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文化与苗族民歌
文/熊晓辉(湖南吉首大学教授)
一
吴曙光先生在其《楚民族论》一书中论证了苗、汉民族的渊源关系，他认为楚苗同源。从史料上观察，楚国是在三苗故土上建立起来的王国，楚国先民活动的足迹与三苗活动的足迹相吻合。史料上也记载，楚国的巫文化源远流长，它继承了九黎与三苗的巫教。人们传说颛顼可能是蚩尤部落的一个大巫或宗教主，在蚩尤战败后曾归附于黄帝部落。当时，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仍信奉巫教，杂拜鬼神。于是，黄帝便命颛顼逼令原九黎部落顺从黄帝的教化。嗣后，三苗延续了九黎的巫教。巫师行术，必用巫歌。
根据考证，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苗族人也是如此，苗族巫师的觋辞全凭口传，苗觋神辞种类繁多，大都用对偶句演唱，这与《楚辞》中的《九歌》极为相似。在湘西地区，学者们考察了流传下来的苗族觋神辞，发现觋神辞的内容有的是用于祭祀祖先的，如接龙、椎牛、椎猪、吃牯藏，有的是驱邪祛病的敕水咒以及盟誓洗心、旱涝求雨、择吉占人、相命等，学者们猜想，苗觋神辞可能就是《九歌》的一部分原型，因为《九歌》是屈原把楚国民间祭祀时由主祭的巫师所唱的迎神、娱神和送神等祭歌加工改编而成的。
东汉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九歌序》中道：“《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若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典，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讽谏。”后来，南宋朱熹在《楚辞辨证》中，作了明确的阐发，他说：“楚俗祭祀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区区忠君爱国之意。”
一般说来，收集民歌并不等于创作，《诗经》中的周代民歌和汉代的乐府民歌，虽经乐工或文人的修润，但基本上保持其原有的思想和风格，决不能算作某乐工、某文人的作品。在“楚辞”研究者的眼中，《楚辞》历来就被当作是修改民族歌谣的集合，是当时本地民族的宗教歌舞。
|苗族迁徙舞（图片来源于网络）
屈原与《楚辞》都是时代的产物，在《楚辞》中，诗人通过神灵形象的塑造，借神话王国中主人公的口，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个人的思想。《九歌》对民间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祭歌、巫歌进行改造，使民间祭歌中出现过的神灵完全摆脱了原始野性，寄托着诗人感情、志趣和追求。
《楚辞》与苗族民歌有着紧密联系，楚辞《离骚》用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加》是苗族一种古老的民歌，是记叙了人类起源、民族迁徙和民族发展等内容。《加》和《楚辞》中《天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天问》全篇长374句，共提出172个疑问，对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等提出疑问，全篇条理、层次非常清晰。《加》的格式同《天问》有共同点，《加》可能是《天问》的原始素材之一。
苗族先民的祭祀歌中，除祭祀祖先和对世界万物溯源外，有一些内容是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或对爱情的追求。苗族人在祭典或重大节日中，多由巫师主唱。有的称为“酒歌”，边喝酒边唱歌，或者边舞边歌。《九歌》虽是巫歌，但其内容不全是歌颂神明的，还有不少人世间的故事，既和祭神有关，又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与神之间，由既歌且舞的巫觋来沟通，这些都与现今仍盛行于苗族地区的祭祀活动相同。
《楚辞》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重视和研究。屈原出生于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秭归是屈原的老家。在远古时代，苗族是一个大族，在和禹的战争中失利后，被迫退到长江流域秭归一带，早就是苗族部落的势力范围。《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鹱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睾而天下咸服。”史籍说得很清楚，在远古时代，有一支强大的“三苗”集团活跃在荆楚占据地，即早楚文化发生地的江汉、江淮地区。换句话说，“三苗”集团是楚国核心地的先住民。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苗族民歌是《楚辞》形成的原始材料，它与《楚辞》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屈原是三苗人的后裔，三苗人是后世苗族人的祖先。
|苗族巴代雄祭祀（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
《楚辞》与苗族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苗族民歌在湘西苗族聚居地区是非常盛行的，在祭祀、集会、节日或男女求爱时，人们都喜欢演唱。根据汉语和苗语内涵中的语义关系，我们发现苗语和古代“楚语”非常接近，推测它们可能同源。“从屈原作品所采用的方言，可以窥见他曾是懂得苗语的三闾大夫。
历来的《楚辞》研究都认为，《楚辞》中采用了许多地方方言。据吴曙光的《楚民族论》载。申椒”在苗语中称“花椒”，在《楚辞》中，“申椒”就是苗语的“花椒”。又“江离”，《离骚》载：“又况揭车与江离”、“扈江离与辟芷兮’’．离与“理”、“丽”能通假，“丽”与“善”同训可通假，而“善”与“山”同音，而“山”音就是苗语称“姜”。所以，“江离”就是“姜巩引”。可见，《楚辞》中的“楚语化”名词与苗族人的苗语互通。据龙文玉、龙海清的《屈原族别初探》载，“离骚”本是楚地东部苗语，“离骚”译成汉字就是“诉说”，这样解释《离骚》更符合实际。
在《楚辞》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与苗族语言意义相似的词汇。在《方言》一书中，扬雄对楚国荆扬之鄙称呼兄为“膊”的原因未详。其实，苗语对兄的称呼就是“膊”或“包”。“荆扬之鄙”乃苗族先民曾居住过的地区，此称谓乃苗语无疑。此外，还有不少意义相同或相似的词汇，如楚方言的“革”、“耆”、''嫣”、“惕”、“戾”、''泄”、“戏”、“陂”等，与苗语的音义十分相似。再者，刘自齐先生认为，如今有些生僻古汉字大都是楚语，而今天的苗语能悟得懂，所以他命名为“苗语古汉语互通词”。
“迩”，苗语称“近”；《广韵》注：“迩，儿氏切”；《说文》注：“迩，近也”。又如“羡”，苗语称“余数”、“剩下”；《集韵》注“羡，延面切，音衍”。《广韵》注：“羡，余也”，如《孟子·文滕公下》：“以羡补不足”。两者互通。又古汉语中“羡”文通“延”，因此，苗语称“剩余”，又当与古汉语“延”互通。苗族民歌无疑对《楚辞》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楚辞》中的《九歌》、《招魂》等篇章，明显受到苗巫影响。
可以肯定，《楚辞》是从苗族原始歌舞中吸取营养的，如果脱离了这个条件，《楚辞》决不会产生幻丽奇崛的艺术风格。苗族民歌从内容上观察，十分丰富，大凡天地日月与山川河流的形成，万物起源，渔猎生活与原始农业文明的出现，人类的繁衍与氏族、部族、民族的演进，母系社会的瓦解与父系社会的确立和发展，部族间的战争与迁徙，阶级的对立与道德伦理的规范，苗族社会内部矛盾加剧与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苗巫文化习俗的产生及宗教祭典的创立，以及人们对于宇宙世界自人类童年以来的种种解释等等，无不包罗其中。
根据苗族学者石启贵记录的一些苗歌，我们仿佛从中看到了《楚辞》的神韵，如苗族《傩神起源》的一段：
说起当日初民事哎，水有源头树有根。
男女相传于世上哎，太古天下又无人。
野蛮兽行无统系哎，天地人伦分不清。
到处都是荒凉土，四方八面没有人。
天上窝耸管世界哎，地下禾璧创乾坤。
二人都是神明子，法术几有一般能。
一在天来一在地，怀恨不睦果是真。
禾璧是苗名和姓，窝耸是雷公姓名。
|苗族还傩愿（图片来源于网络）
再看《离骚》的第一部分前几句是这样描述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孝日伯庸。
摄提贞于孟瞰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从上所引的苗歌和《楚辞》中，我们发现它们都是现实理性思想和巫祭感情形式的美妙结合，无论从现存的苗歌来看，还是从《楚辞》来看，它们都保留了传统的巫术祭歌。过去，我们在研究苗歌时总认为苗歌是单纯的山歌吟唱，没有把当时的巫风文化与之联系起来，忽略了苗歌文化的丰厚背景。
苗族是一个爱唱歌的民族，苗族人有着自己一整套传统民歌。从题材上来看，苗族民歌主要有风俗习惯歌、巫歌、祭祀歌、苦歌、反歌、革命歌、解放翻身歌、新民歌、情歌、丧歌和故事歌等。反歌和革命歌，主题鲜明，战斗性强。风俗习惯歌和情歌，民族风味浓厚，流传较广。
|传统苗族苗歌为七言为一句，现编现唱。
从形式上看传统的苗歌，一般七言为一句，两句组成一联，两联为一首，俗称为七言四句体。在一定的场合，苗族人喜欢启口成歌，不加思索，但歌中叠韵叠句，有起、承、转、合，句体也会发展到六句以至十句以上。苗歌的结构分为偶句歌和奇句歌两大类，都是二句为一联，两联或两联以上为一首。那么，《楚辞》果真有苗歌结构因素吗？从民俗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似乎行不通，但从《楚辞》本身来看，它同苗歌及苗族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战国时期，楚地“信巫鬼”，巫风尤盛。湘沅一带，是苗族聚居地区，地处僻壤，祭歌、巫歌常常伴随着苗族人民的生活，是苗族人的重要生活特征。就《楚辞》中的《九歌》而言，它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有祭歌、巫歌之风。如《九歌》中的《礼魂》篇，它就是送神曲，由女巫领唱领舞，众多青年男女伴唱伴舞。在《礼魂》中，人们唱道：“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娉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九歌》是以巫为歌舞主角，《招魂》、《大招》都是用巫术来招致人的魂鬼，是巫者的歌，这些无疑和苗族的傩歌十分相似。苗族的傩歌是苗族还傩愿所唱的歌。在还傩愿时，苗族人敬傩神（苗语称内奴马奴），每逢秋冬敬拜，他们主要是请老司还愿酬神。以上我们考察《楚辞》中的苗歌结构因素，主要是想找出《楚辞》中苗歌存在的例证。
在过去的研究中，部分民族学家称：“屈原本属苗姓，是苗族血统后代”。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学术界至今还在争论，但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南方少数民族民歌，从此断定，《楚辞》中肯定有苗歌因素。南方的民歌，有《越人歌》、《孺子歌》、《接舆歌》，更有《苗歌》，它们都是《楚辞》的先声。据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载：“故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例如这首南方民歌《越人歌》：“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这是用当时楚国语言译成的《越人歌》，其诗的句式是典型的《楚辞》体。又如这首祭祖先的苗歌：“一家大小，一族老少。敬奉一家祖辈，敬奉一族祖宗。日久未得热茶，时久没得热饭……”这首歌是典型的苗歌，它经过了汉语翻译，第一句句尾有一个叹词“哎”，而且每隔一句都用一个“哎”，正与《离骚》中旬尾用一个。兮”字的句式相同。
如上所述，《楚辞》明显留有苗族民歌的痕迹，苗族民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楚辞》形体。从苗族民歌的形式或内容上看，它产生于《楚辞》之前，可它却与《楚辞》有一种直接的亲缘关系。
三
《楚辞》是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它反映着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屈原生活在蛮荒的南国，在“世溷浊而不分”、“世溷浊莫吾知”、“变白为黑，倒上为下”、。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的特定环境中，他强烈期望对美丑、善恶、真伪进行辨别，所以他在《楚辞》中反复强调“祭证”。
《天问》是屈原创作的又一首长诗，它借鉴了原始的推源史诗、赛诗盘歌、破谜猜题、卜筮贞问等民俗、宗教、艺术中的句法的表现形式，月370多句，1500余字，大都是四言句，两句或四句一组。这一点同苗族的民歌十分相似。苗族民歌平时常用的多为二句体和四句体的结构，一般以四言、五言、七言为一句，两句组成一联，两联为一首。就内容而言，《天问》无不与当时楚国民俗、民风相关，根据王逸的《楚辞章句·天问序》记载，《天问》是屈原在流放中看到楚先王庙和公卿堂里的壁画受到激发而创作的。从《天问》中可看出，屈原《楚辞》中所表现的审美认识的方法论与这种先秦理性精神密切相关。
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但、羌、淬、蹇、佗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湘、沅、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在《楚辞》中，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层面，留有楚文化与苗歌交流的痕迹，同时也反映着诗人创作思想和创作个性。屈原创立了以辞赋或骚体为代表的“浪漫文学”流派，在其辞赋中，人们不难发现楚民与苗民相同的伦理道德和生活习俗，它们代表着诗人所处时代的哲学、政治、美学、艺术等潮流，辞赋中所表达的楚国文化“巫风”在苗族民歌中比比皆是。有关楚国文化的“巫风”题材，苗族人从古至今仍在传承着这一文化形式，并深入到了生活、艺术等每一个角落。苗族不仅是“巫风文化”的客体接受者，而且是其文化的主体操纵者，从而证明了楚苗的民族心理，也证明了楚苗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无论在《楚辞》中还是在苗族民歌中，我们所见到的“巫”与苗族人今天信奉的鬼神教基本是一致的。陈守元在《重庆师范学院学报》上撰文道：“屈原《楚辞》所反映出的艺术个性和美学特性，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始终一贯以至生死不渝地坚持真善美对假丑恶的斗争。”这一点说明了屈原的浪漫主义不但以他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而且紧紧地跟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在屈原时代，楚国传统文化是巫觋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
屈原作《离骚》、《九歌》，其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楚国方言，他们对民间流行的曲调进行修改，变成了新诗篇。显然，《楚辞》中苗族民歌的因素颇多，它同苗族人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楚辞》不单是对苗族民歌的记载，还是屈原继承和发展南方民歌的艺术创作的结晶。屈原虽然利用了民歌提供的因素创作’了《楚辞》，但并非就可以把《楚辞》看成是“民歌集”。一因为《楚辞》中那深厚的内容、动人的形象、宏伟的结构，都是他不凡的创造，《楚辞》是诗人灵与肉的体验，是诗人内心迸发出的壮丽诗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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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封面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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