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生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 者 按】朱东润先生(1896—1988)是我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从1952年起任教于复旦中文系，1957年到1980年担任系主任。平生著作数十种，如《读史四论》、《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陈子龙及其时代》等，皆享誉海内外学林。
六朝时代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共推刘勰、钟嵘。在他们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文学批评，没有专书，而这些批评家大多是思想家和作家、史家，很少有以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的。到刘勰、钟嵘的出现，这才起了一个全面的变化。
为什么会有他们的出现，这个当然是由于时代的成熟。虚无主义的思想内容、唯美主义的目的要求，都已经达到了极点，形式主义已经泛滥到了不可收拾的阶段，恰巧刘勰、钟嵘完全以战斗的姿态出现，新的时代就开始了。这里有客观的形势，也有主观的努力。
刘勰的父亲刘尚在南齐的时候，做过越骑校尉。刘勰本人入梁以后，曾经做过临川王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南康王记室、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但是这部有名的批评著作，则作于齐永泰元年(498)至中兴元年(501)之间。
刘勰在思想上和佛教徒保持着一定的关系。《梁书·刘勰传》称他“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叙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又称“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其后奉敕与沙门慧振于定林寺撰经，事毕，于寺变眼，改名慧地。因此可以看到刘勰的佛教思想的来源，以及它和《文心雕龙》的内在关系。
僧祐在佛教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书成于494—497年间，是一部佛教著作的书目提要，共分四个组成部分：(一)撰缘起一卷。(二)诠名录四卷。(三)总经序七卷。(四)述列传三卷。僧祐自述全书组织，曾言：
缘起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盛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从《祐录》的组织言，不失为一缜密的著作。僧祐主持其事，但是实际的工作，主要成于慧振和刘勰。刘勰《文心雕龙》的写成，事实上正是直接《祐录》而后的一部著作。
刘勰不但是接触到佛教思想，而且是接受了佛教思想的。不过在他的时候，所谓佛教思想和后来一般人所称的佛教思想有所不同。达摩至建康在梁大通元年(527)，其时刘勰已死，所以他没有接触到禅宗。禅宗未来以前，南朝人言佛，主要重在谈玄。此一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大量输入佛教经典，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清谈和玄学思想相结合，佛教的发展方向，全属于名理的，其宗教的色彩甚淡。刘勰所接触的佛教思想，属于这一个范畴。明了了这一点，那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用的某些辞汇，以及他写书时的条理细致、认识周密，一切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文心雕龙》里，我们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时序》篇，看到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在全书中非常可贵的。但是唯物主义观点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唯心主义在《文心雕龙》里的存在。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上下编各二十五篇。刘勰自己说：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一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丧贬于《才略》，怡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序志》)《序志》所称，不包括本篇，所以说“四十九篇而已”。但是下编《隐秀》已逸，实际尚存者包括《序志》在内，不过四十九篇。后人将其分为五部分：
一、绪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
二、文体论：《辨骚》至《书记》二十一篇。
三、创作论：《总术》、《附会》、《比兴》、《通变》、《定势》、《神思》、《风骨》、《情采》、《镕裁》、《章句》、《炼字》、《声律》、《丽辞》、《事类》、《养气》、《夸饰》十六篇。
四、批评论：《知音》、《才略》、《物色》、《时序》、《体性》、《程器》、《指瑕》七篇。
五、全书序言：《序志》。①
为什么会有《文心雕龙》？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从西晋开始，形式主义的理论就已经出现了，以后经过东晋、刘宋、南齐的推进，形式主义取得了压倒的优势。《文心雕龙》的出现，就是要和形式主义展开斗争。我们可以从刘勰自己的言论，看到他对于东晋以来文学的批评：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循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录，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
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詄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骚俱郑，自此阶矣。(《乐府》)
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竦古，风末气衰也。今才颕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疎矣。(《通变》)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邪？(《定势》)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责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悦，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刘勰在《才略》篇也曾说到：“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这是一种赞述，但这不是从内心出发的。总的说来，他认为南朝以来的文学是“讹势所变”、“弥近弥澹”。用现在的话说，是形式主义的泛滥，变本加厉，已经到了不能不和它展开斗争的阶段。
怎样斗争呢？刘勰必须提出一个标准来，这就是所谓复古。
复古不是回到古代的榛榛狉狉的社会去，不是回到没有文化、没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去，而是回到更朴素、更接近于自然，而不以修饰打扮为美的社会去。在中国没有和外国文学取得紧密的联系以前，古代的批评家找不到借鉴外国的出路，无法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打击形式主义的时候，他们常常采取这样的办法。所谓复古，其实是为了革新。复古是手段，革新是目的。他们的本意，只是因为对当代文学的极端不满，因此提出了复古为革新的口号。这和那些以复古为复古的人(例如明代的秦汉派)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可是也正因为他们提出复古的口号，不免引起一种误会，我们不得不加以解释。
刘勰所提的文学的标准，见于《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因为这部著作是在五世纪末作的，他对于道、圣、经的看法都和以后所谈的有所不同。
刘勰《原道》篇所说的道，只是自然存在的现象，和后人所说的“相生相养之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的道，全不相同。他说：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瑜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蝗，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纪昀指出：“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刘勰标自然以为宗是有的，他肯定了自然界错综现象的存在，也正是肯定了文辞之美的存在。所以又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他否定了宋、齐的讹滥，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否定文辞之美。
其次是《征圣》。在这一篇中，他从具体的例子，指出：
一、政化贵文。二、事迹贵文。三、修身贵文。他的结论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他从先圣的述作里，肯定了文辞之美的存在，但是他照顾到全面，唯恐肯定得太多，所以又说：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征圣》)这便再一次总结出“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第三是《宗经》，宗经便把当代的文学和古代的文学联系起来，找出一个来路。刘勰认为新的和旧的有相互的联系，新的由旧的演变而来，新的不是旧的，否定了旧的，更不是旧的重复，但是我们无法切断新、旧间的联系，没有旧的就不能产生新的，切断了新、旧间的联系，也就是摧毁了新生的力量。刘勰之所以提出“往者虽旧，余味日新”，意义就在于此。他指出后代的文辞和古代经书的关系：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寓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宗经》)在同篇里，他又指出：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最后他说：“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文心雕龙》的前三篇是全书的纲领，刘勰提出了他的复古主张，但是他的目的只是“正末归本”，是以复古为革新。他的复古提出古代和当代的关系，提出两者中间的联系。他认为宋齐间的文学，已经失去了纯朴的作风，所以肯定了文辞之美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又把它和古典著作联系起来，求得一定的制约作用。
刘勰对于形式主义者是展开斗争的，但是他对于他们的态度是有批判、有吸取的。这不能说是刘勰对于形式主义者的妥协或是让步，也不能说是他的折衷。固然，刘勰是说过的：
同之与并，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但是他的“折衷”不是没有原则的折半，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折衷。他对于形式主义者的主张，采取他们有利的因素，而不是妥协和让步。形式主义者主张声律，主张四声八病。他们一边自诩为“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一边却走上了劈褶细微的道路，成为文学新的枷锁。刘勰主张声律，但是这里是从声律的自然美立论。他说：
凡声有飞沉，响有动静，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呓也。夫呓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糺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声律》)
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笔，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同前)刘勰的言声律，是从沈约发展的，但是不同于沈约。他指出“韵”，同时也指出“和”。他说到有韵的“文”，同时更说到无韵的“笔”，而且在两者之间，作出难易的比较，这是他比沈约更进一步的。沈约说到“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逾远”，但是刘勰却在这一篇中指出“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他是说曹植、潘岳作品的调叶，掌握了自然的韵律，而陆机、左思作品的调叶，必须经过一番努力。在这一点上，刘勰的主张是和沈约不相同的。
形式主义者主张变，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要求变是对的，问题在于怎样的一种变法。是形式的变，还是内容的变？还是形式、内容同时都变？刘勰的主张是这里有个“常”，同时还有个“变”，不能理解什么是“常”，也就不能理解什么是“变”。“常”和“变”同样也有辩证的关系。他说：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疎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通变》)
其次，他指出当代的作者都向不久以前的宋代学习，他认为这样便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不能深入。没有深耕，便不能丰收，这是一定的常识。他说：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疎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踰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同前)这里他指出了来路的问题。向不久以前的作品学习，便找不到来路，因此不能深入，就变不出东西来。当然，这里不仅是时间远近的问题，还有评价高低的问题。从宋到南齐，时间虽然不久，但是比之刘向、扬雄和桓谭之间的年代，还是比较久一些。问题在于刘向、扬雄的作品，都有比较深厚的基础，而宋初的作品，正如刘勰在本篇所指，只是一个“讹而新”。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能对于学习者有所启发，而在这个基础上求变，也变不出一个什么来。
最后他提出一个通变的目标来：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同前)同样的意见，他在《风骨》篇也曾有所述及：
若夫镕冶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刘勰承认“变”的意义，但是指出承认“变”，还得承认“常”。离开了“常”而求“变”，便必然走上讹滥的道路。纪昀说：
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情采》和《风骨》两篇来看刘勰论文的主张。
从古代起，我们就提出情的意义来，所以《诗大序》说“吟咏情性以风其上”，但是随即又说：“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诗大序》是封建社会已经形成以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而说的。后来的批评家陆机指出“诗缘情以绮靡”，他说到情，但是随即又说到绮靡，无论陆机本意何若，后人就怀疑到：
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朱彝尊《与高念祖论诗书》)从这条路线发展到沈约，再发展到梁代的萧纲、萧绎，文学走向唯美主义，已经成为江河日下的趋势。刘勰生在齐梁之间，他对于情的意义，有一定的认识，同时他对于言情的流弊，也有相当的预感，所以他在《情采》篇说：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乎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从刘勰的言论里，可以看出扬雄的影响。扬雄《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刘勰认为后代是“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正是指定宋齐讹滥的道路。为什么会讹滥？他把“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严格地区别开来。有了真实的情感，这就有真的好的文学；没有真实的情感，就没有真的好的文学。
这样的情感是在怎样的范围之内呢？是不是一些儿女之情？这里当然有真实的情感，当然也能写出真的好的文学来，但是刘勰却把我们的眼界放开，所以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这里便意味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文学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刘勰这一提法包含现实主义的因素，他和《诗大序》的提法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诗大序》在《诗三百》充分提出斗争的诗篇以后，还想以“止乎礼义，先王之教也”的教条加以控制。刘勰则在缘情绮靡成为风气以后，提出“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便富于斗争的意义。
其次是《风骨》。关于这一点，最近曾引起一些争论。风骨是什么，主要还是根据刘勰自己的言论。他说：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认为风骨是相联的，但又是对立的：
风——志气——意气——思——情
骨——义——言——辞风是内在的意志，骨是外部的表现。所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所说的“风即文意，骨即文辞”，基本上应当认为是正确的，所差的是“文意”对于“意志”加以一定的限制，使人联想这个“意”只是为这篇“文”而发，而不是作者真切的认识、坚决的意志。那是内在的，尤其是坚强的。刘勰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意志是充实的存在，当裁篇的时候，在这一篇中发出新的光辉，正如掘地得水，虽然只在这个泉眼里见水，但是地下水必然是普泛的存在，所以能在这里见水，不能说地下水只存在这个泉眼里。
从《风骨》再上去，便追溯到《神思》。这是《文心雕龙》的中心所在。《雕龙》上下两编，上编以《原道》为纲，下编以《神思》为纲。因为《文心雕龙》侧重下编，所以《神思》成为全书的中心。他说：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志气和辞令是刘勰所说的风骨，再进一步，他从辞令接触到外界的物，他也从志气而追溯到内在的神。神是什么？这和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精神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刘勰的一生在唯心主义的佛教徒中生活，《文心雕龙》的写定又恰恰在《祐录》完成以后，所以他在《神思》篇的写作当中，可能带有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提起“积学以储实，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无形之中又把唯心的色彩加以冲淡。
一般地讲，都认为《时序》篇是带有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原则，在《文心雕龙》里，虽然也看到“志思蓄愤以讽其上”的提出，但刘勰只是朦胧地接触到阶级斗争的边缘，还没有他对于时代精神的认识那样清楚。《时序》篇清切地交代出时代对于文学所起的变化。
固然，我们在《宋书·谢灵运传论》看到沈约对于文学史的概括的叙述，但是为什么文学在不同的时代起了这些变化？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刘勰在《时序》就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他说：
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在文学史的大段叙述中，他对于建安风气的形成和江左诗赋的中衰，都能提出一定的认识。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侍，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稚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硅璋足用。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从今天看来，建安文学的兴起，在民间文学五言歌行的勃兴以后，诗人们在乱离的生活中，受到时代的冲击，他们有中心发出的悲哀，又有新兴文体的鼓动，因此建安时代在文学史上获得特定的地位。东晋南渡而后的诗人，都是上层的贵族地主，他们有着丰富的物质享受，加以到了晋末，南方出现了稳定的局面，他们既没有恢复中原的雄心，也没有岌岌不保的忧虑，物质享受只能消磨积极进取的壮志。这些贵族地主消沉了，他们的诗只是他们在垂死的好梦中的呻吟。“世极迍邅”是广大人民的苦难，而“辞意夷泰”是贵族地主的麻木。刘勰对于阶级的意义，虽然不够清楚，但是他对于时代的意义，是能够具体掌握的。
除了《时序》篇以外，《物色》篇的主张，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文心雕龙》提出了一套文学理论，同时也有建立一套文学标准的尝试，这是所谓三准、六观，最后归结为八体。
何谓三准？《镕裁》篇说：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毕：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质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新，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这三准是(一)情、(二)事、(三)辞。
六观的提出是比较复杂了。三准是从思想到艺术，六观便侧重艺术手法的一边。刘勰说：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是不是就是固定这六项呢？《附会》篇说：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倘使我们把《镕裁》、《附会》、《知音》三篇比对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刘勰的标准：
《镕裁》：情 事 辞
《附会》：情志 事义 辞采 宫商
《知音》：位体 事义 置辞 宫商 通变 奇正《知音》篇的位体，是否就是情和情志呢？篇中特别强调“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同样地在《体性》篇也首先指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这里看到所谓位体还是以情志为本。宫商、通变、奇正三项，都是从艺术方面出发的。
《体性》篇指出八体。他说：“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勰对于文学之美，认识到这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看来有些竟是显然相反的，但是仍不妨同是美，这正是刘勰卓越的见地。
南朝以来，有文笔之别，认为“无韵者笔，有韵者文”。刘勰在《总术》篇破去这样的主张，认为有韵无韵，同样都是文。上编自《辨骚》以下《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共十一篇为有韵，之下自《史传》以下《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共十篇为无韵。《文心雕龙》对于文体的辨别，有好多独创的见解，因为在全书中，这是比较次要的，这里不再叙述了。
当然，在刘勰这部著作里，不是没有缺点。他虽然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仍透露了他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他和宋齐以来的作者展开了斗争，固然他可以吸收敌人方面有利的成分，以丰富自己，可是不免也有问题。他所强调的“事义”，其实不是客观的事物，而只是骈体文引用的故事，这就大大贬低了事义的价值，例如：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羣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将瞻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跖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辉。刘邵《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谓理得而义要矣。(《事类》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岂不愿斯游，褊心恶J2Y301.JPG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耽而篇闇。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炼字》)附录：作者遗稿《遗远集叙录》关于本文的自述。
《论刘勰》，1961年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六讲，未付刊。
本来决定对于讲稿概不发表的，因为刘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内占有独特的地位，近十年内对于刘勰的价值，又曾经有过意外的估计，因此抽出这一讲来，提供个人的看法。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内，刘勰占有独一的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对于刘勰的估计，常常有些不可理解的所在。
三十年代，曾经有人提出要读中国文学批评，只读一部《文心雕龙》就够了，其余都无须再读。这个主张当时我就不敢赞同。因为刘勰对于文学作品及作法，提出了一些主张，但是文学作品的样色还在幼年时期，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是有了，但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五言律诗、七言律诗都还没有，唐宋文言文还没有，短篇小说是有了，但是还没有成熟，长篇小说还没有，戏曲还没有，传叙文学是有了，但是大规模的传叙还没有。至于电影剧本、儿童文学，大家都还不可能想到，那么怎么能说只读《文心雕龙》就够了呢！不过主张这个说法的人不多，还没有成为气势，因此不久也就熄灭了。
从五十年代的后期到六十年代的后期，情况又起了一个变化。他们认为刘勰是一个唯物的文学批评家，不但不是机械唯物论者，而且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他在《知音》篇所说的“事义”，就是事物，这是他的唯物辩证论的内在的铁证。主张这个论点的自北京到上海，从而漫延到全国各地和各综合大学。在专门发表这一类文章的全国性的以及各地的文学刊物中，有人初步统计，共有六百多篇，把刘勰颂扬备至，一时气焰之盛、声气之广，几乎使人没有开口的余地。
刘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是有独特地位的，正和黑格尔在哲学中的地位一样。黑格尔是唯心的哲学家，但是他的辩证法对唯物辩证法有极大的意义。刘勰是唯心的文学批评家，但是他提出“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这就有相当的唯物的意义，刘勰对于文学批评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刘勰怎样会成为唯物的批评家呢？《文心雕龙》作于498—501年间。在这部著作开始之前，他和唯心主义的佛教徒沙门僧祐同住在定林寺十数年，为他撰集定林寺经藏提要《出三藏记集》十五卷，简称《祐录》，书成于494—495年间。《文心雕龙》撰述之中，他在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就道道地地地成为一个唯心主义的僧侣。我们能说他在撰述《文心雕龙》之前和撰述《文心雕龙》之后，都是唯心，单单在撰述《文心雕龙》之中，他是唯物吗？唯心、唯物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认识，不是一件外衣，可以出门披上，进门卸下的。
但是他对于文学批评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文心雕龙》的下编，真是体大思精。上编是文体论，还可以从挚虞、李充的述作里探求他的来源；下编是创作论和批评论，真是独探骊珠，目无今古。《通变》、《定势》、《风骨》、《情采》诸篇值得我们反复玩味，每读一遍，就有一遍的收获。不过我们在读《文心雕龙》的时候，应当认清无论刘勰怎样高明，他只是五世纪末年的作者，因此他不可能不受时代的限制，无法为现代形形色色的作品制定合格的规律；同时他只是定林寺的一位僧侣，因此他不可能为无产阶级社会制定唯物辩证的文学理论。
注释：
①1960年讲义下注：“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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