关疱疹病毒[KSHV]，又称为人疱疹病毒8[HHV-8]），并证明它引发了卡波西肉瘤10。继这一发现以来，研究已表明大多数HIV相关性癌症都是由致癌病毒引起的，例如KSHV、EB病毒（EBV）、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和Markel细胞多瘤病毒。在因HIV感染而导致免疫功能失调的患者体内，这些病毒以及被它们感染的细胞的免疫控制遭到破坏，使癌症得以发生。HIV流行程度在中低收入国家最为严重，而这些国家的病毒相关性癌症负荷也高。在其中一些国家，卡波西肉瘤和宫颈癌是最常见的癌症类型。
有多种因素会促使癌症发病率上升。HIV感染者（即使是接受HIV控制治疗并稳定了CD4+细胞计数的患者）都存在慢性抗原刺激、炎症及细胞因子紊乱，这些都促使了淋巴瘤和其他癌症的发生11。此外，HIV感染的高危人群也有更高的概率感染致癌病毒12。KSHV、HPV和HBV都可以通过性传播，在有多个性伴侣的人群中这些病毒的感染率升高。HBV和HCV可以通过共用针头传播。某些HIV感染者人群的吸烟率很高，造成肺癌及其他与吸烟相关的癌症发病率上升。HIV感染还增加了肺炎发病率，进而增加了HIV感染人群的肺癌风险13。最后，在日渐老龄化的HIV阳性人群中，常见偶发癌症（例如结肠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比例正在持续上升。
卡波西肉瘤
卡波西肉瘤是一类多中心肿瘤，特征表现包括从少数惰性皮肤病变到累及一至多个器官的多病灶损伤，尤其是发生于口腔黏膜、胃肠道、淋巴结、肺和骨等部位（图2）。卡波西肉瘤的流行病学类型包括：通常发生于地中海地区老年男性中，且较为惰性的经典型；发生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经常累及淋巴结的非洲型；器官移植相关型；以及流行（艾滋病相关）型。KSHV是所有类型的病原体，这些流行病学类型也许各有不同的自然史，但都被视为是同一种疾病。有别于其他疱疹病毒，KSHV的感染率因不同人群而异14。在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中，以及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美国一般人群中的感染率低于5%。卡波西肉瘤在被KSHV感染但除此之外健康的人中发生率较低。HIV相关性卡波西肉瘤的风险与CD4+细胞计数呈负相关，然而，即使是接受多年有效联合ART治疗的患者，或者具有正常CD4+细胞计数的患者，以及前述两种情况兼备的患者，他们的风险依然远高于一般人群15。尽管美国的HIV相关性卡波西肉瘤总发病率已下降3,6，但最近的证据显示美国南部黑种人男性中的发病率出现上升16。
图2. 卡波西肉瘤部分临床表现
图A中，一例卡波西肉瘤相关疱疹病毒（KSHV）炎症细胞因子综合征（KICS）患者的大腿上，有晚期卡波西肉瘤及相关的水肿和溃疡。图B中，CT扫描图显示弥散状、浸润性肺卡波西肉瘤。图C中，一例HIV感染控制良好且维持了CD4+细胞计数的患者，双腿及双脚上有卡波西肉瘤以及相关的“木状”水肿。图D显示口腔卡波西肉瘤。图E显示背部皮肤上典型的卡波西肉瘤病变。
卡波西肉瘤病变的特征是内皮细胞起源的梭形细胞增殖，并有不同程度的血管异常、炎症浸润和纤维化。红细胞和含铁血黄素沉积使病变部位呈现特征性发紫的颜色。梭形细胞被KSHV感染并表达潜伏相关核抗原（latency-associated nuclear antigen，LANA），这种病毒蛋白将KSHV附加体连接到染色质上。KSHV编码若干基因导致细胞增殖、细胞因子产生和血管生成，由此推动发病进程17。动物研究提示一个由溶源性开放阅读框74（ORF74）基因编码的组成型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对于发病机制尤其重要18。卡波西肉瘤病变经常发生在相对低氧的脚部，被缺氧诱导因子激活的由KSHV编码的基因或许促进了肿瘤发展19。肿瘤的克隆性依然是一个未知领域20,21。一般认为卡波西肉瘤是多克隆的，但有些证据表明较晚期阶段的肿瘤可能是寡克隆或单克隆的。
最初由艾滋病临床试验组（AIDS Clinical Trials Group）建立的标准被用于划分艾滋病相关性卡波西肉瘤的发展阶段并评估患者对治疗的应答22,23。卡波西肉瘤可能迅速恶化，而且该病晚期死亡率很高。联合ART疗法是艾滋病相关性卡波西肉瘤治疗方法上的一个奠基石。对单纯ART的疗效估计值差异极大。20%～80%接受ART治疗的艾滋病相关性卡波西肉瘤患者的肿瘤可在数月内减小或消失，尤其是以前未接受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轻症患者24,25。某些刚开始ART治疗的患者开始出现肿瘤或出现肿瘤恶化，这可能是由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IRIS）的一种类型导致的26。应用糖皮质激素是治疗其他类型的IRIS的常规方法，但在此会使肿瘤恶化，所以应当尽量避免使用糖皮质激素27。
局部治疗方法，包括放疗、局部应用9-顺式-维甲酸（阿利维A酸）和病灶内治疗，并不能在ART基础上增加疗效，现已很少使用。手术除了帮助诊断或治疗解剖部位危险的病变外，并没有多大作用。
全身治疗是对ART治疗无应答或患广泛病症患者的最好治疗方法。全身治疗的适应证包括内脏病症、疼痛或溃疡损伤、水肿、广泛的皮肤病症、快速进展的病症、卡波西肉瘤IRIS或因显露在外的病损所带来的耻辱感造成的心理退缩。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是最常见的全身治疗药物，即使在ART还没有被应用于治疗的时代，对此药物的应答率约为45%28,29。紫杉醇的应答率为55%～70%，但其具有较强毒性，一般用作二线治疗29,30。近来，泊马度胺（pomalidomide）和来那度胺（lenalidomide）显示出对艾滋病相关性卡波西肉瘤和经典卡波西肉瘤都有作用31,32。尽管多柔比星、博来霉素、长春新碱和依托泊苷等药物对卡波西肉瘤疗效没有那么好且有副作用，但却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常和ART同时使用，这是因为该地区有这些药物，并且比脂质体多柔比星或紫杉醇便宜33,34。由艾滋病临床试验组和艾滋病恶性肿瘤联盟（AIDS Malignancy Consortium）在非洲的5个国家和巴西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ClinicalTrials.gov注册号，NCT01435018）的初步结果显示，依托泊苷在治疗晚期病症方面比紫杉醇或联用博来霉素和长春新碱要差35。
不管用什么药，只要病情不断好转，患者都应接受治疗；一旦对药物的应答进入平台期，如果应答是足够的，就应停止治疗。停药有时是在药量降低一段时间之后。然而，在达到应答平台期之后，如果病症还很严重，就应该考虑更换治疗方法。应用目前已有的治疗方法，很多患者都能获得长期控制，尤其是在ART诱导免疫重建的情况下。然而，因KSHV不能清除，所以肿瘤可能复发而需要进一步治疗。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艾滋病相关性卡波西肉瘤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无卡波西肉瘤的艾滋病患者的3倍；艾滋病相关性卡波西肉瘤患者也会经常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而导致截肢33,36。目前需要新的有效的治疗卡波西肉瘤的方法，部分原因是现有药物都具有累积毒性效应（例如，与多柔比星相关的心脏毒性，以及骨髓毒性）。目前也需要经济上负担得起的药物，以便在资源缺乏的地区应用。
由KSHV引起的其他疾病
KSHV可导致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一种罕见的淋巴瘤）、KSHV相关性多中心性卡斯尔曼病（图3）和KSHV炎症细胞因子综合征（KICS）37-39。患者可能会有两种或更多的病症同时存在，临床医师应当留心这样的同发病情。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是一种罕见的克隆性B细胞癌症，常表现为体腔有渗出，但也可以表现为非体腔病症（表2）。所有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患者的肿瘤细胞都有KSHV感染，其中80%有EBV合并感染37,40。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可能起源于被KSHV感染的间皮细胞，这些间皮细胞分化成具有类似B1细胞（一种B细胞亚类，能分泌作用广泛的低亲和力抗体；此种细胞在鼠科动物胸膜腔和腹膜腔大量存在）性状的肿瘤细胞41。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患者常伴有炎症症状。炎症细胞因子、铁蛋白和IgE水平在血清中升高的患者结局差42。治疗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用到的联合化疗方案与ART结合可以使近40%患者的癌症得到长期缓解，而且治疗以治愈为目的40,42。
图3. KSHV相关性多中心卡斯尔曼病和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的病理和影像结果
在KSHV相关性多中心卡斯尔曼病（图A，苏木精-伊红染色[HE染色]）中，受累淋巴结常表现为生发中心萎缩并被数层套细胞所包围、血管增生和玻璃样变，以及滤泡间浆细胞增多症。KSHV编码的潜伏相关核抗原-1（LANA-1）染色突出显示被KSHV感染的浆母细胞（图B）。在一例患KSHV多中心卡斯尔曼病（图C）的患者中，18F-氟代脱氧葡萄糖（FDG）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显示其在颈部、腋窝和腹股沟的淋巴结链有对称性的FDG富集淋巴结；FDG摄取增多也见于肿大的脾脏。在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中（图D），用改良快速Wright-Giemsa（Diff-Quik）染色显示巨大恶性淋巴细胞，这些细胞的细胞质呈嗜碱性并有明显的核仁。LANA-1染色（图E）突出显示被KSHV感染的淋巴瘤细胞。至于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图F），CT扫描显示胸腔积液。病理图片来自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病理实验室的Stefania Pittaluga和Hao-Wei Wang。
表2. 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与HIV感染高度相关
* 一般认为此种淋巴瘤为艾滋病界定癌症。CNS表示中枢神经系统。
KSHV相关性多中心卡斯尔曼病是B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典型表现是炎症的症状，包括高热、盗汗、恶病质和体重减轻38,43,44。患者常有淋巴结肿大、脾大、水肿，以及呼吸道、胃肠道、皮肤或神经系统症状。病程特点为间歇性发作，患者可能会病情危重。实验室检查异常包括C反应蛋白水平升高、白蛋白水平低、KSHV病毒载量升高，以及贫血、血小板减少和低钠血症。此病常被误诊，尤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34。确诊需要对受累淋巴结做活检。观察活检标本可得到特征性结果，包括在淋巴结的套区（mantle region）发现表达LANA的浆母细胞和带有新生血管核心的萎缩生发中心。炎症症状是由KSHV编码病毒白细胞介素-6以及其他细胞因子（包括人白细胞介素-6和白细胞介素-10）水平增高所引起45-47。直到最近，中位生存期仍不到2年。然而，几种新疗法已经被开发出来，包括利妥昔单抗、利妥昔单抗联合脂质体多柔比星、大剂量齐多夫定联合缬更昔洛韦48-51。如今大多数患者的癌症可以长期缓解，并且预后也得到极大改善。
KICS是一种综合征，特点是具有重度多中心性卡斯尔曼病样炎症症状却没有卡斯尔曼病。有些感染KSHV的患者会患此综合征39,52。KICS患者中罹患卡波西肉瘤或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的比例高。对KICS患者的肿瘤进行治疗具有挑战性，初期研究报告显示KICS与患者预后差相关。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深入了解这种病症并改善治疗方案。
HIV相关性淋巴瘤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艾滋病所做的界定中，最初包含的淋巴瘤是伯基特淋巴瘤、免疫母细胞性淋巴瘤和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CNS）淋巴瘤2。自此之后，淋巴瘤分类系统继续发展并识别出新的淋巴瘤类型（例如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和浆母细胞淋巴瘤）37,53。“界定艾滋病的淋巴瘤”定义并未正式修订，但目前通常指HIV感染者发生的侵袭性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表2）。HIV感染也增加了经典霍奇金淋巴瘤3,6,7,54的患病风险，它不属于界定艾滋病的淋巴瘤。
许多HIV相关性淋巴瘤都是由感染了EBV的肿瘤细胞组成，包括艾滋病相关性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55、浆母细胞淋巴瘤53和霍奇金淋巴瘤54。然而，也有不少HIV相关性伯基特淋巴瘤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病例呈EBV阴性。浆母细胞淋巴瘤是一种侵袭性EBV相关性肿瘤，最初在HIV患者中描述为下颌病变；这些肿瘤中有一些带有c-myc基因易位56。在HIV相关性霍奇金淋巴瘤中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为混合细胞型，Reed-Sternberg细胞通常受EBV感染，且肿瘤微环境呈现独特特征。与一般人群的霍奇金淋巴瘤不同，HIV相关性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特征包括发病年龄更高，以及更常发生B症状（即体重下降、盗汗和发热）、器官受累和异常表现（如仅累及骨骼的疾病）54。
淋巴瘤可以是HIV感染的主要症状，所有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或霍奇金淋巴瘤患者都应该进行HIV测试57。淋巴瘤的确诊必须经过病理学确认。对大多数侵袭性HIV相关性淋巴瘤患者的病程分期应包括对中枢神经系统累及程度的评估。脑脊液（CSF）细胞学分析结果的假阴性率高；因此，用流式细胞检测技术对脑脊液进行分析有助于评估柔脑膜的受累程度58。
有环形强化中枢神经系统肿块的HIV感染者应接受是否罹患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评估。钆增强磁共振成像和18F-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FDG-PET）都有助于确诊。辅助诊断手段包括：腰椎穿刺提取脊髓液进行细胞计数，EBV和弓形虫聚合酶链反应（PCR），细胞学和流式细胞分析检查柔脑膜的B细胞淋巴瘤受累程度，以及其他根据临床需要而进行的常规及微生物检查。ENV病毒载量的上升支持淋巴瘤的诊断，而与流式细胞分析结果一致的细胞学分析可以作为确诊依据。相反，其他微生物学检查结果阳性可能表明有相应微生物感染。因为这些患者患晚期艾滋病，在他们身上可以观察到并发淋巴瘤和感染。中枢神经系统肿块活检是最为可靠的检测方法，推荐用于高度疑似淋巴瘤，而用脑脊液评估和影像学技术又无法确诊的病例。立体定向穿刺活检一般来说是安全的。但是，对于无法进行活检的晚期艾滋病患者，FDG-PET检测到的中枢神经系统FDG富集病变和脑脊液中病毒载量上升综合起来如具有高度阳性预测值，可作为实施淋巴瘤疗法的依据59。在ART进入临床应用以前，推荐做法是进行一轮经验性弓形虫病治疗试验，因为弓形虫病和淋巴瘤很难区分，如果弓形虫治疗后肿块消失即可排除淋巴瘤。然而，由于目前采用针对淋巴瘤的疗法治愈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成为可能，因此单独施行经验性弓形虫治疗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及时确诊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可极大降低神经系统恶化的风险。
HIV相关性淋巴瘤患者的总生存率已经由前ART时代的低于20%提高到目前采用减量方案的80%以上。对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伯基特淋巴瘤和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施行全剂量治疗方案达到的生存率已经近似于对一般人群中这些疾病的治疗结果，这种全剂量治疗方案适用于特定的组织学诊断60-63。一项汇总分析显示对CD20+ HIV相关性淋巴瘤患者施用利妥昔单抗、联合ART，以及调整剂量的依托泊苷、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及环磷酰胺（EPOCH）治疗可获得较长的生存期64。用标准多柔比星、博来霉素、长春碱和达卡巴嗪（ABVD）治疗HIV相关性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疗效与治疗HIV阴性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类似63。HIV感染者可以接受造血细胞移植，早期研究提示该治疗方法获得的生存结局和在一般人群中获得的类似65。对于更加少见的淋巴瘤类型，例如浆母细胞淋巴瘤和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也应进行以治愈为目标的疾病管理66,67。对于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原先推荐使用放疗，但这可能导致后期神经毒性效应。初步数据提示，整合了ART和利妥昔单抗的免疫化疗可使70%以上的患者获得长期癌症缓解而无须放疗68。这一治疗模式与在一般人群中治疗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疗法类似。
对HIV相关性淋巴瘤的治疗中建议联用ART；但是，在淋巴瘤治疗开始之前必须进行潜在药物相互作用评估。正在接受常用淋巴瘤疗法的患者应避免服用对细胞色素P-450酶CYP3A4有较强作用的HIV药物，包括利托那韦和cobicistat69。如果ART的毒性效应影响到癌症治愈性疗法的实施，就必须调整ART方案。首选疗法是不含cobicistat的、基于整合酶链转移抑制剂的方案。对需要启动ART的淋巴瘤患者，合理做法是暂缓ART，等到完成第一周期化疗后立即开始。同样地，对于需要调整ART的患者，合理做法也是中止联用ART，等到完成第一周期化疗后立即重启。值得注意的是，治疗过程中必须强调支持性治疗，包括预防机会性感染。
非艾滋病界定癌症
除了卡波西肉瘤、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和侵袭性宫颈癌之外，HIV感染者发生的所有其他癌症均被视为非艾滋病界定癌症。这包括HIV相关性肿瘤和偶发癌症。在美国， HIV感染者发生的非艾滋病界定癌症中大约一半属于以下5种：肺癌、肛门癌、肝细胞癌、霍奇金淋巴癌和口咽癌3。此外，HIV还增加了其他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鳞状细胞皮肤癌、Merkel细胞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和（尤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结膜鳞状细胞癌4,70。在艾滋病流行早期，艾滋病患者往往因过于衰弱而无法接受标准癌症治疗。但是，随着ART的应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非艾滋病界定癌症和偶发癌症通常应该遵循标准治疗加以管理。目前尚无好的标准疗法的情况下，应当考虑让患者参加临床试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ancer Research）和癌症研究之友（Friends of Cancer Research）都支持在适当情况下将HIV感染者纳入癌症相关的临床试验71-73。在癌症管理过程中，HIV感染应作为一种慢性病来对待，需要注意的是，HIV药物与癌症疗法之间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以及预防机会性感染。
人乳头瘤病毒相关性癌症
宫颈癌和肛门癌是HIV感染者中最常见的HPV相关性肿瘤3。据估计HIV感染者中30%的头颈部癌症和大部分口咽癌均与HPV有关74,75。HIV感染者有更大可能遭到高危HPV的慢性感染，并罹患相关的宫颈及肛门部位癌前高级别鳞状上皮病变76-78。这类病变的风险与免疫抑制有关。癌前病变的检测与管理对于预防HPV相关的多种癌症十分重要。宫颈癌筛查对于感染HIV的女性尤其重要。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建议，30岁以下HIV感染女性经确诊后每年都应进行宫颈涂片（Pap）筛查。3次年度宫颈涂片检查为阴性结果之后，筛查间期可以延长为3年79。对于30岁及以上女性，建议进行宫颈涂片检查或者宫颈涂片及致癌HPV病毒株的联合检查。对于HIV感染的女性，筛查应持续终生。这些指南仍在不断改进之中，并在网站https://aidsinfo.nih.gov/上定期更新79。在资源有限条件下，适用于HPV相关性肿瘤的新筛查方法包括筛查-治疗相结合的方案及进行多种HPV类型的PCR检测80。肛门癌大多见于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借鉴宫颈癌的模式，目前已经针对肛门癌开发了筛查程序，包括肛门黏膜涂片和肛门镜检查。但是，对肛门高级别鳞状上皮病变进行治疗的风险获益比尚不明了。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正在资助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肛门癌HSIL（高级别鳞状上皮病变）结局研究（Anal Cancer HSIL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Outcomes Research，ANCHOR）——以确定与仅仅进行监控相比，对高级别病变进行筛查与治疗是否能够防止浸润性肛门癌的发生。
HIV相关性癌症的预防
大多数HIV相关性肿瘤由致癌病毒或其他外源因子导致，因而可能可以预防81。最重要的是对HIV的早期诊断和进行ART治疗。此外，HPV相关的癌症可以通过疫苗预防82。对于女童和男童，首次性行为之前接种HPV疫苗最为有效，HPV疫苗已通过FDA审批用于26岁以下的女性和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以预防HPV相关性疾病。四价HPV疫苗加德西（Gardasil）对HIV感染者仍具有免疫原性，尤其是对CD4+细胞计数高于200个细胞/mm3的患者83。HBV免疫接种，以及减少共用针头项目对于降低肝癌风险很重要。KSHV相关性肿瘤可以通过阻断KSHV感染来预防。KSHV主要通过唾液传播84，行为干预可以有效减少病毒传播。高危人群对KSHV的了解很少，KSHV感染率在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中持续居高不下85-87。在各种性活动中使用唾液，包括作为润滑剂，可能助长了感染风险。同样，一些特殊做法，例如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对食物预先咀嚼的习俗可能造成KSHV的蔓延。由此看来，可以认为以减少KSHV借助唾液传播为重点的患者教育和公共卫生措施应该是有效的，尽管这一推论尚未得到有对照试验的证实。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制订预防策略。
戒烟尤其重要。许多HIV感染人群的吸烟率远高于一般人群，而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相关性死亡原因之一。戒烟还有降低其他癌症风险的益处。对有严重吸烟史的HIV感染者使用小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进行肺癌筛查的做法正在接受评估，以求更好地了解这一技术的灵敏度、特异性，以及CT在该人群中的最佳应用方式88。根据目前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的建议，年龄在55～80岁且有≥30包-年吸烟史的患者应针对肺癌进行每年1次小剂量CT筛查。最后，HIV感染者应进行针对偶发癌症如直肠癌和乳腺癌的适龄筛查。
结论
尽管ART疗法的开发极大地提高了艾滋病界定癌症的总体生存率，并降低了这些癌症的发病率，但其他癌症已经成为前沿目标和导致艾滋病感染者并发症与死亡的主要原因。随着HIV感染人群的老龄化，多种HIV相关性癌症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这些癌症既带来挑战，也提供了机遇。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过艾滋病恶性肿瘤联盟（AIDS Malignancy Consortium）、内部研究项目（Intramural Program）、癌症免疫疗法试验网络（Cancer Immunotherapy Trials Network），以及骨与骨髓移植临床试验网络（Bone and Marrow Transplant Clinical Trials Network），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资助一系列预防与治疗HIV相关性癌症的临床研究。以前研究的结果支持对多种HIV相关性癌症的循证治疗指南89。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答。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为全球超过3,500万HIV感染者开辟预防、诊断和治疗HIV相关性癌症的新途径。
Disclosure forms provided by the authors are available with the full text of this article at NEJM.org.
Dr. Yarchoan reports having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 (CRADAs) with Celgene, Hoffmann–La Roche, Bayer, and Merck, having a pending patent (PCT/US2016/039245) on Meth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Kaposi’s Sarcoma or KSHV-Induced Lymphoma Using Immunomodulatory Compounds, and Uses of Biomarkers, and holding a patent (9,474,793) on vaccines and method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rug-resistant HIV-1 and hepatitis B virus, two patents (6,509,321 and 6,423,308) on treatment of Kaposi’s sarcoma with interleukin-12, and a patent (4,707,443) on 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 as a disease indicator and a method of assaying the same; and Dr. Uldrick, having CRADAs with Celgene, Hoffmann–La Roche, Bayer, and Merck and a pending patent (PCT/US2016/039245) on Meth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Kaposi’s Sarcoma or KSHV-Induced Lymphoma Using Immunomodulatory Compounds, and Uses of Biomarkers; all issued and pending patents of Drs. Yarchoan and Uldrick are assigned to the U.S. Government, with a portion of the royalties going to employee-inventors under the 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of 1986 (P.L. 99-502). No other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relevant to this article was reported.
We thank Dr. H. Irene Hall for providing an earlier version of Figure 1A.
译者：李春燕，University of Tennessee Health Science Center, TN；凌怀本，职业翻译
校对：侯海燕，NEJM医学前沿
Robert Yarchoan, M.D., and Thomas S. Uldrick, M.D.
From the HIV and AIDS Malignancy Branch, Center for Cancer Research,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Bethesda, MD. Address reprint requests to Dr. Yarchoan at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10 Center Dr., Rm. 6N106, MSC1868, Bethesda, MD 20892, or at robert.yarchoan@nih.gov.
1. Kaposi’s sarcoma and Pneumocystis pneumonia among homosexual men — New York City and California.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1981;30:305-308.
2. 1993 Revis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HIV infection and expanded surveillance case definition for AIDS among adolescents and adults. MMWR Recomm Rep 1992;41(RR-17):1-19.
3. Shiels MS, Pfeiffer RM, Gail MH, et al. Cancer burden in the HIV-infected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Natl Cancer Inst 2011;103:753-762.
4. Hernández-Ramírez RU, Shiels MS, Dubrow R, Engels EA. Cancer risk in HIV-infected people in the USA from 1996 to 2012: a population-based, registry-linkage study. Lancet HIV 2017;4(11):e495-e504.
5. Eltom MA, Jemal A, Mbulaiteye SM, Devesa SS, Biggar RJ. Trends in Kaposi’s sarcoma and non-Hodgkin’s lymphoma inc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73 through 1998. J Natl Cancer Inst 2002;94:1204-1210.
6. Silverberg MJ, Lau B, Achenbach CJ, et al.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cancer among persons with HIV in North America: a cohort study. Ann Intern Med 2015;163:507-518.
7. Robbins HA, Pfeiffer RM, Shiels MS, Li J, Hall HI, Engels EA. Excess cancers among HIV-infected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J Natl Cancer Inst 2015;107:107-107.
8. Morlat P, Roussillon C, Henard S, et al. Causes of death among HIV-infected patients in France in 2010 (national survey): trends since 2000. AIDS 2014;28:1181-1191.
9. Beral V, Peterman TA, Berkelman RL, Jaffe HW. Kaposi’s sarcoma among persons with AIDS: a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Lancet 1990;335:123-128.
10. Chang Y, Cesarman E, Pessin MS,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herpesvirus-like DNA sequences in AIDS-associated Kaposi’s sarcoma. Science 1994;266:1865-1869.
11. Martínez-Maza O, Breen EC. B-cell activation and lymphoma in patients with HIV. Curr Opin Oncol 2002;14:528-532.
12. de Martel C, Shiels MS, Franceschi S, et al. Cancers attributable to infections among adults with HIV in the United States. AIDS 2015;29:2173-2181.
13. Shebl FM, Engels EA, Goedert JJ, Chaturvedi AK. Pulmonary infections and risk of lung cancer among persons with AIDS. 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 2010;55:375-379.
14. Gao S-J, Kingsley L, Li M, et al. KSHV antibodies among Americans, Italians and Ugandans with and without Kaposi’s sarcoma. Nat Med 1996;2:925-928.
15. Maurer T, Ponte M, Leslie K. HIV-associated Kaposi’s sarcoma with a high CD4 count and a low viral load. N Engl J Med 2007;357:1352-1353.
16. Royse KE, El Chaer F, Amirian ES, et al. Disparities in Kaposi sarcoma incidence and surv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2013. PLoS One 2017;12(8):e0182750-e0182750.
17. Moore PS, Boshoff C, Weiss RA, Chang Y. Molecular mimicry of human cytokine and cytokine response pathway genes by KSHV. Science 1996;274:1739-1744.
18. Montaner S, Sodhi A, Ramsdell AK, et al. The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Kaposi’s sarcoma. Cancer Res 2006;66:168-174.
19. Haque M, Davis DA, Wang V, Widmer I, Yarchoan R.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human herpesvirus 8) contains hypoxia response elements: relevance to lytic induction by hypoxia. J Virol 2003;77:6761-6768.
20. Rabkin CS, Bedi G, Musaba E, et al. AIDS-related Kaposi’s sarcoma is a clonal neoplasm. Clin Cancer Res 1995;1:257-260.
21. Duprez R, Lacoste V, Brière J, et al. Evidence for a multiclonal origin of multicentric advanced lesions of Kaposi sarcoma. J Natl Cancer Inst 2007;99:1086-1094.
22. Krown SE, Metroka C, Wernz JC. Kaposi’s sarcoma in the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 proposal for uniform evaluation, response, and staging criteria. J Clin Oncol 1989;7:1201-1207.
23. Krown SE, Testa MA, Huang J. AIDS-related Kaposi’s sarcoma: prospective validation of the AIDS Clinical Trials Group staging classification. J Clin Oncol 1997;15:3085-3092.
24. Martin-Carbonero L, Barrios A, Saballs P, et al.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plus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versus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lone in HIV patients with Kaposi’s sarcoma. AIDS 2004;18:1737-1740.
25. Bower M, Weir J, Francis N, et al. The effect of HAART in 254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IDS-related Kaposi’s sarcoma. AIDS 2009;23:1701-1706.
26. Letang E, Lewis JJ, Bower M, et al. Immune reconstitution inflammatory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Kaposi sarcoma: high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Africa than in the UK. AIDS 2013;27:1603-1613.
27. Gill PS, Loureiro C, Bernstein-Singer M, Rarick MU, Sattler F, Levine AM. Clinical effect of glucocorticoids on Kaposi sarcoma related to the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Ann Intern Med 1989;110:937-940.
28. Northfelt DW, Dezube BJ, Thommes JA, et al. Pegylated-liposomal doxorubicin versus doxorubicin, bleomycin, and vincris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IDS-related Kaposi’s sarcoma: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J Clin Oncol 1998;16:2445-2451.
29. Cianfrocca M, Lee S, Von Roenn J,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paclitaxel versus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for advance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ssociated Kaposi sarcoma: evidence of symptom palliation from chemotherapy. Cancer 2010;116:3969-3977.
30. Welles L, Saville MW, Lietzau J, et al. Phase II trial with dose titration of paclitaxel for the therapy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ssociated Kaposi’s sarcoma. J Clin Oncol 1998;16:1112-1121.
31. Polizzotto MN, Uldrick TS, Wyvill KM, et al. Pomalidomide for symptomatic Kaposi’s sarcoma in people with and without HIV I\infection: a phase I/II study. J Clin Oncol 2016;34:4125-4131.
32. Shimabukuro K, Moore PC, Bui J, et al. Lenalidomid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AIDS-associated Kaposi sarcoma. Presented at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lignancies in HIV/AIDS, Bethesda, MD, October 23–24, 2017.
33. Chalya PL, Mbunda F, Rambau PF, et al. Kaposi’s sarcoma: a 10-year experience with 248 patients at a single tertiary care hospital in Tanzania. BMC Res Notes 2015;8:440-440.
34. Chinula L, Moses A, Gopal S. HIV-associated malignanc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urr Opin HIV AIDS 2017;12:89-95.
35. AIDS–Kaposi’s sarcoma study changed due to drug underperformance; oral etoposide plus antiretroviral therapy study arm Discontinued. Press release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March 18, 2016 (https://www.niaid.nih.gov/news-events/aids-kaposi’s-sarcoma-study-changed-due-drug-underperformance).
36. Maskew M, Fox MP, van Cutsem G, et al. Treatment response and mortality among patients start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with and without Kaposi sarcoma: a cohort study. PLoS One 2013;8(6):e64392-e64392.
37. Cesarman E, Chang Y, Moore PS, Said JW, Knowles DM.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like DNA sequences in AIDS-related body-cavity–based lymphomas. N Engl J Med 1995;332:1186-1191.
38. Soulier J, Grollet L, Oksenhendler E, et al.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like DNA sequences in multicentric Castleman’s disease. Blood 1995;86:1276-1280.
39. Polizzotto MN, Uldrick TS, Wyvill KM,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Kaposi sarcoma herpesvirus (KSHV)-associated inflammation: prospective characterization of KSHV inflammatory cytokine syndrome (KICS). Clin Infect Dis 2016;62:730-738.
40. Guillet S, Gérard L, Meignin V, et al. Classic and extracavitary primary effusion lymphoma in 51 HIV-infected patients from a single institution. Am J Hematol 2016;91:233-237.
41. Sanchez-Martin D, Uldrick TS, Kwak H, et al. Evidence for a mesothelial origin of body cavity effusion lymphomas. J Natl Cancer Inst 2017;109:109-109.
42. Uldrick TS, Polizzotto MN, Filie A, et al. Clinical, immunologic, and virologic findings in Kaposi sarcoma herpesvirus (KSHV)-associated lymphomas suggest KSHV-associated inflammatory syndromes contribute to symptoms and disease pathogenesis. Presented at the 54th 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 Annual Meeting, Atlanta, December 8–11, 2012.
43. Oksenhendler E, Duarte M, Soulier J, et al. Multicentric Castleman’s disease in HIV infection: a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study of 20 patients. AIDS 1996;10:61-67.
44. Waterston A, Bower M. Fifty years of multicentric Castleman’s disease. Acta Oncol 2004;43:698-704.
45. Aoki Y, Tosato G, Fonville TW, Pittaluga S. Serum viral interleukin-6 in AIDS-related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Blood 2001;97:2526-2527.
46. Oksenhendler E, Carcelain G, Aoki Y, et al. High levels of human herpesvirus 8 viral load, human interleukin-6, interleukin-10, and C reactive protein correlate with exacerbation of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Blood 2000;96:2069-2073.
47. Polizzotto MN, Uldrick TS, Wang V, et al. Human and viral interleukin-6 and other cytokines in Kaposi sarcoma herpesvirus-associated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Blood 2013;122:4189-4198.
48. Gérard L, Bérezné A, Galicier L, et al. Prospective study of rituximab in chemotherapy-dependent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ssociated multicentric Castleman’s disease: ANRS 117 CastlemaB Trial. J Clin Oncol 2007;25:3350-3356.
49. Bower M. How I treat HIV-associated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Blood 2010;116:4415-4421.
50. Uldrick TS, Polizzotto MN, Aleman K, et al. Rituximab plus liposomal doxorubicin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with KSHV-associated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Blood 2014;124:3544-3552.
51. Uldrick TS, Polizzotto MN, Aleman K, et al. High-dose zidovudine plus valganciclovir for Kaposi sarcoma herpesvirus-associated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a pilot study of virus-activated cytotoxic therapy. Blood 2011;117:6977-6986.
52. Uldrick TS, Wang V, O’Mahony D, et al. An interleukin-6-related systemic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patients co-infected with Kaposi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and HIV but without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Clin Infect Dis 2010;51:350-358.
53. Delecluse HJ, Anagnostopoulos I, Dallenbach F, et al. Plasmablastic lymphomas of the oral cavity: a new entity associated with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Blood 1997;89:1413-1420.
54. Uldrick TS, Little RF. How I treat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in patients infected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Blood 2015;125:1226-1235.
55. MacMahon EM, Glass JD, Hayward SD, et al. Epstein-Barr virus in AIDS-related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Lancet 1991;338:969-973.
56. Valera A, Balagué O, Colomo L, et al. IG/MYC rearrangements are the main cytogenetic alteration in plasmablastic lymphomas. Am J Surg Pathol 2010;34:1686-1694.
57. Hwang JP, Granwehr BP, Torres HA, et al. HIV testing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at the initiation of therapy at a large US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J Oncol Pract 2015;11:384-390.
58. Hegde U, Filie A, Little RF, et al. High incidence of occult leptomeningeal diseas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in newly diagnosed aggressive B-cell lymphomas at risk fo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volvement: the role of flow cytometry versus cytology. Blood 2005;105:496-502.
59. Antinori A, De Rossi G, Ammassari A, et al. Value of combined approach with thallium-201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Epstein-Barr virus DNA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in CSF for the diagnosis of AIDS-related primary CNS lymphoma. J Clin Oncol 1999;17:554-560.
60. Dunleavy K, Little RF, Pittaluga S, et al. The role of tumor histogenesis, FDG-PET, and short-course EPOCH with dose-dense rituximab (SC-EPOCH-RR) in HIV-associated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Blood 2010;115:3017-3024.
61. Dunleavy K, Pittaluga S, Shovlin M, et al. Low-intensity therapy in adults with Burkitt’s lymphoma. N Engl J Med 2013;369:1915-1925.
62. Coutinho R, Pria AD, Gandhi S, et al. HIV status does not impair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treated with R-CHOP in the cART era. AIDS 2014;28:689-697.
63. Montoto S, Shaw K, Okosun J, et al. HIV status does not influence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using doxorubicin, bleomycin, vinblastine, and dacarbazine in the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era. J Clin Oncol 2012;30:4111-4116.
64. Barta SK, Xue X, Wang D, et al. Treatment factors affecting outcomes in HIV-associated non-Hodgkin lymphomas: a pooled analysis of 1546 patients. Blood 2013;122:3251-3262.
65. Alvarnas JC, Le Rademacher J, Wang Y, et al. 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HIV-related lymphoma: results of the BMT CTN 0803/AMC 071 trial. Blood 2016;128:1050-1058.
66. Uldrick TS, Pipkin S, Scheer S, Hessol NA.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among patients with AIDS-related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AIDS 2014;28:397-405.
67. Noy A, Lensing SY, Moore PC, et al. Plasmablastic lymphoma is treatable in the HAART era: a 10 year retrospective by the AIDS Malignancy Consortium. Leuk Lymphoma 2016;57:1731-1734.
68. Goncalves PH, Uldrick TS, Aleman K, et al. Radiation-sparing treatment of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related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with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 rituximab, and high dose methotrexate with leucovorin rescue. Presented at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lignancies in AIDS and Other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ies, Bethesda, MD, October 26–27, 2015.
69. Rudek MA, Flexner C, Ambinder RF. Use of antineoplastic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who have HIV/AIDS. Lancet Oncol 2011;12:905-912.
70. Silverberg MJ, Leyden W, Warton EM, Quesenberry CP Jr, Engels EA, Asgari MM. HIV infection status, immunodeficiency, and the incidence of non-melanoma skin cancer. J Natl Cancer Inst 2013;105:350-360.
71. Persad GC, Little RF, Grady C. Including persons with HIV infection in cancer clinical trials. J Clin Oncol 2008;26:1027-1032.
72. Beaver JA, Ison G, Pazdur R. Reevaluating eligibility criteria — balancing patient protec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oncology trials. N Engl J Med 2017;376:1504-1505.
73. Uldrick TS, Ison G, Rudek MA, et al. Modernizing clinical trial eligibility criteria: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Friends of Cancer Research HIV Working Group. J Clin Oncol 2017;35:3774-3780.
74. Picard A, Badoual C, Hourseau M, et al. Human papilloma virus prevalence in HIV patients with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IDS 2016;30:1257-1266.
75. DʼSouza G, Carey TE, William WN Jr, et al. Epidemiology of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ncer among HIV-infected patients. 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 2014;65:603-610.
76. Williams AB, Darragh TM, Vranizan K, Ochia C, Moss AR, Palefsky JM. Anal and cervical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and risk of anal and cervical epithelial abnormalities i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infected women. Obstet Gynecol 1994;83:205-211.
77. Minkoff H, Zhong Y, Burk RD, et al. Influence of adherent and effe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use on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and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i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positive women. J Infect Dis 2010;201:681-690.
78. Machalek DA, Poynten M, Jin F, et al. Anal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and associated neoplastic lesions in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ancet Oncol 2012;13:487-500.
79.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in HIV-infected adults and adolescents: human papillomavirus disease. AIDSinfo 2016 (https://aidsinfo.nih.gov/guidelines/html/4/adult-and-adolescent-oi-prevention-and-treatment-guidelines/343/hpv).
80. Denny L, Kuhn L, Hu CC, Tsai WY, Wright TC Jr. Human papillomavirus-based cervical cancer prevention: long-term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screening trial. J Natl Cancer Inst 2010;102:1557-1567.
81. Goncalves PH, Montezuma-Rusca JM, Yarchoan R, Uldrick TS. Cancer prevention in HIV-infected populations. Semin Oncol 2016;43:173-188.
82. Lowy DR, Schiller JT. Prophylactic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s. J Clin Invest 2006;116:1167-1173.
83. Wilkin T, Lee JY, Lensing SY, et al. Safety and immunogenicity of the quadrivalent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 in HIV-1-infected men. J Infect Dis 2010;202:1246-1253.
84. Casper C, Krantz E, Selke S, et al. Frequent and asymptomatic oropharyngeal shedding of human herpesvirus 8 among immunocompetent men. J Infect Dis 2007;195:30-36.
85. Butler LM, Dorsey G, Hladik W, et al. Kaposi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KSHV) seroprevalence in population-based samples of African children: evidence for at least 2 patterns of KSHV transmission. J Infect Dis 2009;200:430-438.
86. Phillips AM, Jones AG, Osmond DH, Pollack LM, Catania JA, Martin JN. Awareness of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Sex Transm Dis 2008;35:1011-1014.
87. Osmond DH, Buchbinder S, Cheng A, et al. Prevalence of Kaposi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infection in homosexual men at beginning of and during the HIV epidemic. JAMA 2002;287:221-225.
88. Hulbert A, Hooker CM, Keruly JC, et al. Prospective CT screening for lung cancer in a high-risk population: HIV-positive smokers. J Thorac Oncol 2014;9:752-759.
89.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B-cell lymphomas, version 4.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2017 (https://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pdf/b-ce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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