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年，刘秀回到南阳后为推翻王莽，兴复汉室，协同哥哥刘縯率领宗族数千人在春陵起兵。
两年后，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鄗(今河北省柏乡县)即位，十月定都于洛阳，建立了东汉王朝。此后又用十一年时间歼灭割据的四方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
公元57年，刘秀在洛阳南宫去世，由于他生前继承光大了西汉事业，用武力歼灭了群雄统一天下，史称“汉光武帝”。
云台二十八将都是跟随刘秀征战的开国元勋(云台是洛阳南宫一台名)。刘秀的儿子汉明帝为了纪念功臣，令人在云台上画了二十八位大将的像，史称云台二十八将，河南民间流传为二十八宿。
云台二十八将分别是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祐、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宫、马武、刘隆、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镡、王霸、任光、李忠、万修、邳彤、刘植。
这二十八将中，河南人有十八名，燕赵河北人有六名，陕西三名，山东一名。云台二十八将之所以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因为这些地方是刘秀早期和中期战斗过的地方。他们有一同起义的，也有从敌人阵营归降的，他们支持刘秀平定河北，能够攻必克、战必胜，统一天下。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说过：“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刘秀所以能够创中兴之业，与刘秀能够泛容爱众，重用贤士良才分不开的。
主信臣的典范——当邓禹前来投奔时，刘秀立即拜他为将军，后又授予枢机之任，使邓禹能运筹帷幄，旋展才能；吴汉、耿弇、盖延、贾复来投后，刘秀便拜他们为大司马、大将军，让其统帅重兵；刘秀曾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寇恂为他建立了一个牢固的根据地；刘秀还在俘虏中选拔了征南大将军岑彭，岑彭为他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征西大将军冯异久握重兵在外，有人诬陷他跋扈关中，野心勃勃，刘秀把信转交冯异并致书安慰，使冯异安心作战，稳定了西线战局。
主爱臣的典范——贾复的坐骑老弱，刘秀便把自己的马送予他乘；贾复与寇恂有隙，刘秀亲自和解，使二人成为生死之交；朱祐、祭遵患病，刘秀亲临床前看望，赐给章药。远方有什么珍贡,刘秀总要赐给云台二十八这些人。
臣爱主的典范——耿纯在最危难的时候弃家毁园，带领宗族老少，拉着棺材前来投奔；敌人俘去了李忠、邳彤的妻子、母女，挟二人背叛刘秀。他二人毫不动摇，还坚定地表示“事君者不得顾家”，仍跟随刘秀作战；冯异忍着饥寒把豆粥献给刘秀；铫期见刘秀轻装外出，怕不安全，便挺身挡道；逼迫车马回转。
群下感动，君臣一体，莫不自励，最终形成了以“云台二十八将”为支柱的东汉稳定政权。
刘秀自即帝位时起，就非常注意协调君臣关系，对跟着他戎马沙场，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多年，立有汗马功劳的一大批功臣，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皇权，不愿让功臣掌握大权，拥兵自重，另一方面也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为此，刘秀鉴于高祖刘邦功臣叛乱，疲于平叛的历史教训，他既没有过河拆桥，大杀功臣，也没有委以重职，而是采取了优容与制御相结合的政策，即“退功臣，进文吏”治国措施，以“以柔道行之”只给其高爵厚禄而不委以实权的办法，云台二十八将除个别人在朝参政，或做地方官外，其余大部分封给食邑，让他们去坐享清福。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告诫云台二十八将要“谦虚谨慎，毋居功自傲”。
刘秀认为这些开国元勋，战场上是英雄，但在治国安民方面，未必比得上文吏。
不过，刘秀对这些开国元勋，在每逢大事，还是与他们一起商量，听取出谋划策。如有内乱或外敌入侵，刘秀则启用能征善战的功臣前去镇压，如大司马吴汉、捕虎将军马武等几次率兵平叛，都取得了胜利。
对于比较重要的州邵及边防要塞，刘秀还是起用了有作战经验的功臣去戍守，而且对他们非常信赖，如上谷太守王霸任二十余年，杨武将军马成长期在常山、中山屯田以备北边，骠骑大将军杜茂率兵屯田晋阳、广武。正是由于这些骁勇善战的将领戍守北部边境，才使匈奴不敢南犯，保东汉一时平安。
刘秀比起他的远祖刘邦要高明的多，他这样做既避免了内战，又保证了东汉初年各项政令的贯彻与推行，使人民真正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大治。
刘秀对开国功臣的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功臣中没有一个背叛他的，而他更没有杀过一个功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古代君臣关系是上下级关系的一种经典形式，君主能否处理好与功臣的关系既是自身功业成败的关键，也是政治生态优劣的典型标志。纵观中国历史，一代又一代的国之功臣，为国家、为百姓披坚执锐、夙兴夜寐，建功立业，出现了不少君臣和谐相处、相得益彰的佳话，但也有不少功臣在功成名就之后被统治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处罚，郁郁而终。他们的事例说明：善待功臣，国之昌盛；误罚功臣，国运衰微。
在我们现实工作中，领导总是抱怨无人才可用，其实应该学一学刘秀。要豁达大度、重视人才，知人善用，放心大胆任用下属不仅要制御更要宽恕，让下属的能力尽量发挥到极致。只有如此，才能点好将、用好兵，带领企业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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