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由贵商总会、天下贵州人活动组委会主办的“天下贵州人名家大讲堂”在贵阳博央艺术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活动邀请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作专题讲座，来自贵州文化界、新闻界、高校和企业界代表300多人聆听讲座，活动由著名文化学者、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天下贵州人活动组委会联席主席顾久主持。
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的开发与研究”的思考
——在“天下贵州人名家大讲堂”的演讲
钱理群
我今天能够在“天下贵州人名家大讲堂”讲话，感到非常荣幸。我大概也是个“天下贵州人”，虽不出生于贵州，却与贵州有深远的血缘般的关系：1960年21岁的我，大学毕业从北京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师范学校任教18年；1978年考入北大读研究生，以后又留校任教，但始终与贵州、安顺保持密切联系。用我的话说，贵州与北大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我这一生就在中国社会的顶层与底层，中央与边缘，自由流动。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4月我都封闭在北京养老院，解封后我才有机会重回贵州，主要是参加安顺市政府主持的安顺文化研究最新成果《安顺文库》首发式，我也因此对我所参与的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作了一次全面回顾与总结。我今天的讲话也就从这里开始。讲三个问题。
一、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路
我们安顺地方文化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被描写”
这是鲁迅所说的一个弱势地方、民族、文化与强势国家、民族、文化相遇时经常面对的尴尬：始终处于“被描写”、被遮蔽、被忽略、曲解的地位。于是，就有了人们熟知、见惯不怪的压在贵州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即所谓“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长期以来，我们正是被这些偏见（包括“原始”、“落后”、“迷信”）压垮了，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我们的心也麻木了，“身在黔山中，不知黔山真面目”。
2、“自己描写自己”
我们的觉醒，开始于本世纪初：2002年，我在北大退休，就回到贵州，和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等安顺朋友集体编写《贵州读本》。第一次提出，要摆脱“被描写”的状态，“自己描写自己”，“黔人与黔友一起真诚、真实地研究和书写贵州文化”，重新“发现贵州”。2003年戴明贤先生在他的《一个人的安顺》后记里，明确提出了“文化安顺”的概念。2005年贵阳学者何光渝先生正式提出了“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命题，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此前后，安顺地方文化研究与书写就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起来。主要作了三件事：一是倡导“安顺地域文化大散文”写作，先后推出了《神秀黔中》（2003年）、《黔中墨韵》（2005年）、《黔中走笔》（2006年）、《我的月光，我的太阳》（宋茨林著，2007年）等文化散文集；二是以“屯堡文化”研究为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的试点和突破，先后推出了《屯堡乡民社会》（孙兆霞等著，2004年）、《建构与生存：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朱伟华等著，2008年）两大学术专著；三是进行地方文化史料的整理，出版了《续修安顺府志辑稿》的点校本（任可澄总纂，袁本良、杜应国整理点校，2012年）。在这三大文化、学术工程的基础上，我们又于2012年提出了“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的口号，聚合安顺、贵阳两地的本土作者——涵盖1930年代至1980年代的六代地方文化爱好者与研究者，以全新的视野、观念和方法，编撰地方文化史志《安顺城记》，以完成一项地方文化研究的“集大成”的工程，进行“政府支持下的民间修史”的尝试，由贵州省文史馆主持，安顺社科联协办，并由我、戴明贤、顾久、袁本良任主编，杜应国为总纂。《安顺城记》于2020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后历时八年。
3、走向全国
《安顺城记》于2020年10月出版，11月在贵阳、安顺召开首发式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的关注，2021年4月9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对我和杜应国的采访报道《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永恒》；4月2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共同主办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聚集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记研究会等有关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青年新锐研究者，与贵州学者一起，以《安顺城记》为机缘，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安顺地方文化研究开始“走向全国”。
与会专家对《安顺城记》的学术价值与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认为，《安顺城记》“提供了一种很新的修史的眼光，让学者目光下移，关心每一个人具体的存在，让地方上的小人物也能够出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这样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学术著作在当下中国学术界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与会专家把《安顺城记》定位为一部“融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地方志”，也是一部“由小地方、小人物撑起来的'新史学’的尝试之作”，它“恢复了学科化以后的历史叙事中长久消失了的'人’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一种“现代地方志的书写范例”.还有的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里最严重的问题便是大家做的都是没有'故乡’的学问，而没有故乡就没有把自己的身心结合起来理解世界的原动力”，《安顺城记》的出版“让我们反思什么是'地方性’”，重新寻找“故乡”，它“从一种具体的地方性实践的层面上，让大家重新看到了目前学院的学术研究正面临的那些薄弱、欠缺，甚至是匮乏的地方，带来及时的学术警醒”。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教授从《史记》研究的专业角度肯定《安顺城记》是第一部“运用司马迁首创的'纪传通史体’编撰的地方志”，又“没有亦步亦趋地仿《史记》体，而有变通和创新”。《安顺城记》是“师承两司马（司马迁与司马光）的史识”，“开创了地方志修撰的一个新品种，也开始了一个新局面，在地方志发展史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的标本”。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参与《安顺城记》的研讨，带来了海外观察的视角。在他看来，《安顺城记》是“当代中国的一部奇书”，它的价值不仅是一次“以国史格局为地方修史”的“尝试”，而且在于“书写者、编者所自觉或不自觉透露的精神面貌和思维轨迹”，“字里行间”另有“来自情感，更来自思想”的“动人之处”。它与《史记》的关联，“岂仅止于形式体制的相似”，更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参与讨论的，还有年轻一代的学者与在校攻读的研究生,他们十分动情地谈到，《安顺城记》的“生命气息”，“对于当下年轻一代人的学术生存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与启发性”，“尤其是在学术越来越体制化，只能是从知识到知识的言说环境里，彻底的学院生活，不仅使年轻学人丧失了以生命、身体遭逢当代历史大变动的可能，也使得学术本身离'人’、'人情’越来越远”。
坦白地说，我在现场倾听，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与感慨。与会学者充分肯定《安顺城记》提供了“现代地方志的书写范例”，在“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都有力地证明了：小人物可以写出大历史，小地方可以作出学术大贡献。这也就意味着：贵州、安顺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由“被描写”到“自己描写自己”到“居于全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前沿地位”，这样的历史过程的意义，确实令人欣慰，应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这对于长期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位，很容易陷入自卑、无助、不作为状态的贵州、安顺的学院、民间学者，是十分重要与及时的。
或许更应该注意的，由北京大学这样的全国学术、教育中心，召开讨论边缘地区的地方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这本身就是一次学院学术与民间学术的历史性相遇。这样的学院与民间、中心与边缘，高层与底层之间的自由交流，相互补充与制约，是一种理想的学术状态，环境与结构。
二、对地方文化研究的特质、意义与价值的再认识：“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
在我们于2002年编写《贵州读本》，开始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提出了“认识脚下的土地”的命题，就反映了我们对正在经历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机的担忧。我们发现，在贵州以至全国有一种乡村往城市跑，城市往国外跑的“逃离”现象。在我们看来，一方面，这是人的权利，也是城镇化、现代化过程必然发生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却潜伏着一种思想、文化的危机：人们对于自己生长的土地的文化，越来越无知；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成了陌生人，心理、情感上一旦疏远，就一去不返了。而另一方面，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国外，虽然“生活在别处”，但由于内在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却很难真正融入所在地、所在国的社会。这边回不来，那边进不去，新一代成了“无根的人”。这就成了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离去者走上了永远的心灵的不归路，即使不离乡土，也因失去家园感而陷入生命的虚空。而这样的国民精神的危机，也会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我们编写《贵州读本》的动因和基本思路也由此而产生，在《前言》里这样写道：“期待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去关心贵州这块土地，去发现人生活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去和祖祖辈辈耕耘于这块土地的父老乡亲对话，共同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从中领悟人的生命的价值，并将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之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和生存之根：这就为自己的一生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而丰厚的底子”。
2005提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时，中国刚刚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已经意识到，“全球化是一个悖论，在消抹差别、追求统一的同时，还需要用差异性和多样性来加以支撑”。“失去了地方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必然造成灾难”，“形成单一的世界文化格局”，由此产生的“文化霸权主义”更应该引起高度警惕。这样，我们对贵州、安顺文化的关注，强调本土文化和本土建设，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就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与价值：是在全球化时代维护文化的地方性，差异性与多元化，形成对全球一体化的一种补充与制约，以达到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
应该说，我们在2002年、2005年即已发现由工业化、现代化强劲驱动的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中国与世界文化生存危机，并以我们的地方文化研究作为回应，是相当超前的。二十年后的今天，就看得更加清楚：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历史进程的加速推进，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向日趋明显，人的精神危机更为凸显；而2020年的疫情泛滥暴露的全球化危机，带来的历史大变局，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造成社会大动荡，都将维护文化差异性、多元性，追求在“大变中的不变”的生命和文化永恒性的问题凸显出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后疫情时代，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得到新的凸显。我们的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追求的三大目标：坚守文化的差异性、个别性、多元性；坚守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精神家园；坚守土地上长出来的历史、文化、生命的永恒性，引起特殊关注，就绝非偶然。
三、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再出发”的几点建议
我今天的讲话主要想和诸位讨论，在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现有基础上，如何“再出发”。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在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贵州学”，即所谓“黔学”。为实现这样的目标与任务，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对于地方性文史资料的开发（收集与梳理）为突破口。在北大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留在官方文献中，也留在民间记载里：民间的谱牒、文书、契约、碑刻、账簿、信函、日记，都是鲜活的历史资料；分布在各地的遗址遗迹，父老口中的传说，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而这些珍贵的材料，正在一天天消失”。这其实也是贵州地方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与重大挑战。正像也出席今天讲座的安顺学者杜应国先生所说，“在历朝历代的大历史叙述中，贵州几乎总是空白，更难觅踪迹”，这成了贵州学人“难言的隐痛”，“搜集、汇聚有关贵州的文献资料和历史记叙，便成为历代贵州学者持续不断的接力跑”。将挖掘地方文化史料工作作为创建“贵州学”的第一要务。杜应国建议，“要从两大方向入手”：“一是从内部深度挖掘，搜寻各种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包括笔记、日记、家谱、信函、碑刻，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必要的口述史资料和历史遗迹；二是从外部搜寻各种外地、外省、外国人士有关贵州的文字记述”。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二）、要激励更多青年人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传承”。创建“贵州学”，学术队伍的建设是根本，而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则是打基础的工作。我在北大讨论会作总结发言时，特地谈到，当下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全国高校的研究生，都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急需寻求出路。在我看来，“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一再强调的，在后疫情时代，地方文化研究在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研究中，都是一个前沿性的课题，其学术价值与意义将日益凸显，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国家正在倡导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地方乡土文化的研究，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余地和保证。何况地方文化研究一直是我国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还处于启始阶段；这个领域的研究，正大有可为。在这里，我也郑重建议，贵州的各大专学校相关院系、学科，如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文献学、艺术----等等，都可以有计划地引导大学生、研究生作贵州地方文化的研究，也可以开设相关课程，将其作为基本的学科建设。这对于学生自身的发展，以及院系、学校的发展，当然更是对贵州自身的文化建设，都具有现实的，以及长远的意义。我们倡导的“贵州学”也就真正落实了。
不可忽视的，还有社会上的潜在作者。我们在编撰《安顺城记》时就注意到，许多退休人员在身心都还健康时，就想再找点事情做，用今天养老学的观点来说，就是想“再学习，再就业”；还有不少在职的公务员，中小学教师，以至个体工商业者，普通市民，他们在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以后，也想读点书，写点东西，作点研究，说不定他们还没有放弃曾经有过的“作家梦，学者梦”。正是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对他们提出建议，地方文化研究就是一个既有价值，又便于参与的“新事业”。于是，就有了“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的号召：趁大家还有余力，不妨利用业余时间，集体编写一部《安顺城记》，记下我们身边的生活，历史，传之后代，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大事”。《安顺城记》的六代作者队伍，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充分开发社会个人资源，形成群体，以“地方文人”作为地方文化研究的基础力量，这应该也是我们《安顺城记》的一个重要经验。
（三）、最根本的，还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参与。《安顺城记》就是由贵州省文史馆主持，安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并得到贵州省委、省政府、安顺地市委、地市政府的鼎力支持，最后成为省级国家研究项目，贵州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这就在组织领导和经费上有了基本保证。在我看来，在今后推动“贵州学”的研究上，政府部门的参与、支持面还可以扩大，研究、教育、出版部门，影视、旅游部门在地方文化研究和推广上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在这方面，有许多“文章”可做。
（四）、不可忽视的，还有文化企业的市场性开发。我念兹在兹的，是《安顺城记》模式的推广，在贵州各州市都编写、出版自己的《城记》，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在政府引导之外，也需要民间的投资。此外，当下旅游事业大发展中，也急需地方文化资源的支撑，在这方面， 也有很大空间。比如编辑、出版介绍本土地方文化的旅游读本，等等。今后的地方文化研究的发展，很可能就仰赖于“政府——社会——市场”这三维空间。这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如何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地方建设资源”的问题。我想讨论两个问题。
1、地方文化研究与乡村建设
在我们看来，今天的乡村建设应该有双重任务，既要改变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又要发掘、发扬乡村文化中的“现代性资源”。这也就是地方文化研究意义与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为现代乡村建设提供“内源性资源”。
而且在今天强调乡村地方文化资源合理内核的保护与开发，更有一种迫切性。乡村建设当然要以乡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作为追求目标，但如果局限于此，忽略乡村文化建设，就有可能发生乡村地方文化被消解的危险。我在观察许多地方的乡村旅游时，就有这样的担忧：如果只顾及其市场效应，把乡村自然风景作为“消费”对象，将“青山绿水”背后的文化空洞化，就会导致乡村经济发展了，乡村文化却消解、失落的后果：这当然不是我们的追求。从这一角度看，地方文化的研究、普及和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应该是乡村建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和目标。
2、地方文化研究与乡村教育
这里，我要向诸位郑重介绍，正在贵州这块土地上进行的农村小学教育的改革实验：贵州遵义正安县格村镇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和在地的教师合作，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乡村人文教育”，并且取得初步成效，正在当地推广。他们的目标是“打破现行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重新认识农村教育的价值，走城乡教育差异化之路”。他们因此提出了“立足乡土，敬爱自然，回归人本，走向未来”的全新的教育理念，自觉追求一个全新的教育境界：“唤醒乡土之情和生命传承的本性，让农村子弟有根基，有底蕴”。
实现这样的教育理想的核心就是“重建乡村教育、以至整个中小学教育的知识体系”。这其实也是这些年教育改革中许多有识之士的一个理论共识：健全的教育知识体系，应该有两类知识：“意在求异”的“民族、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与“超越于地方、民族文化，意在求同的普同性知识”，他们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翼”，两类知识之间“不存在是非优劣之别”，“需要相互依存，交融与制约”。问题在于，中国的现实的教育只是“单一的普同性知识教育”，导致“人的发展的趋同，忽略了民族、地域和生命个体的差异性，形成畸形人格”。现在，田字格实验小学教育改革，就在教育实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将地方性乡土知识纳入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制，使普同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有效接轨，为教育的个性化打开一个空间”。就像老师们所说的那样，“乡土里的五谷蔬菜，节日节气，山川河流，民俗风情，家族祠堂，这都是极好的教学素材。孩子可以随时随处学习属于自己的文化。在祖先智慧和文化浸泡中成长的孩子，才会茁壮”。（参看钱理群：《乡土人文教育新探索——读萧诗坚：<大山里的未来学校>》）。
在我看来，遵义田字格实验小学的农村教育改革实验，给我们这里讨论的地方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将地方文化研究与乡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如何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例如《安顺城记》）进课堂，转化为教育资源.。这一次在《安顺文库》首发式上，我就建议，下一步安顺有关部门，例如安顺社科联和安顺教育局，要考虑在安顺政府的统一安排，编委会具体指导下，编选《安顺城记》的简本，使其作为校本教材，成为学校正式课程，这样我们期待的《安顺城记》代代相传的理想，才能得到真正落实，其现实与长远意义与价值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学校也要组织老师与学生不同程度地参与地方文化调查和研究，例如编写家史、家族史、村史等等。这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而这样的地方文化研究与乡村教育改革的有机结合，也应该是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
我知道，自己的以上设想与建议，都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我的本性，改不了，也不想改：我总是在不断地“做梦”。但我确实认为，后疫情时代带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大变局，将地方文化研究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凸显，使其成为时代前沿课题；而当下中国政府倡导的乡村建设，又为中国的地方文化研究，乡土文化建设，乡村教育，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背后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大有可为。我对此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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