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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文 /白保林
在我仅有的几年读书生涯中，有位老师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那年，国家实行教育改制，将小学五年教育改为六年制。因乡村小学没有教室，通过乡政府出面协调，那一届学生被安置在定仙墕乡办中学就读，刚升为六年级的哥哥于是成了乡中学的借读生。每逢放假，哥哥就从学校带回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文学杂志《山花》。
哥哥说：“《山花》杂志是一位叫耿永君的老师创办的。在全县区校园引起巨大反响，受《山花》影响，各种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遍地而出，《山花》文学社通过耿老师努力与全国十多家中学刊物建立了友好关系。耿老师是全国优秀教师，定仙墕中学教导主任，也是唯一的一位民办教师。”
听了哥哥的话我很是纳闷，不解地问：“民办教师还能当上领导，还能是全国优秀教师？”
“因为耿老师优秀”
“那为什么不给转正？”
“这个我也不懂！”
哥哥又对我说：“耿老师很有文采，有篇散文中把家乡的井路比作琴弦，把挑水的人比作琴弦上跳动的音符，那水桶发出吱儿呀儿的声音，就是琴弦上弹奏出的优美乐曲。”
我刚涉及作文，被哥哥生动的描述陶醉了，脑海里开始勾勒耿老师的形象，不由得对这位老师产生了敬慕之情。盼望自己也能早日走进定中校园。
哥哥学习很好，五年级毕业统考全乡第一，六年级毕业又以全级第二的优异成绩被三十里外的崔家湾县办中学录取。之后，我再没有过耿老师和《山花》的消息。
时隔三年，父亲也把我送进了定仙墕中学。定中校园建在山岇上，共有上下三排窑洞。等报完名安置好住宿，我迫不及待地跑到上一排对着教导主任办公室出神，等了很久也没见到耿老师。过了两天，有位同学指着耿老师说：“那位就是教导主任耿永君。”
耿老师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高大，也没有西装革履，只是看上去温文儒雅。耿老师给初三学生代语文课，并兼管学校教学事务，虽然不给我们低年级学生代课，还经常走进各年级教室与我们谈学习、谈人生；偶尔也走进我们宿舍嘘寒问暖；我们很多学生更喜欢听他在校会上那抑扬顿挫、振奋人心的演讲。
我们低年级学生私下也常议论他，有位耿老师同村学生告诉我们：“耿老师还常回十几里外的村子种地，现在已经转正了，原来还当过兵。”也有高年级学生对我们说：“耿老师的语文课丰富生动、很有情趣。”一次教育局前来听课，他拿着课本走进教室讲道：“同学们，今天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人民大会堂，一堂别开生面的语文课让同学们身临其境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听了他的叙述，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听上耿老师的语文课。
一天下午放学，同学们拿着饭碗顺着阶梯涌向上层的灶房，耿老师的宿舍里传出一曲二胡独奏《半边楼》，宛转悠扬的音律回荡在校园里，同学们停止了喧哗，似乎忘记了饥饿，陶醉在优美柔和的旋律中。
在定中就读的两年时间里，国家还没有出台贫困助学政策，我们山区很多特困生相继辍学，成绩好的学生被崔家湾中学录取，家庭优越的学生又转入县城中学。以至定中偌大的校园连六年级学生在内不足一百人。耿老师的《山花》文学社由于自筹自刊没有经济来源，也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也间断性地出过几期，每当看到帮耿老师印刷《山花》的学生从油印室出来，我很是羡慕，我的作文刊登不上《山花》，如果能参与在印刷工作中，也是值得开心快乐的。
后来，由于家境贫寒勉强念完初一，我也辍学了。退学后，哥哥教我学会了拉二胡，我模仿着耿老师那曲《半边楼》，无论怎么拉总是拉不来那股味，越拉越烦躁，最初的那份热情随之淡化了，而老师的那一曲《半边楼》仍让人回味无穷。
榆林打工期间，几位比我年龄小的同行工友告诉我，自我退学后定中又红了起来，学生一度达到三百多，又修了几排教室、宿舍。《山花》杂志又如山丹丹一样在定仙墕的山岇上灿烂争妍、引人夺目。几年后，耿老师被调往黄河岸边枣林坪中学任校长。随后又被调入绥德县教研室。听到耿老师升迁的消息我默默为他高兴。我想：“一位民办教师一步一个脚印，从乡村小学走出来，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市劳动模范”，又担任教导主任、校长、教研室主任、教育学会会长等职。可想而知他期间付出的艰辛与汗水，一路春风化雨、润泽桑梓。
工地上，因为维护需要，业主们时常拿来的一捆捆《榆林日报》中，总能发现署名耿永君的文章，每当看到“耿永君”三个字，我总由不得替老师高兴上一阵子，心里念叨着“噢，我的老师。”一直热爱文学的我，总是把老师的作品，以及文艺副刊上一些好的诗文裁剪下来，再装裱起来以便日后慢慢品读。
作者简介：白保林，男，陕西绥德人，现居榆林，油漆工，自幼因家境贫寒辍学，在社会低层始终坚持着文学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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