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离现在很近，民国人的生活习惯离现在很远，特别是民国白领的生活习惯，跟现代白领简直完全不一样。
现代白领很忙，996的生活状态，大部分时间都花到工作上了，晚上回家，没时间收拾家务，就是有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迫不得已，会雇一保姆。嫌保姆开销大，就请钟点工。等有了孩子，保姆更是不得不雇，钟点工更是不得不请。当然，也有一些人为了省钱，会把父母从老家接来，让父母做饭、洗衣、擦地板、带孩子、接送小孩上学、听老婆甩闲话……这样的家庭虽说没有雇保姆，也相当于雇了保姆。
民国白领可没有这么忙。在华资公司上班，员工待遇两极分化，蓝领一天到晚做到死，一年到头没有假期，白领可就爽了，上班看报纸，下班逛窑子，平常磨洋工，月底领工资，工作效率相当低下，工资待遇有高有低，起码累不着。如果是在外企工作，管理上会严一些，节奏上会快一些，洋老板决不允许人浮于事、混吃等死，不过薪酬也很高，还有固定假期，除非特殊情况，星期天是绝对不会让办公室职员加班的。总而言之，那时候的白领比现在清闲。
既然工作清闲，那就有时间做家务，就没有必要雇保姆了。可是民国白领一定要雇保姆，不光雇保姆，还要雇厨子，雇车夫，雇听差，雇门房……只要经济允许，能雇多少就雇多少。假如经济不允许，至少也得雇一个保姆。身为民国白领，要是没有保姆给你服务，实在是罕见得很。
遥想当年，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他雇了保姆。郁达夫在北大当讲师，也雇了保姆。苏青的前夫在律师事务所上班，既雇了保姆，又雇了车夫。徐志摩在中华书局当编辑，既雇了保姆，又雇了车夫，还雇了厨子。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在上海外滩一家美资企业当小职员，雇了一个保姆、一个车夫、一个听差、一个女仆和一个女按摩师，五个人侍候她一个人，让她“过上了皇后般的生活”。
1922年，在北大讲过课的四川文学家吴虞说过一句话：“北大诸教授雇听差，惯例也。”北大的老师人人都雇有听差。所谓听差，俗称“碎催”，雇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譬如上街买个菜，跑腿送个信，客人来了雇主迎客，客人走了帮雇主送客，雇主出门的时候他走在前面，帮着拦一辆黄包车，如此等等杂活儿，都让听差去干。照理说，这些杂活儿都不重，也都没什么技术含量，完全不需要雇人做，教授自己随手就能解决。但是自己动手就不符合教授的派头了。
民国教授讲派头，民国白领讲派头，民国所有“上等人”都讲派头。民国大学生半数出身富贵之家（师范院校、教会学校和国民党创办的政治学校除外），绰号“学生大爷”，上个学都讲派头。北大、燕京、复旦等名校的宿舍楼均有公共听差，可供全体学生支使，讲派头的男生给女生递个情书，自己不去，派听差去；讲派头的女生去邮局投个稿子，自己不去，派听差去。听差太少，学生太多，不够支使，于是从家里自带听差和老妈子。
民国人出趟远门，车站总有一大群苦力等着，一下火车，苦力们呼啦一下子围上去，专拣穿西装、穿长衫的揽生意：“先生您把行李交给我！”“这位老爷要去哪儿？我帮您拿东西！”其实那些“先生”和“老爷”都是些小白领、小商人、大学生，手里拿的无非是铺盖卷或者公文包，比屁都轻，不值一拿，何必雇人？可是自己拎包太掉价，所以必须让苦力拿。
北洋时代，月底发工资，公务员和教授是绝对不会到单位去领钱的，都是单位派一听差挨家挨户送上门去。按照惯例，你得“赏”给听差一笔小费。如果为了节省小费，自己去单位领钱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会被人笑话，笑你没有派头。有意思的是，这些讲派头的民国人在房子上却不甚讲究。在北京当一教授，买不起房，没人笑话；在上海做一白领，跟人拼租亭子间，结婚生孩子也不搬出去，照样体体面面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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