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刘备建立占据荆、益等地，建立蜀汉政权。先主刘备死后，蜀汉后主刘禅承祚，从建兴元年(223年)到景耀六年(263年)，共在位四十一年，大赦十三次，这些大赦对蜀汉的政局具有深远的影响。
大赦天下，始作俑者是秦二世。当年陈涉起义军派遣周章等兵数十万人逼近长安，于是秦二世听从少府章邯的建议，特赦郦山囚犯而组成军队击退敌人。
蜀汉在政权建立之初，先主刘备时代、丞相诸葛亮对待大赦的使用态度是慎之又慎，先主刘备在得到荆益，进位汉中王时期，很少颁布赦免法令，诸葛亮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赦不妄下”。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先主刘备与东吴大都督陆逊在猇亭大战，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大败，次年，刘备病逝于永安，五月，十七岁的太子刘禅继位，是为后主。
后主在位的四十一年间，对外秉承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宗旨，频繁发动对魏国的北伐战争，对内经济上发展军屯、水利、锦官、盐铁等，这些军事经济政策一方面给蜀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本地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人民的压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诸葛亮主政时代，由于诸葛亮本人卓越的政治才能，尚能治理比较平稳。
蜀国的大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诸葛亮主政的建兴元年五月(223年)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十年不赦的现象；第二阶段是蒋琬和费祎主政的建兴十二年(235年)到延熙十四年(246年)，这一阶段虽颁布了几次大赦，但从时间上看，并没有出现乱政的情况；第三阶段是黄皓主政的延熙十四年(247年)到景耀六年(263年)，这一阶段共经历了十八年，但却颁布了八次大赦，比前两个阶段共二十三年的总和还多近一倍。
后主刘禅的十三次大赦中，三次改元元年都实行了大赦，建兴元年的大赦由于践阼、改元，延熙元年的大赦是由于立后、改元和建储，景耀元年的大赦是由于改元和祥瑞，这三次大赦都是有旧制可循。建兴十二年的大赦是由于诸葛亮病逝，魏延和杨仪争权的内乱，推测此次大赦是招揽那些被裹挟作乱的魏延的旧部，目的是防止兵力的流失和避免重蹈王允没有赦免西凉军而造成的李傕郭汜之乱的覆辙。其余大赦原因大致相同，有的是为了北伐做的军事动员，补充军队和后勤，有的是拉拢敌军将领，还有的是欢庆得胜凯旋，由于陈寿《三国志》具有失之在略的特点，加之蜀汉史料较少，这些大赦都没有找到真正名正言顺的原因。
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开府治事，只实行建兴元年践阼这一次大赦，大赦对于这个时期的影响可以忽略。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执政的十九年间共进行了五次大赦，这些大赦融合了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仁政，由于频繁的北伐和用兵，蜀汉国力消耗殆尽，无为而治对于蜀汉社会能够发展经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赦出牢狱中的犯人，可以增加劳动人口和兵源，缓解社会怨气，缓和社会矛盾，这对于维持政权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另外大赦对脱籍的兵民的安置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户口增加八万，人口增加四万。而且“黑户”脱籍的现象在蜀汉政权中普遍存在，大赦可以使这些脱籍的“黑户”拥有合法的身份，有利于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和农民从事生产。大赦还能够极大缓解国家内部矛盾，这对于频繁的北伐来说是一个保障。因此蒋琬、费祎被蜀人爱戴，影响深远，晋时文立，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以慰巴蜀之心。
频繁的大赦对于法制的破坏无疑是致命的。蜀汉先主刘备曾说:“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由此可见刘备对于赦宥所持的否定态度。诸葛亮崇尚法治，郭冲条亮五事其一，法正谏亮缓刑驰禁，诸葛亮批评刘璋暗弱，并强调“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同时，又能做到以身作则，马谡失街亭，为正军法，痛斩马谡，并请自贬三等为右将军，以督厥咎。他对大赦的态度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蒋琬、费祎承诸葛之成规，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壹。但是这期间反对大赦声音频发，孟光是其中的代表，他对费祎道:“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祎但顾谢却没有采纳。这是由于费祎不及亮之贤导致的政治衰败和社会矛盾加剧，因此不得不进行频繁大赦。这一饮鸩止渴的举动破坏了诸葛亮多年经营的法制，也使得豪强们无视法律，损害民众生活。
费祎死后，阉宦秉权，宦官黄皓把持朝政，政治昏暗，此时为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频繁颁布大赦，大赦次数增加由此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死循环。“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这是诸葛亮评价前益州之主刘璋之言，后主刘禅却依然步了刘璋恩赦泛滥的后尘，结果虽没有如张松等人的通敌背叛，但有作《仇国论》解散人心以媚魏并竭力劝降的谯周。全国上下离心离德，早就失去了刘备在荆州数十余万民众追随时期的人心。因此，邓艾才能以一支孤军在蜀汉尚有余力防御的情况下将之灭亡，堂堂一国之君沦为安乐公，成为后世笑柄。
蜀汉政权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后主刘禅时期吏治腐败、官员冗杂、贤能上升通道堵塞是因为君主个人能力的平庸，这种平庸才选择了相对简单便捷的大赦措施来稳定政局，因此常璩用“非中兴之器”来总结后主刘禅。这是蜀汉政权覆灭的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蜀汉政局逐渐混乱，最终蜀汉灭亡，王图霸业成为黄粱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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