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人无法改变他置身的时代，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这一点，苏轼做到了，当然，是历经了痛苦与磨难之后，一点一点地脱胎换骨的。
像苏轼这样仅次于上帝的人，在历史中果然成了绝版，徒留我们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时代里，发出千年一叹……
祝勇
祝勇，现供职故宫博物院。
出版文学作品五百万字，有《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东方出版社出版《祝勇作品系列》十二卷。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文｜祝勇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英]狄更斯《双城记》
一
我们已经习惯于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无所不在的噪声，覆盖了世界本初的声音——风声雨声、关雎鹿鸣；我们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看见蓝天，由于霾的存在，我已无法分辨白昼与黄昏，即使在中午，我的房间也需要开灯，当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颜色定位为“雨过天青云过处”，那样的颜色，也只能从旧日瓷器上寻找了；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三聚氰胺，这些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物质被“发明”出来，让我们的生存时时处于险境；更不用说各种诈骗手段加深了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场合，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钱包；面对他人的求助，大多数人都会装聋作哑，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时难分好坏，比如登月、填海造陆、武器不断升级……人们总是有很多理由，把这个时代里的勾当说成正当，把无理变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尽管上帝早就警告人类的自信不要无限膨胀，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别塔）的冲动始终没有熄灭，人们总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现。我引一段王开岭的话：“20世纪中叶后的人类，正越来越深陷此境：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可别忘了：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连作家都对我们这个时代失去了信心，文学似乎与农业文明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世界失去了最真实的声音与光泽，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层魅被撕掉了，文学也就失去了表达的对象，也失去了表达的激情。流行的网络文学已经是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对此，大多数作家都持抵抗的态度。所谓“纯文学”，除了用“纯”字来表示自身的纯度外，几乎要在市场环境中沦陷。我听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说，发表即终结，也就是说，一部精心构筑的作品发表在刊物上的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为已经没有人再去阅读文学刊物，所以对于一部作品，连骂的人都没有。还有各种各样的禁忌、雷区限制着他们的笔，让他们无法真实地表达，只能避重就轻，把他们与国外大师们放在一个平台上比较，那才是国际玩笑。
站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想起清末学人梁济与他的儿子梁漱溟的一段对话。梁漱溟年轻时是革命党，曾参加北方同盟会，参与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中；而梁济则是保皇党，对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爷俩，真是一对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济这样问自己的革命党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年轻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二
在儒家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对于孔子，理想的时代，就是已经逝去的周代，是那个时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梦见周公”“吾从周”。同理，在当代，在有些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是民国时代。他们把那个时代假想为一个由长袍旗袍、公寓电车、报馆书局、教授名流组成的中产阶级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个时代，必定如鱼得水，殊不知在那个饿殍遍野、战乱不已的时代，一个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概率恐怕更大。当然，对过往朝代的眷恋往往被当作对现实的一种谈判策略，这就另当别论了，与那个朝代本身无关。
相比之下，喜欢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宋代，几乎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很多年前有人做过“你最愿生活在哪个朝代”的网络民调，宋代位居第一。有网友说：
这个朝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在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地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点才学，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如果我喜欢辩论，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我不愁赢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禅道不行，却又偏偏乐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马光，甚至帮他抄抄《资治通鉴》；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体会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风”。
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一百年，还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从微信视频里看到台湾艺术史家蒋勋先生的一段谈话，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品位的朝代”。他说：“宋朝是中国和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分子典范。读圣贤书，所学何学？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
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辞赋酎酒，有丝弦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各门类的物质文明史，宋代都是无法绕过的环节。比如吃茶，虽然在唐代末期因陆羽的《茶经》而成为一种文化，但在宋代才成为文人品质的象征，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极，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业的蝴蝶装，到宋代才成为主要的装订形式，它取代了书籍以“卷”为单位的形态，在阅读时可以随便翻到某一页，而不必把全“卷”打开。我们今天最广泛使用的字体——宋体，也是用这个朝代命名的，这是因为在宋代，一种线条清瘦、平稳方正的字体取代了粗壮的颜氏字体，这种新体，就是“宋体字”，可见那个朝代影响之深远。更不用说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民间娱乐，都在宋代达到高峰。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籍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这个老翁，刚好六个“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后来宋徽宗有了规模更大的收藏，也编了一本书，叫“宣和博古图录”。
但这只是泛泛地说，具体到某一个人，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比如，在苏轼看来，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那是一个很差的时代。
三
我们就拿苏轼来说事儿吧。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暮春三月，当苏轼离开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故乡眉州，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准备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抵达首都汴京参加科举考试时，他心里满满的，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起初他很顺利，比如他在参加了礼部初试后，互为敌手的两位政坛大佬欧阳修和张方平居然一致推举他。时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的欧阳修甚至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还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后来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又推荐年轻的苏轼、苏辙兄弟参加皇帝主持的特别考试——制科特考，宋仁宗看了苏轼的卷子后，意气风发地回到后宫，对曹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他说的太平宰相，就是指苏轼、苏辙，可见苏轼、苏辙兄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然而即使有皇帝、宰相的赏识，仕宦生涯也绝不会一帆风顺。甚至，皇帝和宰相越是赏识，他所受到的攻讦和迫害就越多，因为那会对别人的生存构成威胁。更何况苏轼性格耿直，是一个有一说一的严守一，不会曲意迎合，这使他中枪的几率更高——才华熠熠、飘逸俊秀的苏轼，天生就是一个众矢之的。
苏轼作《潇湘竹石图（局部）》
轼的意思，是车上供人凭倚之横木，《左传》中有“凭轼而观”之语。苏洵当年给儿子起名苏轼，是希望他含蓄内敛，为他人提供倚靠。他最怕的是儿子苏轼锋芒毕露，不会藏拙，曾忧心忡忡地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而对苏辙，他却省心得多，说：“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意思是：你办事，我放心。
苏轼的政治生涯高开低走，尽管曾经担任过帝国的礼部郎中、翰林侍读学士，官居三品，但他更多的时光，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从一次陷害奔向另一次陷害，支撑他生命的家国理想被无情地封堵，让他的人生一次次陷入绝境。就在这个星光灿烂的宋朝，党争成了绞杀人性的机器，最终埋葬了这个精致耀眼的朝代。苏轼一生处在一个无物之阵中，他的对手，前仆后继，层出不穷。
四
有人说，苏轼在官场上的所有失败，都是由小人造成的。
所以，苏轼要“突围”。
然而，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并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他就是苏轼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美，但内部的溃烂，已经越来越难以掩饰。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坛社《中国的历史》称他为“伟大的改革设计师”，并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然而，在苏轼（时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眼里，他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千疮百孔。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他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付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击的是王安石这块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虽然辞去相职，心情黯然地离开朝廷，但在这场厮杀中，富弼、欧阳修、司马光这些股肱之臣，病的病，死的死。
自此，小人们在帝国政坛上可以横行无忌。
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亶、邓绾、李定等，而且，排名不分先后，因为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小人。而这一群小人，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
王安石的识人术，天下无双。
五
这浮华的世上，人心不如鬼。那个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专门跑到苏轼那里骗来了诗稿，然后从中寻找“反动言论”，向朝廷检举揭发；李定为了逃避回乡为逝去的母亲丁忧尽孝，竟然隐瞒了母亲去世的事实，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恰巧苏轼写了一首诗，歌颂弃官寻母的朱寿昌，被李定当成指桑骂槐，针对自己，准备好了小鞋，等着给苏轼穿。当然，他们如此凶狠，除了嫉妒，还有恐惧——苏轼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那样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
他们为苏轼定制的罪名是“讥讪朝政”“滥得时名”。
苏轼才华熠熠，道德完美。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朝廷上的一片“废苏”之声，让宋神宗感到无奈和无力。终于，为了维护朝廷的“安定团结”，宋神宗下令御史台查办苏轼。
苏轼是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抓的。目击者形容苏轼当时的场面时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那一年，是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历史中所说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它位于汴京城内东澄街上，与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向北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有数千乌鸦在低空中回旋，造成一种暗无天日的视觉效果，所以人们常把御史台称作乌台，以颜色命名这个机构，直截了当地指明了它的黑暗本质。“诗”，当然是指苏轼那些惹是生非的诗了。
根据苏轼后来在诗中的记述，他在御史台的监狱，实际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积不大，一伸手，就可触到它粗糙的墙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视线只能向上，遥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这是一种非人的身体虐待，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九百年后，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了大致相同的监狱。
他终于知道了大宋政坛的深浅。那深度，就是牢狱的深度。
黑暗、陡峭、寒冷。
那是他一生命运的最低点。
假如不是宋太宗定下了不得杀戮持异议大夫的法规，此时苏轼，恐怕早已身首异处了。
十二月二十八，苏轼终于在监狱里听到了朝廷的判决。
宋神宗没有舍得把他处死，而是把他贬到黄州。
保留公职，以观后效。
六
苏轼生命中的低潮，自黄州开始。11世纪，那个收留了苏轼的黄州，实际上还是一片萧索之地。这座位于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汉市仅需一个小时车程，如今早已是满眼繁华，而在当时，却十分寥落荒凉。
在那里，苏轼虽为团练副使，却没有任何实权，连工资都停发了，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苏轼虽然做了二十多年官，但如他自己所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没有多少积蓄，即使维持着最低标准的生活，苏轼带到黄州的钱款，也只用一年就消耗殆尽了。按照黄州当时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二十文钱，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文钱。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或许，从他发现黄州城东那片荒芜的山坡的那一刻，他就决计进行生产自救了。那个山坡，大约百余步长短，曾经做过营地。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里描述它：“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这个山坡，本无名字，苏轼以“东坡”命名，因为它位于城东，而他心仪的诗人白居易当年贬谪到忠州做刺史时，也居住在城东，写了《东坡种花二首》，还写了一首《步东坡》，所以，苏轼干脆把这块地，称为“东坡”。
他也从此自称“东坡居士”。
假如我们能够于公元1082年在黄州与苏轼相遇，这个男人的面容一定会让我们吃惊——他不再是20年前初入汴京的那个俊美少年，也不像三年前离开御史台监狱时那样面色憔悴苍白，此时的苏轼，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铜，两鬓皆白，像他自己词里曾说的，“尘满面，鬓如霜”。
1082年，四月初四，寒食节，苏轼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写下著名的《寒食帖》。这份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名行书墨稿，被艺术史家称为“天下行书第三”。
《寒食帖》的内容如下：
自我来黄州，
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
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
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
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
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
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
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
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
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
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
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
死灰吹不起。
面对苏轼的这幅帖时，我的心会陡然收紧，仿佛上面的每个字都在战栗，在九百多年前的那场凄风苦雨中瑟瑟发抖。这诗、这字，饱含痛感。那个“纸”字，“氏”下的“巾”字，竖笔拉得很长，仿佛音乐中突然拉长的音符，或者一声悠长的叹息。那是那个时代强加在苏轼身上的最真实的疼痛，即使经过了九百多年的时光，依然会在一瞬间把我们的内心穿透。
七
但对苏轼来说，在黄州的岁月还不算是最惨的。他的人生悲剧，深不见底。尽管在“元祐更化”中，随着当年被王安石排挤的重臣司马光等重返政坛，苏轼一度被重新起用，官升礼部郎中，获赐金带、金镀银鞍辔马，后来又先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成为帝国的三品大员，相当正部级领导，可谓扶摇直上，身入玉堂，但苏轼独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没有改。他就像李敬泽写过的伍子胥，永远没有办法让上级喜欢，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像他的小妾朝云形容的那样“一肚子不合时宜”。司马光、吕公著两位宰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尽行废除。苏轼却挺身为王安石辩护。苏轼不喜欢二元对立，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而且在政事堂上与司马光急赤白脸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气还没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
苏轼作《黄州寒食帖（局部）》
后来一直欣赏他的宋神宗、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开始疯狂打击元祐大臣，四面楚歌的苏轼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由杭州，到颍州，到定州，到英州，到惠州，最后终结在海南岛“百物皆无”的儋州，越贬越远，再贬，就贬出地球了。
但他的政治对手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他到惠州后，他从前的朋友、当时已官居相位的章惇一心想搞死他。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他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轼的死敌程训才担任广南提刑，让苏轼没有好日子过。苏轼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和继室王闰之去世后，一直照顾苏轼的侍妾朝云，就是在26岁时得瘟疫，死在惠州的。后来，已是白发老人的苏轼又被贬到更遥远的儋州，除了最小的儿子苏过陪伴，身边“百物皆无”，不要说报纸网络，连一本书都找不到，只有无边的苦寂与孤独，像茫漠的大海，与他相伴。
八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艺术家，论个人境遇，很难找出比苏轼更悲惨的。假若我替苏轼回答梁济的提问，我一定会说，他所置身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等的尴尬与荒谬中，都与苏轼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语。苏轼的文字——像前面提到的《寒食帖》，有尖锐的痛感，却没有怨气。
我不喜欢怨气重的人，具体地说，我不喜欢愤青，尤其是老愤青。年轻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事物心怀激愤，还可以理解。但人到中年以后，仍对命运愤愤不平，就显得无聊、无趣，甚至无理了。怨气重，不是表明在一个人的强大，而是在表明一个人的猥琐与虚弱。苏轼不是哀哀怨怨的受气包，不是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倘如此，他就不是我们艺术史上的那个苏轼了。他知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夜与昼、枯与荣、灭与生，是万物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因此，他决定笑纳生命中的所有阴晴悲欢、枯荣灭生。他不会像屈原那样自恋，把自己当作香草幽兰，只因自己的政治蓝图无法运行，就带着自己的才华与抱负投身冰冷的江水，纵身一跃的刹那也保持着华美的身段与造型，就像奥运会上的跳水运动员那样；他不会像魏晋名士那样装傻充愣，一副嬉皮士造型；也不会像诗仙李白那样“皇帝呼来不上船”，醉眼迷离爱谁谁，一旦不得志，随时可以挥手与朝廷说拜拜——要不他怎么叫李白呢。
假如一个人无法改变他置身的时代，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这一点，苏轼做到了，当然，是历经了痛苦与磨难之后，一点一点地脱胎换骨的。木心说：“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这话有点随便了。假如豪放那么好做，那就请木心先生做来看看。实际上，豪放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在炼狱里炼出来的，既有文火慢熬，也有强烈而持久的击打。苏轼的豪放气质，除了天性使然，更因为苦难与黑暗给了他一颗强大的内心，可以笑看大江东去，纵论世事古今。他豪放，因为他有底气，有强大的自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无论周公瑾、诸葛亮还是曹孟德，那么多的风云人物，那么多的历史烟云，都终被这东去的江水淘洗干净了。神马都是浮云，都是雪泥鸿爪——雪泥鸿爪这词，就是苏轼发明的。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画墨竹（《潇湘竹石图》），画石头（《枯木怪石图》），都是要表达他心中的高贵。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微渺、坦荡、绵长。
他的心是宽阔的，所以他爱儒，爱道，也爱佛，最终把它们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既不远离红尘，也不拼命往官场里钻。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他无论当多么小的官，他都不会丧失内心的温暖。他灭蝗，抗洪，修苏堤，救孤儿，权力所及的事，他从不错过，他甚至写了《猪肉颂》，为不知猪肉可食的黄州人发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横流的东坡肉。它的烹食要领是：五花肉的肉质瘦而不柴、肥而不腻，以肉层不脱落的部位为佳；用酒代替水烧肉，不但去除腥味，而且能使肉质酥软无比……
还是在黄州，每当日暮时分，他从东坡的农田荷锄回家，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轼都泰然自处，有时还跟着他们开玩笑。
在儋州——他的末日时光里，他还不忘调侃自己几句，说自己年纪大了，再也不能和小姑娘眉来眼去了。在他的生命里，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云起云落、月白风清。
那是一种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像海明威所说，对于一切厄运，都要“勇敢而有风度地忍受”。
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年轻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九
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多高，在上帝眼里，他终不过是一只蚂蚁。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少有人像苏轼这样深深地堕入凡尘，就像《寒食帖》里所写，“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美艳的“花”转眼之间就会堕入泥土，但纵然是泥土，也有它的价值与尊严。他的生命，一头连着最凡俗、最卑微的生活，另一头却连着最深邃、精致、典雅的精神世界。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不是那些身处华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却是置身青灯孤馆、野店鸡号中的苏轼——
词本是文人们遣兴抒怀的游戏笔墨，是流行歌曲，如林语堂所说的，“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到了苏轼手里，才真正有了文学的气象，如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
他的散文，超越了那些虚无高蹈的文章策论，它不是为朝廷、为帝王写的，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它拒绝了格式化，拒绝了宫殿语法，因而更朴素、更诚实，也更干净，它也因这份透明，而不为时空所阻，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
他的书法，既不像唐代楷书那样强调法度，拘谨理性，也不像唐代草书那样叛逆，那样张牙舞爪，而是将自己的个性挥洒得那么酣畅淋漓，无拘无束。苏轼最恨怀素、张旭，在诗里大骂他们：“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他追求历经世事风雨之后的那份从容淡定，喜欢平淡之下的暗流涌动，喜欢收束于简约中的那种张力。他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字，不是为纪念碑而写的，不见伟大的野心，却正因这份性之所至、文心剔透而伟大。
苏轼作《黄州寒食帖（局部）》
他的绘画，传到今天的，只有两幅，一幅叫“潇湘竹石图”，还有一幅，叫“枯木怪石图”，但他倡导的文人画理论，却影响了金元明清，余绪至今未断。苏轼看不起那些院体画家，认为他们少文采，没学问，因而只知照猫画虎，不见风神与性情。文人画在两汉魏晋就开始起源，但有了唐代王维，文学的气息才真正融入到绘画中，纸上万物，才活起来，与画家心气相通。至宋代，欧阳修、王安石都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在苏轼手上，文人画的理论才臻于完善。妖娆绚丽的唐代艺术，到了他们手上，立即退去了华丽的光斑，变得素朴、简洁、典雅、庄重。后来的宋代画家，把复杂多变的世界，都收容在这看似单一的墨色中，绘画由俗世的艳丽，遁入哲学式的深邃、空灵。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磨墨了，而是用墨汁代替。然而墨汁永远不可能画出宋代水墨的丰富，因为墨汁里边掺了太多的化学物质，所以它的黑色，是死掉的黑，可是在宋画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黑，而是透明。墨色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的游动。
苏轼带来了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观念革命，他因此成为北宋继苏惟演、欧阳修之后的第三位文坛领袖，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大师，也成为我的心头最爱。
十
这份美，被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画在一幅图卷里。这幅艺术史上的名画，记录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五月，苏轼在“元祐更化”中返京，与朋友们在王诜的西园举行雅集的情况——王诜不仅是当朝驸马，也是著名画家，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皇家秘藏·铭心绝品——《石渠宝笈》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特展”，展出有王诜的名作《渔村小雪图》。那次聚会，参加者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还有僧人圆通（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道士陈碧虚，共15人，加上侍姬、书童，共22人。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取名“西园雅集图”。
《西园雅集图》几乎成了中国艺术家迷恋的经典题材，仅李公麟一人，就画过团扇、手卷两种不同的本子。北宋米芾，南宋马远，元代赵孟頫（传），明代仇英、陈洪绶，清代张翎等著名画家，也都画过同题作品。其中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卷现被私人收藏，马远《西园雅集图》长卷收藏在美国纳尔逊·艾金斯博物馆，赵孟頫《西园雅集图》卷和仇英的《西园雅集图》轴分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之养心殿》第二册中，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中的场面，让我想起文艺复兴画家拉斐尔为教皇宫殿绘制的大型壁画《雅典学院》——一幅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主题的大型绘画。在这幅画上，汇集着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语法大师伊壁鸠鲁，几何学家欧几里得（一说是阿基米德），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哲学家芝诺……画家试图以这样一场集会，把欧洲历史的黄金时代永久定格。
《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
那一份光荣，丝毫不逊于古希腊的雅典学院。
美丰仪，成为当下时兴的一个热词。但真正的美丰仪，不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萧景琰，而是真实历史中的苏轼、苏辙、秦观、米芾。他们不仅有肉身之美，更兼具人格之美，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中找不见史泰龙式的肌肉男，而是将这种力量与担当收束于优雅艺术与人格中，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十一
苏轼生活的时代，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他一生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位皇帝，一茬不如一茬。叶嘉莹说：“北宋弱始自仁宗。”宋仁宗当年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对苏轼器重有加；宋英宗久慕苏轼文名，曾打算任命苏轼为翰林，因为受到宰相韩琦的阻挠，才没能实现；宋神宗也器重苏轼，却抵不过朝廷群臣的构陷而将苏轼下狱，纵然他寄望于苏轼，也犯不着为苏轼一人得罪群臣；宋哲宗贪恋女色，十四岁就想着以宫中寻找乳婢的名义给自己找女人；宋徽宗玩物玩女人，终致亡国，关于他的故事，留在后面细说。公元1101年，苏轼死在常州，距离北宋王朝的覆灭，只有25年。
他敬天，敬地，敬物，敬人，也敬自我，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将自己的思念与感伤，快乐与凄凉，将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睛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艺术里。在悲剧性的命运里，他仍不忘采集和凝望美好之物，像王开岭所写的：“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能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
我经常说，现实中的所有问题与困境，都有可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许多人并不相信，在这里，苏轼就成为从现实围困中拔地而起的一个最真实的例子。时代给他设定的困境与灾难，比我们今天面对的要复杂得多。苏轼置身在一个称得上坏的时代，却并不去幻想一个更好的时代，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时代里，也会有不好的东西。
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因此，苏轼没有怨恨过他的时代，甚至连抱怨都没有。这是因为他用不着抱怨——他根本就不在乎那是怎样的时代，更不会对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做出精心的设计与谋划。
有的艺术家必须依托一个好的时代才能生长，就像叶赛宁自杀后，高尔基感叹的：他生得太早，或者太晚了。但像苏轼这样的人是大于时代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时代都压不死他。
他给予那个时代的，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更多。
木心说:艺术家仅次于上帝。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也就是苏轼写下《寒食帖》之后的第三个春天里，宋神宗把苏轼调任到离汴京不远的汝州。他从黄州出发，顺江而下，过金陵时，他一定要去拜见一下已经辞官、在金陵城与钟山之间的半山园隐居八九年的王安石。闻听苏轼过金陵，王安石等不到苏轼前来晋谒，就已骑上小驴，去江边船上，主动去寻找苏轼了。因为作为一代文宗，王安石一直关注着远在黄州的苏轼。苏轼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让王安石深感着迷。艺术在不知不觉中，弥合着二人在政治上的巨大鸿沟。相别时，王安石发出这样的长叹：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不幸言中了。
像苏轼这样仅次于上帝的人，在历史中果然成了绝版，徒留我们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时代里，发出千年一叹。
2015年8月31日动笔于北京，
10月11日完稿于成都
10月14日—11月4日一改（重写）于北京
11月13日—15日二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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