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做为全中国最大淡水湖，负有调蓄长江洪水的重要功能，同时江西又是长江流域暴雨中心之一，地貌起伏也大，因此江西始终是防汛的重点区域，而鄱阳湖更是重中之重的关键。不过一般人可能不知，鄱阳湖在古代其实是片河网纵横的富饶平原，因此早在西汉初年，便在当今鄱阳湖中的四望山区域设置鄡阳县（鄡，音敲，该县城遗址在鄱阳湖枯水期时会显露），邻近还另有彭泽、鄱阳、海昏等县，而海昏县便是著名的汉废帝刘贺被废去帝位后的封邑。
到了新莽时代，鄡阳又被更名为豫章。尔后自三国六朝以迄隋唐，鄱阳湖区域的郡县不停增置，显示开发力度的加强与人口增长。不过由于地质运动，以及时气候变暖的缘故，长江径流量变大，主泓道又南移湖口一带（今江西九江市湖口县），加上曾经能调蓄洪水的云梦大泽和彭蠡古泽逐渐消失，导致长江流水既分洪至洞庭湖，又灌至彭蠡新泽，使之向南扩展，鄡阳平原慢慢被淹没，最后终在唐代形成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水域一度广至6千平方公里。到了宋代，“鄱阳湖”之名才首度出现在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里。
尽管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以为该湖“自隋以前概谓之彭蠡，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兼有鄱阳之称”，误以为鄱阳湖等同彭蠡古泽以及估错命名时间，但其实鄱阳湖之称在宋朝才渐渐固定下来。南宋《舆地纪胜》还专有鄱阳湖的条目，形容“湖中有鄱阳山，故名鄱阳湖”。尔后随着日月推移，鄱阳湖的名号愈为大众熟悉，彭蠡泽的旧名与位置演变反而不太为人所知。
尽管鄱阳湖的形成淹没不少人类曾栖居的城镇，但广袤的湖面与肥腴沙土，仍不断吸引百姓前往渔捞垦荒，经济活动因而日渐发达。但与此同时，人类为了垦田而修堤围田，令本该调节水量的鄱阳湖水位被抬高、容积减少，反而增加大洪水的爆发机率。接着又陷入修堤围田─刺激洪水─固堤围田的恶性循环。根据《江西省水利志》的统计，原本在东晋至北宋间，鄱阳湖区有记载的水灾年份仅有23次；但两宋年间，水灾年陡升为67次，约4.64年就发生一次水灾。而南宋至元末不到百年的时光，水灾频率增为3.23年一次；明朝则有167次水灾年，频率约1.67年一次；清朝水灾年更暴增为227次。
这种频繁的洪涝水患，让江西虽富产粮米鱼虾，以及提供中央王朝充裕的渔课粮税，但百姓也不时因惨重灾情沦为灾民。譬如明万历十五年（1587），“南昌府所居地方今岁春夏霪雨连绵，民乡早稻尽将淹没，至秋又值亢阳，复布晚禾尽行枯稿，灾民毫无所望，惟朝夕在河港取鱼，苟延性命”，稻田被淹没、颗粒无收的灾民只能在江水里捕鱼续命，十分悲惨。
还有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荃（1824─1890年）也曾于光绪十年（1884），奏报江苏、安徽与江西“雨泽过多，水势盛涨，圩田堤岸，多有被淹”，尤其是江西境内“芜湖、铜陵、德安、彭泽、鄱阳等县，被水较重”，位处长江下游的南京瓜洲更是岌岌可危，汹涌江潮非但威胁数万民田的堤防，连“火药局及瓜洲镇游击衙门，亦均逼近”。对此，曾国荃除了“饬令督率弁兵，严加防范，遇有险工，立即抢救”、还有“准各州县动用仓谷，量为抚恤，核实散放，毋遗毋滥”之外，也只能“率文武设坛，虔诚祈祷”，凸显现代科学与技术不足的清朝，在危殆之际也只能仰赖鬼神的无奈。
民国时期，由于连年内战，中央权威长期不振，再加上日本侵华，造成各地水旱灾情比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江西更是如此。后来，随着多次大规模围垦运动，江西洪涝的强度与损失反而更大。鄱阳湖面积原本在1953年尚有5,050平方公里，1976年只剩约3,754平方公里，缩小幅度超过四分之一，整个长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也急遽缩减，狂热的围湖造田也致使河水含沙量大增。这导致湖泊原有的蓄泄功能被打击，特大水灾因而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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