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朝江
三苗或三苗国，是苗族继九黎之后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九黎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三苗活动在长江中下游。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民族心史记载和学人考证，逐鹿中原，涿鹿大战，九黎部族惨败，其首领蚩尤被擒杀，九黎一部分融入了黄帝族，一部分向南方迁移，来到了长江流域，这里北是云梦大泽，南有三湘两湖，九黎后裔充分发挥良渚文化和文明之能，把稻谷农业的生产技术与治水经验带给这片土地。一面从事农耕生产，饲养畜牧；一面把蚩尤遗下的五兵，刀、剑、弓、戟、大弩，随时讲习，以保护族群自身安全。
在经过几百年的生产发展后，至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强盛了起来，建立起历史上著名的强大部落联盟或国家，这就是“三苗”或“三苗国”。“三苗”是苗族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三苗”以苗族族群为主体，也包涵有其他一些小的部落族群。
史籍《尚书》、《史记》、《帝王世纪》、《吕世春秋》、《孟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礼记》、《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孙卿子》、《随巢子》、《盐田论》、《说苑》、《通鉴外史》等上百种历史文献，对三苗或三苗国都有记载。
一、史籍记载三苗为九黎之后
中国史籍记载和学人考证，三苗为九黎之后、九黎之裔。
《尚书·吕刑》载：“三苗，九黎之后。”郑玄注：“苗民，谓九黎之裔也”韦昭曰：“三苗，九黎之后，高辛氏衰，三苗为乱。”
《礼记·缁衣正义》：“苗民，谓九黎之君也……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伐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
《尚书·大禹谟》：“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谓尧初诛三苗。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谓舜君摄之时，投窜之也。舜典又云庶积咸熙，分北三苗，谓舜即位之后，往徙三苗也。今复不率命，命禹徂征之，是三苗之民数于王诛事。禹率众征之，犹尚逆命，即三苗是诸侯之君而谓之民者，以其顽愚，号之为民。”
郑玄曰：“苗民谓九黎之裔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窜之。后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
《国语·楚语下》：“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吴韦昭注曰：“三苗九黎之后也。”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注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又彭蠡。”
《集解》引马融云：“三苗，国名也。”
上述资料告诉我们，三苗部落源于九黎部落。三苗是九黎之后，三苗存在于尧、舜、禹时代，九黎存在于炎、黄、蚩时代，九黎为先，三苗为后。诚如梁启超在《太古三代载记》中所说：“三苗、九黎，一族两名。”
伍新福、龙伯亚在《苗族史》中大量引用史料后说：“这就更明确肯定，三苗、苗民是蚩尤九黎之后，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显然，三苗和三苗国，就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在同炎、黄部落集团争逐失败后，向南退却的成员，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域所形成的一个新的部落联盟。
徐晓光等著的《苗族习惯法研究》考证说：“九黎战败后，大伤元气。一部分成为黄帝族的俘虏，后融合于夏族；另一部分渡河南下，聚居于江淮一带，称为'三苗’、'有苗’或'苗民’”。
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也考证说：“三苗部落主要起源于九黎部落。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打败后，其余部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并建立了三苗国。”
侯哲安在《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中也考证说：“三苗是伏羲女娲之后处于南部的一支。他们在我国南方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曾加入过中原地区的华夏联盟，又与中原几个部落联盟发生过斗争。三苗经过战争失败以后，一部份成为汉族的成员，大部份流入南方各个地区，与今日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在族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李玉洁教授在《中国古史传说的英雄时代》中也说：《战国策·魏二》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赴。”这段话的意思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西戎之兵不来帮助黄帝，因为炎帝是西方发祥的部族，西戎之兵与炎帝关系密切。而当禹攻伐三苗时，东夷之民也不来帮助后禹，因为三苗与东夷部族关系太密切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华夏族在与东夷部族的斗争中，三苗总是同东夷部族在一起。这证明了东夷与三苗南蛮是同源的，这个源就是“东蒙”和“九黎”。三苗和南蛮是“东蒙”“九黎”逐鹿中原失败后南下的那一部分的后裔，东夷则是“东蒙”“九黎”未参战留在原地的那一部分的后裔，后来全部融入华夏集中去了。
针对学界有把“三苗”与“九黎”混同于一个时代，认为九黎就是三苗，三苗也就是九黎。著名的苗族史学家伍新福教授在《评论与考辨》中强调说：“从各种文献资料看，九黎是九黎，三苗是三苗，二者有联系，故又有黎苗之称。但他们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九黎在前，三苗在后，三苗是九黎部落成员的后裔在新的地域组成的新的部落集团……从史实看，它们各自确实是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代。
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是同炎、黄部落集团争逐于华北平原，遂有涿鹿之战，即蚩尤九黎与炎、黄部落同时代；而三苗兴起于尧、舜时代，是当时华夏集团在南方的劲敌，成为舜、禹屡次进行征伐的对象。蚩尤九黎既然与黄帝同时，而三四百年以后的尧、舜时才出现三苗，那么三苗又如何能与九黎同处于一个时代呢？”
由此可见，“三苗”与“九黎”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苗”是“九黎”之后，是“九黎”之裔。“九黎”与“炎黄”同时代，生活于黄河流域；“三苗”与“尧舜禹”同时代，生活于长江流域。“三苗”是“九黎”余部退至长江流域建立起来的强大部落联盟。
二、史籍记载三苗之名称
史籍多说三苗是国名。
《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三苗国”。郭璞注曰：“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山海经》云：“三苗国在赤水东”。郝懿行亦云：“三苗国”。
《尚书·孔传》载：“三苗国名”、“三苗之国”，或曰“三苗之君”、“三苗之主”。
《尚书·正义》云：“三苗诸侯之君”。
《史记·五帝本纪》马融曰：三苗“国名也”。
《博物志》云：“三苗，国名”。
《国语·周语》载：“黎苗之王”。
《战国策》注曰：“罐兜、三苗皆国名”。
《淮南子》高谚语云：“三苗国名”。许慎注：“三苗之国”。
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
也有史籍称三苗为诸侯的。
《尚书·正义》：“三苗诸侯之君”。
《史记·五帝本纪》郑玄曰：“所窜之苗为西裔诸侯者”。
《通志略·氏族》注曰：“后为侯国因民焉”。
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为诸侯”。
还有史籍称三苗系氏族名。
《尚书》载：“三苗之氏”。
《汉书·地理志》师古注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
《通志略·氏族》载：“三苗氏……”。注曰：“以名为氏……三苗”。
《路史》载：“罐兜……生三苗氏”。
《竹书纪年》曰：“有苗氏负固又服”。
《神异经》曰：“西荒之中有人焉……名为苗氏、苗民”。
从以上文献记载看，所谓国名、诸侯、氏族实际上并不矛盾。三苗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较长(贯穿于尧、舜、禹时期)，原为氏族，后来发展成为部落，进而又组成大的部落联盟。三苗可能曾加入过华夏联盟，所以三苗又被称为诸侯。至于称三苗之国，古国与今之国不同。据《说文》，“古时境内之封，郊内之都及诸侯所食邑，皆谓之国或邦。”
梁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考证说：“九黎为国名……假使九黎不是国家，哪里还会有君呢？不过史前的所谓君，却带有很浓厚的部落酋长性罢了。至于三苗，也同样是国名，而且是九黎的后身……三苗国民，一面抗战，一面垦荒。”
王光镐在《论楚国的始称国年代》中认为，一般来说，古史研究中“国”的内涵有二：一种是广义的、传统史学中惯常使用的概念。如《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夏本纪》称夏禹时“万国为治”。《帝王世纪》称“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凡此一类的国谓中，除了后来的部分逐渐跨入阶级社会大门外，当然相当程度上包括了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胞族集团甚至氏族集团在内。对此类上古时期的国属，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作的精辟论证，可确定其最近限度的标准—有完整族体、专门区划、特定名称、族内酋长的部族共同体。另外一种概念则是狭义的、特指阶级社会所派生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它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疑与前者有差质的差异。
由此可见，“三苗”称国就不足为奇了。更何况，《十三经注疏》云：“三苗之国君习蚩尤之恶……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苗君久行虐刑，民惯见乱政，习以为常。”“此灭苗民在尧之初兴，使无世位于下国。”可见，三苗之君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此时的三苗实质上已构成了最初的国家雏型或框架。
所谓三苗之三，注中《述学·内篇》释三九，即多的意思。我国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三为最神秘，三光、三才、三纲、三宝、三元、三品、三身、三世、三官大帝等等。可以推想三苗已是一个大部落联盟，包括了若干氏族部落。三苗族既称诸侯，又称国，还有三苗之君，说明三苗社会经济的程度以比较高，否则就不会谓之为“国”了。
三、史籍记载三苗之首领
三苗既谓之为“国”或部落联盟，必有其王或首领。史籍记载三苗的主要首领为罐兜。
《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罐兜之国”。
《三海经·海外南经》云：罐头国或曰罐朵国。”郭璞曰：“罐兜，尧臣”。
《尚书正义》引杜预言：“三苗亦应是诸夏之国入仕王朝者也。”
《路史》载：“罐兜……生三苗氏”。
《战国策·秦策》姚宏注本：“尧伐罐兜……”
《荀子·议兵》：“是以尧伐罐兜……”
由此可以看出，三苗集团的首领为罐兜。尧伐三苗即是罐兜。在尧的部落联盟中，罐兜可能曾代表三苗参加了联盟议事会，故又称罐兜为尧臣。还有“三苗亦应是诸夏之国入仕王朝者也。”
伍新福考证说：作为三苗集团的成员罐兜族，在苗、瑶民族中留下不少遗迹。如古代即是“苗蛮”聚居地的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原大庸县)有崇山。据记载，罐兜墓在崇山，舜放罐兜于此，死后遂葬于山上。崇山绝顶有巨垄，相传为罐兜冢。又据传说，大庸崇山还有“罐兜庙”、“罐兜鼎”等遗迹遗物。在至今仍为苗族主要聚居区的花垣县，也有崇山，明代曾于此设崇山卫。在湘西苗族中姓石的支系，苗姓叫“仡罐”，其中大石的苗姓更直接叫“罐兜”，他们奉罐兜为自己的祖神。
侯绍庄、史继中、翁家烈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说：“三苗中的另一部分，在首领罐兜的率领下，被放于崇山。崇山据唐杜佑《通典·州郡》，明邝露《赤雅》，以及清顾禹《读史方舆纪要》，在今湖南大庸县西南。”[11]
蔡盛炽在《论苗族开发川东南的贡献》中说：“1985年，彭水郁山发现有罐兜'人面鸟喙，杖翼而行’的画像砖，它证实了郁山盐丹的开发，与被放逐于崇山'以变南蛮’的罐兜部落有关。将有罐兜图像的画像砖砌成墓室，不仅证明墓主人系罐兜部落的首领，而且也证明苗族先民们由于开发了郁山盐丹而变得进步和强大了……罐兜是尚红的部落，他们流入川东南后，开釆丹砂。丹砂作为一种矿物染料，它的红色远比'染以草实’的红色鲜艳、持久。因此，川东南成为红苗的发祥地。”
也就是说，现今东部方言苗族直接认“罐兜”为祖先，与史籍记载三苗首领为罐兜，尧或舜“放罐兜于崇山” 相吻合。
此外，三苗首领还有共工说、祝融说、康回说等，笔者认为，都不足为信。但深入研究，积极探讨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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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族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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