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原始社会大约经历了200万年的发展历史。最早一个阶段，人类结成比较松散的群团，过着以采集为主的生活。以后，随着狩猎经济的出现，产生了最初的分工，由于劳动分工以及对血缘群婚危害性的初步察觉，从而开始由近及远的限制了亲子之间和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配婚，逐步实行外婚制群婚，于是一种新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氏族出现了。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一、二十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至迟在4万年前，人类体质发展进入现代人行列时，氏族制度已形成了。
1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此后，在适宜农耕的地方出现了相对定居的村落，距今七、八千年时达到了氏族制度的繁荣阶段。距今五、六千年间，在中华大地上已形成若干部族集团，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和以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大集团都不断向四处迁徙发展，各自居地犬牙交错，彼此间经济文化不断得到交流融合。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在这5000年中，曾发生了无数次战争。铜器时代，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即从原始社会到第一个有阶级社会夏朝，经商朝、周朝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已进入了秦朝。这一阶段，在华夏土地上发生了成千上万次战争。
约4000年前，当黄帝族后裔征服众多氏族部落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了传说中先后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龙山文化的遗址展现了其时私有制业已形成，贫富分化明显，进而产生阶级对立的情景。尧舜禹禅让的军事民主制既是氏族社会的最后光环，又是部落战争向阶级暴力转化的推进器。为争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地位，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部落之间狼烟四起，征战不息。传说尧战胜十几个部落才获得民众拥戴而为“天子“，舜继位后13个部落不服，禹时有33个部落反抗，民主推选的背后充满着血与火，禅让是对武力征服的认可。战争作为私有制的产物，终于敲响了野蛮时代的丧钟，给自己赋予了文明时代的意义。
从夏朝开始，经商朝至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战争伴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完备而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约 公元前21世纪(一说前22世纪)至前14世纪，即夏朝和商朝前期，奴隶制国家处于逐步形成和初期发展阶段，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保留甚浓。争夺王权，攫取国家统治地位，成为这一阶段战争的主要内容。
禹子启废禅让，世袭为君，开创夏朝，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今河南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的夏朝，最初几十年充满着王权世袭制与部落禅让制的斗争。原定为禹继承人的伯益首先起兵攻夏启，战败被杀。早在禹时就同夏后氏争夺首领地位的有扈氏，再次起而争夺王权，与夏启率领的军队在甘之战中激烈较量。夏启攻灭有扈氏，使夏王朝的统治得到各部落首领的承认。但夏朝的统治并不稳固，及太康继位，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依靠强大武力，乘夏朝内乱、民众不满之机，夺取夏朝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继而寒浞取代后羿，欲彻底消灭夏后氏势力，攻灭斟灌氏、斟寻氏，杀太康之侄相。相的遗腹子少康得有虞氏帮助，积聚力量，隐蔽待机，以各个击破之策，攻灭寒浞，恢复夏朝统治，此即少康复国之战，亦称“少康中兴“。直至夏朝中期，统治相对稳定，夏王杼以坚甲、长矛装备军队，曾战胜强大的东夷军，攻至东海边。自夏王孔甲之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势逐渐衰微。
夏朝末期，夏王桀为转移民众反抗情绪，对外兴师，攻灭缗，致使统治出现严重危机。此时，黄河下游的商族崛起。商汤先是逐个翦除夏朝羽翼，使之陷于孤立，尔后展开具有决定意义的鸣条之战，一举击败夏军，攻灭夏朝，建立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北)。随后继续征战四方，扩展统治地区。商朝前期，经历了统治相对稳定又一度中衰的过程。其间，王位纷争不断，诸王频繁徙都，战争围绕王权争夺和征伐叛离方国部落而展开。商朝中期，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加强王权，力图进取，奴隶制王朝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
夏朝和商朝前期的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鲜明地体现着奴隶制国家的意志。自夏初产生以“六事之人“(奴隶主贵族)为骨干、“众“(平民)为基础的国家军队之后，战争不再由民众集体进行，而成为军队的专门职业。由此引起区别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作战的重大变化：作战指挥不仅表现为战前组织和战后处理，也开始贯穿于战斗进程；夺取战斗胜利，不单凭体力和勇敢，谋略意识逐步产生。商汤以离间敌国、翦夏羽翼之策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以正确选择决战时机而制胜，反映出战略思想的萌芽。由于社会生产力虽有发展而仍然低下，用青铜制造的金属兵器仅开始用于作战，仍以木、石兵器为主。从甘之战首见战车到商汤率良车70辆作战，只是车战的滥觞，尚未代替以徒步格斗为主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小，战斗时间短，作战指导受“天命观“绝对统治，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还处于低级阶段。
约公元前13世纪至前771年，即商朝后期和西周，王权不断加强，国家机器日臻完备，奴隶制走几鼎盛。为适应奴隶制发展需要的掠夺性征服战争占据主导地位，集中表现为奴隶制王朝同四周方国、部族的战争日趋频繁。
商王武丁继位后，社会经济空前发展，迎来商朝鼎盛，为进行大规模掠夺性征服战争创造了条件。武丁攻西北部族之战，包含着对土方、方，鬼方、羌方等强劲部族的一系列征伐，贯穿于武丁在位的整个时期，其中对方的作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最终取得征服或平定这些部族的胜利。武丁还出兵征伐东边的夷方、南边的荆楚、巴方、虎方等。对四周不下50余个方国、部族的战争，获取了大量的奴隶，扩大了商朝疆域，史称“武丁中兴“。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商朝内部阶级矛盾、与周边方国部族的矛盾加深。自商王朝祖甲以后，商朝开始由盛而衰。商王武乙、帝辛(纣王)全力对付东夷，展开长期战争，虽然获胜，却因此耗损国力，给周的东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进行翦除商朝羽翼的一系列战争，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周武王以乘虚捣隙的谋略，率军进攻商都，展开了古史记载中第一次大规模车战，即牧野之战。商朝600年统治因商军一朝土崩瓦解而覆灭，从此翻开西周王朝的历史篇章。
西周开国之初，面临内忧外患，实力尚存的商部族图谋复辟。周公东征，采取逐次推进、各个击破之策，平息叛乱，一扫殷商残余势力。成王、康王之世，营建东都，分封诸侯，扩建军队，制礼作乐，使西周成熔前规模的奴隶制王朝。成王出兵攻荆楚、康王命盂伯率大军攻鬼方，显示周王朝国势蒸蒸，威服四方。昭王、穆王两代，大规模对外征伐。周昭王攻荆楚之战，以丧师亡身告终；周穆王西征犬戎、南攻徐国，由是“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记》)，初露西周由盛而衰的迹象。自共王、懿王之后，国势滑坡，四周方国、部族不断侵扰，迫使西击后期诸王频频用兵。周厉王攻噩之战靠贵族亲兵获胜，反映了王室军队的衰弱。周攻狁之战历经厉王、宣王两世，虽多有胜利，亦使周王朝筋疲力尽。对外战争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周“国人“起义，震撼着奴隶制王朝。周宣王南征、北伐的“中兴“气象，不过是周王朝的落日余晖。至周幽王时，政治腐败，天灾频仍，诸侯叛离，戎狄内侵，在申、缯等诸侯及犬戎联合进攻之下，幽王兵败被杀，西周灭亡，奴隶制度开始进入衰落时期。
中国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在商朝后期和西周时代有了明显发展。由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手工业技术迅速进步，青铜兵器和战车大量用于作战，从商朝后期拥有战车300辆，到西周后期战车达3000乘之多，表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车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国家军队确立以“师“为最高建制单位，形成国君控制下的分级领导体制，并由车、步分编演变为车、步合同，使战争在日趋完善的组织形式下进行，强化了战争的正规性。车战战法脱离滥觞期的原始形态，强调保持队形严整和车队坚固，向着充分发挥车阵集团冲击力的方向发展。参战兵员的增多和战场范围的扩大，使作战指挥手段由单一而多样，至西周已使用旗、鼓、铎、铙等视听信号指挥作战。商朝后期出现正规的驿传制度，西周晚期又建立了烽燧报警，反映出保障军队行动的信息不断加强。随着人们对天道、鬼神观念开始动摇，作战指导自觉地运用谋略。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注重全局把握、审势而动、量力而行，采取军政结合、各个击破、乘隙奔袭，已包括战争准备、筹划、实施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
远古时代的战争，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催生婆，也是奴隶制社会前进的历史杠杆。战争自身的发展，产生并不断加强了以奴隶主贵族为骨干的军队，军事制度由草创而逐步形成。人们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军事学开始诞生。中国军事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在远古时代战争中确立，成为尔后数千年发展的渊源。
华夏由蒙昧步入文明的契机——涿鹿之战
相传在古老的时候，有两个部落曾大战中在中原，一方个个都是人面兽身，铜头铁额，面目狰狞，手持金刀铜斧、强弓大弩；另一方手执木棍、石斧石刀，显得有些寒碜。两军一接触，便展开肉搏厮杀，喊声震天。前者布下毒雾，瘴气沉沉；后者拨雾冲杀，可刚冲出霾雾，但见天空黄沙滚滚而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黄尘过后，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在这危急关头，后者把随军携带的虎豹熊罴统统放出冲向敌阵。手持金刀铜斧者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兽吓得魂不附体，有的被猛兽尖牙咬断了脖颈，身首异处；有的被猛兽利齿扒开了胸膛，血流满地；侥幸活下来的没命地逃窜。这就是古代传说中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的情景。
黄帝与蚩尤涿鹿(今河北省涿州)之战，为我国古代传说中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夷族集团，今河南省中部南部以及洞庭、鄱阳两湖等地的黎苗集团。那时候，人民生活以畋猎游牧为主。但渗进中原之各族，由于所在的河南平原黄土层地质较松，逐渐进入浅耕农业时代，生活日趋丰裕，因之渐成定居而发展为氏族社会。
各氏族为解夺牧地耕地以及猎取食物等，自然不免要发生争端。为解决和领导各族间的斗争，便产生了氏族中的共主(作仲裁之宗主)。炎帝神农氏、少氏、蚩尤分别为夏族、夷族、黎苗族之共主。夏黎两集团均处于今河南省中部，夏族由北而南，黎族由南而北，彼此为争夺中原平原牧场和耕地而发生战争，便又成为必然之势。
以炎帝为共主的夏族，内部团结并不坚固，各部落之间时有相互侵伐。而蚩尤之族团结似较为坚固。蚩尤鉴于夏族内部自相纷争，便率领81个兄弟氏族向炎帝发起了一场进攻性战争，在榆罔(今山东省北部)将炎帝击败，并统治夏族部分领域而自立，号称炎帝。在这威胁到夏族生死存亡的时候，夏族一个部落首领黄帝(史记卷一五帝本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初期立国于有熊(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地)，为夏族集团内之一个氏族领袖)毅然奋起，号召夏族各部落团结起来，反抗黎族蚩尤之入侵。
黎苗集团根据地在长江中游，而此地区当时已生产铜与锑，用辰砂冶铁等，因而蚩尤可以用金属制作兵器了。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称：蚩尤兄弟81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而黄帝则尚以石器为兵器。传说黄帝令挥作弓，夷侔作矢，剥木为兵。(易系辞谓：“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这表明皇帝部族当时还没有使用金属兵器。不过黄帝在使用石兵器的同时，已能驾驭牛马以及用牛马驾车作战了。从两个氏族集团使用的兵器看，各有优势。黎苗族合作金属兵器，故利于近战；而夏族主要靠石质兵器和弓剑，则利于远战。但从实战能力看，夏族远不及黎苗族。
战前，黄帝知道蚩尤部族使用铜质兵器，势力强大不易抵御，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由南方发展而来，对北方天候地形不够熟悉。黄帝针对蚩尤部族这一弱点，决定采取引敌后退的战略，即一开始与蚩尤部族接触时不作决定性战斗，将其引导到一陌生的环境里，利用天时地利条件，增加蚩尤部众生活行动之困难以削弱其实力，然后乘其陷于消极被动、战斗力衰退之际，捕捉机会再予以歼灭之。
根据这一构想，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接触(地点可能在今河南省中部)之后，黄帝即主动向北退，蚩尤部族随即跟踪追击。当时华北平原森林蔽野，双方究循何路进退已不可考。蚩尤部族进入河北平原后，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语言不通，敌情不明，以及食料饮水缺乏等，行动逐渐困难，且越深入，环境越陌生，伤亡损耗又无法补充，故精神上感受威胁亦越大。进抵河北省北部地区后，蚩尤部族因长途跋涉，极为疲劳，完全陷入消极被动，战略意志均大为衰退。反之，黄帝部族因得天时地利，则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最后黄帝于涿鹿一带地区捕捉一特殊有利之天候，即狂风大作黄沙蔽天、蚩尤部族昏迷之际，利用指南车指示方向，率领以熊、罴、狼、豹等为图滕的部族，向蚩尤部族冲击，遂一举将其击溃，蚩尤被擒杀，同时部众即告溃散，战争就此结束。
涿鹿战争之后，使华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对今天的汉族来说，则更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汉族今天占全国人口的94%，占世界人口约1/5，这不能不说与华夏的始祖皇帝的功绩有一定关系。与皇帝有关系，很重要的是起因于这一次战争。汉族本由华族发展而来，而华族是由夏族数千年同化其它民族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自涿鹿战争后，黄帝得到夏族各部落之拥戴，一时声威大振，周围其它一些小的族部也纷纷归顺黄帝，尊奉黄帝为共主。黄帝则乘战胜之余威，继续对四方大事征讨。《史记》上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当时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今山东省)及岱宗(泰山)，西对崆峒，登鸡头(崆峒、鸡头皆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南至于江，登熊湘(熊山今湖南益阳县西熊耳山；湘山在岳阳县西南)，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今河北涿鹿县西北)，可见黄帝当时之兵威，已远远超出夏族原有之领域，达到夷族及黎苗族活动之范围。但是，在此时代，各部族均以游牧为主，时有迁徙往来，尚不能称已建立起固定之国界，只是反映了黄帝声威远播之情形。黄帝对周围部族影响的扩大，夏族在其它氏族中的影响也随之增大。久而久之，周围许多氏族不是归顺夏族，就是被夏族同化。在夏族日益发展扩大的同时，其人口也不断增多，这就是今天汉族人口之众多的重要渊源。
涿鹿战争之后，方圆数百数千里慑于皇帝威严，各宗族安分守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样就使得中原及其四方趋于安定。因而各宗族活动的地域便相对固定下来。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使得氏族成员由游猎为生逐步转向稼穑为生。从稼穑为生中，使人们逐步懂得了劳动创造的意义，体会到了劳动创造的好处和快乐，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考古学证明，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了很大进步，农业方面出现了一批新的翻耕工具和收割工具。作物种类增多了，黄河流域以粟、黎为主，并出现了稻、麦、高梁；长江中下游以稻为主，还发现了花生、芝麻等作物。家畜饲养也发达起来，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在种类上更是六畜俱全了。
除农业之外，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不长的制陶业已开始使用陶轮，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水平，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至今仍难仿制。随着夏族与黎苗族的同化融合，南方的金属冶铸技术逐渐传到中原和北方，使得金属冶炼得到普遍发展。今天很多地方出土了这时的红铜或原始青铜的小件工具、饰物以及铜渣、钳锅等冶铸遗存，表明“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玉器制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长江流域已会采用琢、磨、雕、刻、镂、抛光技术，也成批制作精美的玉石礼器和饰物。稍后，黄河流域的琢玉工艺也发展了起来。另外，已出现了纺织品，黎民百姓过去是兽皮蔽体，现已有了衣服。这些标志着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建筑业已由此兴起，黎民百姓普遍修房屋以避风雨，黄帝及其它共主开始营造宫室。《白虎通》载：“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人民由穴居荒野到修建房屋定居，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变化，由此必然引起人们的家庭观念、亲缘关系、交往方式、生活习惯等发生改变。
涿鹿战争之后，黄帝还领导了各种创造发明活动，如发明舟车、文字、弓矢等。传说上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及所谓“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等等，都是对黄帝当时文化生活改进之记载。由此可见，华夏民族虽自新石器时代之初，已经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各地，但定居中原后从事各种发明创造，将人类野蛮生活推向文明时代生活实从黄帝开始。
涿鹿战争对华夏战争影响最深的还是在军事方面。由于涿鹿战争是部族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结局又是以黄帝之弱势胜了蚩尤之优势，之后黄帝又趁势收复了中原，使夏族各部落实现了团结统一。此后，又进一步征服了其它氏族部落，使黎族、夷族等与夏族结为同盟，这都与黄帝的军事才能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有极大关系，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首领虽然无法从理论上学到黄帝的用兵韬略，但从所闻所传中间接地领略到黄帝的兵法，并代代相传，这就为华夏的军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涿鹿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帝蝗军事谋略和用兵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首先，他能够正确地利用天候地形，使其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战争主动权。后来，孙子在其兵法行军篇中阐述山谷、河川、斥泽、平陆四者之战斗原则以后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史记·五帝记》)，可见黄帝这一用兵计策已被后人承袭并上升到理论而流传下来。其次，黄帝采用诱敌深入、相相歼之的战略是非常高明的。黄帝深知自己部族的战斗力不如蚩尤之黎苗族，战争一开始决战有可能失败，因而他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敌人从河南引诱到河北的涿鹿，待敌人十分疲惫之后，选择一个有利的天气和地形，才与其决战，并一举获胜。这一战略实为弱军战胜强敌的高招，被后人一直继承了下来，并被奉为弱军制胜的经典。再次，利用各种野兽协助人进行战争，也为后来动物参战开创了先河。除此之外，这次战争对之后的兵器制造以及技术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许多史书上称，涿鹿之战是中华民族在发展时期兴亡绝续之大事。
总之，涿鹿之战是华夏人民脱离原始野蛮生活而步入文明时代的一次重大转折，它不仅使本族人民首先浸沐文化之曙光，而且因夏族文化之高展远达，超越群辈，它有如晓日初升，照耀海宇，使四邻各宗族闻风向慕，为尔后华夏大地上各民族逐渐同化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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